第二天治保主任前来告诉我，姚爱华的有喜是河对岸那小子整的，他们两家已经结为亲家了，你当老师的就放心吧。让我放心？我心里苦笑，原来他们一直认为是我干的，可见世上冤案一定有千万。
姚爱花他爹到大队部开了一张堕胎证明，什么原因要堕胎我不知道，当年计划生育管得很严不让生第二胎，堕胎却需要证明。不像现在医院挂个号就行。
妇女主任和姚爱华他爹陪着姚爱华去了公社卫生院，她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着医生低声下气道：“医生啊，细娘还小，请你们轻一点”，这事情能轻吗？反正我不懂。
几十年过去了，我又回到我插队的农村看望我那时的乡下伙伴，那天来了很多人，变化太大都认不出谁和谁，经介绍才知道很多人都曾经是我的学生，看他们模样年纪比我还大，姚爱华也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小孩，原来姚爱花早就当奶奶了，世事难料，当老师的还没有孙子，学生倒有了孙女，这是后话。
时光如水，在农村十年多了，一九七九年十月份公社发来通知我可以返城了，姚校长也在前一段时间被调往县委工作，县委书记以前和他一个部队的，后来又去参加了抗美援朝，姚校长担任人事科长，
我返城后被分配到了工程队当了一名管道工。
返城以后 我曾经去姚校长家看望他，姚校长说他现在在县委大楼上班，可去可不去，不用请假，县委书记是他原来部队的老部下，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现在每个月县委还给他三条好烟，0可以报销的的。这是县委书记的特权。
姚校长的哥哥也从香港回大陆探亲，哥俩见面禁不住老泪纵横，相拥而泣，分别时还是不懂事的青葱少年，如今都两鬓斑白了，哥哥说起弟弟当年为两块大洋卖壮丁又禁不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当天哥哥请人买了鱼肉香烛，因为土地改革，爹娘的坟地早被平了，就在老房子前焚香烧纸祭奠老人，
哥哥说当年被国民党收编后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逃往台湾，哥哥随着众人逃到了台湾，在台湾做一些小生意，又跑到香港，开了一个汽车配件的公司，哥哥一辈子没结婚，也没有小孩，却又两个女人，年纪大一点的在台湾，年纪小的在香港，那时候和小女人拍一张照片给弟弟是刚和小女人好上不久。哥哥这一次回来，带来了一些金戒子和一次性打火机，还有几百张外汇券，再就是一大箱子十元大钞，那时候大陆人生活都清贫，没见过这么多钱，于是远的近的搭上一点边的亲戚纷纷前来看望哥哥，大伙都将眼光盯住箱子，哪怕上厕所，哪怕宾馆睡觉都有人看着，就生怕老头把钱分给什么人了，哥哥无奈，把箱子交给弟弟吩咐道：“宇光，这些钱都给你去处理吧，这些亲戚好多我都不认识，整天有人盯着我，就象警察看犯人似的，我没法子处理”姚校长拿了一箱子钱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给我留下十多只一次性打火机和一条外国香烟，还有几十多张外汇券，外汇券不能当钱用，不过有了外汇券可以到当地友谊商店购买市场上没有的物件，,当时那个年代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紧销商品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
下乡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很多事都渐渐淡忘了，和姚校长相处的那一段时光却时不时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如电影般的清晰。可敬可爱的姚校长。
姚校长去世已经二十几多年了，以此文怀念敬爱的姚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