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   
段渝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期刊】考古与文物   2004-03-30
   不论在古代文献还是考古学上，迄今还没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黄金制品被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于青铜时代，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的一例，要数1976年在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黄金制品，有黄金制作的“鼻饮”和齐头合缝的金耳环，与彩陶、石器、青铜器和银器共存，其年代大致与夏代同时，相当于齐家文化的后期(1)。除此而外，在中国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夏代的黄金制品。     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于商代。从地域上划分，商代的黄金制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和山西，在南方则集中发现于四川。这些出土的黄金制品，不论从它们的形制、数量或制作方法上，还是从它们的功能体系上看，都存在南北之间的系统区别，从而反映了商代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本文试对这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就教于海内外方家。一、商代黄金制品的北方诸系统     本文所说的南方和北方，是指地理学上以秦岭和淮河划线所区分的南方和北方。     中国北方地区现已发现的商代黄金制品主要如下：     1．河南郑州商城     在郑州商城发掘中，在商城东北角内侧的祭祀坑内，出土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之后是一件夔龙纹金叶饰片(2)。     2．河南安阳殷墟     1931年至1932年殷墟第四、五、六次发掘，出土黄金块2块及小片金叶(3)，黄金块出土于E16坑内，黄金叶出土位置不详。在安阳后冈的商墓中还发现少量黄金制品，如后冈大墓内发现黄金叶(4)，后冈M47二层台上也发现黄金叶(5)。在安阳侯家庄甲种Ⅰ式大型墓HPKM1001的盗坑填土中发现有黄金残片(6)。解放以前共在小屯发掘出金叶24片，最薄仅0.5毫米(7)。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171号墓出土金箔1件，厚仅0.01毫米(8)。     此外，在安阳殷墟曾发现一块重一两的金块，尚未进行制作，大概是天然金初经熔化而自然凝结者(9)。

3．河南辉县琉璃阁     在河南辉县琉璃阁141号商墓内出土金叶片，共重50克(10)。     4．河北藁城台西     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墓葬M14内发现金箔片，金箔片上压印有云雷纹，厚度不到1毫米(11)。     5．山东益都苏埠屯     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内，出土金箔14片，均极薄而均匀(12)。     6．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     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发现了一座商代中期墓葬，墓内出土一批黄金制品(13)，计有：     金臂钏2件，形制相同，系用直径0.3厘米的金条制成。两端作扇面形，相对成环，环直径12.5厘米。一件重93.7克，另一件重79.8克.

   金耳环1件，一端作喇叭形，宽2.2厘米，另一端作尖锥形，弯曲成直径1.5厘米的环形钩状，重6.8克
   金笄1件，长27.7、头宽2.9、尾宽0.9厘米，截断面呈钝三角形，重108.7克。     此外，还出土金箔残片，残存2×1厘米，无纹饰。

7．北京市昌平县雪山村     1961年在北京昌平雪山村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一副黄金耳环(14)，一端作喇叭状，另一端作O形。     8．河北卢龙县东阏各庄     1972年在河北卢龙东阏各庄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与饕餮纹鼎、乳丁纹簋共存的金臂钏，两端接头处作扇面形(15)。     9．辽宁喀左县和尚沟     1979年在辽宁喀左和尚沟墓地M1内出土2件金臂钏，两端作扇面形（图一，2）(16)，年代约为商末。     10．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永和县下辛角村、吕梁县石楼镇桃花庄     在山西石楼后兰家沟(17)、永和下辛角村(18)分别发现了与殷墟式青铜器共存的黄金耳饰5件，耳饰柄端作横S形，垂端作卷云形，柄的中部穿绿色珠（图二，2、3）。     另在吕梁县石楼镇桃花庄墓内人骨腿骨处和头骨处发现金片，还出土上有绿松石的金片8片（可能是耳环）(19)。     11．山西保德县林遮峪     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了与殷墟式青铜器共存的黄金“弓形饰”2件（图三）(20)，素面，两尖端各一穿孔，一件高11.1、宽26、厚0.5厘米，一件高13、宽29.1、厚0.5厘米，另有金丝6根。

   南山根M101内出土的金臂钏，两端也作扇面形(26)，其形制与刘家河和和尚沟所出大体相同，所不同的仅在南山根M101金钏的两端是相对接的（图一，3），而刘家河和和尚沟金钏则不合缝对接。不过由此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金臂钏显然是从魏营子类型演变而来。可见，不论在地域传递关系、形制演变关系还是时代早晚关系上，都可以说明两端扇面形金臂钏从燕山南麓向燕山以北、长城以外发展的事实，而不是相反。至于燕山以南河北卢龙东阏各庄出土的金臂钏，从其形制与刘家河所出相同，以及年代晚于刘家河等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是刘家河金臂钏向其东南方向邻近方国发展的结果。     金耳饰根据其形制可在地域和文化上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燕山以南、长城以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形金耳饰，另一个系统是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的商代方国文化的穿珠式金耳饰，两个系统的金耳饰在形制上完全不同。     黄河东岸山西石楼、永和等地出土的穿珠式金耳饰，均与殷墟式青铜器同出，表明它们是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的商王朝方国的文化遗存，可能与商代的“鬼方”有关(27)。古文献多见“鬼方”和“伐鬼方”的记载，《易·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未济九四》、《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等记载略同。高宗是殷王武丁庙号，武丁时殷王朝西伐至太行山以西地区，使商文化扩张到黄河东岸，“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28)，这一史实与该区多次发现殷墟式青铜器的现象恰相一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过，山西黄河东岸出土的穿珠式金耳饰，却绝不见于商文化和商代其他文化，表明是该区方国文化有特色的地方产物。有学者认为山西黄河东岸各地与金耳饰同出的一些青铜器具有斯基泰文化（ScythianCulture）的特征。可是斯基泰文化的形成年代，一般认为仅能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29)，远远晚于殷墟文化的年代，可见此说完全不能成立，而穿珠式金耳饰也与斯基泰文化完全没有关系。

至于燕山南麓、长城以内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和昌平雪山村出土的喇叭形金饰，两者形制相同，应属同一系统。考虑到喇叭形青铜耳饰是燕山以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饰物（图二，4），在河北大厂大坨头(30)、天津蓟县张家园(31)、围坊(32)、北京昌平雪山(33)、房山琉璃河刘李店(34)、河北唐山大城山(35)、小官庄(36)等地均有发现，因而燕山南麓所出与此相类的喇叭形金耳饰就完全有可能脱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形青铜耳饰。虽然，这两种耳饰在形制上也存在一点差异，金耳饰的柄部作O形，青铜耳饰的柄部作倒U形，但这种差异所体现的是同一文化中同类制品的早晚变化关系，而不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正如张忠培等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较早的喇叭形耳饰的柄呈倒U形，较晚的出现了O形柄，而形制与青铜耳饰相同的金质耳饰，出现在较晚的阶段(37)。所以，喇叭形金耳饰应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产物，平谷刘家河出土的这种金耳饰，应来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这种情况表明，喇叭形金耳饰这种文化因素的流动方向，恰与上文所论两端扇面形金臂钏的流动方向相反，不是从刘家河墓葬流向夏家店下层文化，而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流向刘家河墓葬，诚可谓相反相成。     至于出土于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山西保德的黄金“弓形饰”，则在商代的黄金制品中独树一帜，除此而外的其他地区均未发现这类制品，迄今尚无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材料。大概如同分布于与之相距不远的穿珠式金耳饰一样，黄金“弓形饰”同样也是该区方国文化有特色的地方产物。

从上述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的形制、出土情况，尤其它们与大型青铜制品群密不可分的关系等情况，很容易看出它们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数量多，达到近百件（片），在商代中国首屈一指。第二，形体大，尤以金杖、金面罩为商代中国黄金制品之最。第三，种类丰富，为北方系统各系所不及。第四，均与实用器或装饰用品无关，而与大型礼仪、祭典和祭祀仪式有关，或与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的象征系统有关(43)。     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中最重要的种类是金杖和金面罩。这两种制品的文化形式在商代中国的其他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即令在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整个古蜀文化区也是绝无仅有。这种情况应当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数尊金面青铜人头像和数十尊青铜人头像、立人像、跪坐人像、顶尊人像、鸟足人像、神坛、神殿以及各种青铜面具、神树、眼形饰等，也与金杖、金面罩相同，都是为商代中国包括古蜀文化区所仅见。根据笔者对金杖、金面罩的起源、形制、功能体系、象征系统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所做的比较研究，这几件金面罩原来应是粘贴在青铜人头像面部之上的。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三星堆文化的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式，很有可能是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西南夷道、蜀身毒道、滇缅道，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采借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而由古代蜀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的，它们反映了商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44)。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讨论，这里仅扼要讨论金面罩与青铜人头像的关系，以及耳饰、腕饰、脚镯等问题。     据发掘报告，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金面罩1件，二号坑出土金面罩2件，另在二号坑出土的4尊青铜人头像面部覆盖（粘贴）有金面罩。学术界普遍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脸庞原来都可能覆有金面罩，只是大部分已损毁(45)。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从出土的3件金面罩本身，目前还无从分辨出它们各自原来粘贴在哪种型式的青铜人头像脸部，所以还无法判定是否每一型式每一尊青铜人头像脸部原来都被覆以金面罩。

从二号坑出土的4尊戴有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分析，可以分作A、B、C三型（发掘报告分作A、B两型，每型各2尊），A型2尊，B、C两型各1尊。A型（K2[2]∶214，K2∶137）为戴金面罩青铜圆头型人头像（图五、六）。B型（K2[2]∶115）为戴金面罩青铜长脸型人头像（图七）。C型（K2[2]∶45）为戴金面罩青铜长方脸型人头像（图八），面像与青铜大立人像（K2[2]∶49、150）相同，而与B型有别。这三型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在与各自型式相同但未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中都只占有很小甚至极小比例，如C型头像共有37尊，但戴金面罩者只有1尊。至于除此三型以外的其他各型青铜人头像，则均未发现戴金面罩的痕迹。这是否意味着只有这三型青铜人头像当中的某几尊才覆有金面罩，而其他则否呢？或是由于人头像的制作有早晚之别，而其粘贴金面罩的习俗因时而异了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可供进一步分析研究的材料，只能存疑不论，留待来者。     三星堆黄金面罩在两耳垂部留有穿孔，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以及其他各种青铜人头像、人面像和立人像，都在两耳垂留有穿孔，显然是作为佩戴耳饰之用的，但耳饰的实物迄无发现。不过，从三星堆金杖平雕图案中的人头像（图四）和玉璋（K2[2]∶201—4）阴刻图案中的人像（图一一）上，可以知道三星堆文化至少有两种耳饰形制：一种是铃形耳饰（金杖、玉璋），铃身有两道弦纹，另一种是双环形（或套环形）耳饰（石璋）。由于这几种人像、人头像均为写实之作，所以它们佩戴的两种耳饰原也应有实物存在，惜已损毁无存，自然也就无从知道原物是用黄金还是青铜或是其他金属材料制成。

图一一   三星堆金璋（K2[2]∶201—4）     从形状上看，三星堆铃形耳饰和双环形耳饰均不同于燕山南麓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形耳饰和长城以外北方草原的双环叠压形耳饰，也绝不同于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的穿珠式耳饰，而是自身发展起来的一个系统。     三星堆的腕饰和脚镯见于青铜大立人像（图一二），双手腕各戴腕饰三个，素面无纹饰，双脚踝处各戴方格形脚镯一个。由于不是原物，所以无从获知腕饰和脚镯的原物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不过，青铜立人像的腕饰较粗，显然与刘家河臂钏不同系，而青铜立人像的脚镯，则在北方诸系统中绝未见到。由此可以知道，三星堆的腕饰和脚镯也是与北方诸系统没有关系的。图一二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K2[2]∶149、150）

   以上分析讨论说明，与北方诸系统相比较，不论从种类、形制还是从功能、象征意义上看，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都是自成一系的，完全看不到有受北方诸系统影响的任何迹象。这一结论，将有助于从一个重要侧面来阐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历史事实。三、南北系统的技术异同     从技术特点上看，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北方诸系统与南方系统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若干差异。     黄金多以自然金，即生金的形态存在(46)。中国古代将金矿分为砂金和山金两种类型，砂金有“水沙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的砂金两种，山金则有残积、坡积砂金矿床、古砂金矿床和脉金等三种。早期的采金技术，一般都是“沙里淘金”(47)，也有学者认为应是利用地表的天然金块(48)。不管哪一种采金方法，都必须将自然金先行熔化或熔合，此后才能制器或进一步施以各种加工。自然金不可能不经熔炼，那种认为用铅杵将金砂锤成颗块是没有根据的(49)。这表明，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都是在掌握了黄金开采技术和自然金熔炼技术以后兴起的。     从黄金的熔炼方面看，黄金的熔点为1063℃，比纯铜的熔点1083℃稍低，而比青铜的熔点要高。商代已是青铜时代的高级发展阶段，它是在掌握了纯铜冶炼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二里头遗址三区发现的一件铜锛(50)，含铜98％，几乎接近纯铜(51)。在郑州二里冈铸铜遗址和同一时期的湖北盘龙城铸铜遗址均发现了炼铜原料铜矿石或孔雀石（氧化矿物）(52)，在湖南石门皂市相当于从二里冈到晚商的遗址内还发现过不少铜块(53)，殷墟发掘中也常常发现孔雀石，其中最重的一块达18.8公斤(54)。在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曾出土大量翻模铸范用的泥芯（内范）及青铜熔渣结核，遗址内还出土大量厚胎夹砂坩锅(55)，证明当地曾有大型青铜器铸造中心，并意味着三星堆文化已达到首先炼出金属铜、锡，再将金属铜、锡同炉而冶的青铜时代高级阶段(56)，表明早已掌握了纯铜冶炼技术，为黄金熔炼准备了温度和技术条件。因此，商代中国南北系统均已掌握了黄金熔炼技术，这是毫无疑问的。安阳殷墟和广汉三星堆均出土了金块，均是将自然金熔化后铸成块状的，确凿无疑地表明了这一事实。由此还可以看出，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制作，是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而不是以前。

在黄金制品的最早阶段，一般是直接将砂金在坩锅中熔化后铸成小件饰物，经过相当的发展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出捶制技术。这一点，已为玉门火烧沟夏代黄金“鼻饮”、耳环均非捶制品的情况所证实。平谷刘家河出土的金笄，从器表及断面观察，似为铸件(57)。同出的两件臂钏系用0.3厘米的金条制成。与金笄相比，有可能金臂钏是先将砂金熔化铸成金条后，将两端捶成扇面形，然后弯曲而成的。同出的金箔残片则表明已掌握了捶制技术。昌平雪山村和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喇叭形金耳饰亦当为铸件，其制作方法当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同形青铜耳饰相同。喀左和尚沟出土的两端扇面形金臂钏，其制作方法应同于刘家河，先铸造而后施以捶打。至于安阳殷墟和藁城台西发现的金叶和金箔，则均为捶打后切片而成，台西金箔还出现了模压云雷纹的技术，在工艺上比上几例均更成熟一些。可见，北方诸系统在技术上都已超过了黄金制品的初期阶段，但发展不平衡，燕山南北以范铸为主，商文化及其亚区以先范铸后捶制为主。显然，商文化的发展水平更高。     与北方诸系统相比，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在技术和加工工艺发展上显得水平更高一些，制作也更为精湛。比如金杖，根据其长度和直径计算，其金皮的展开面积为1026平方厘米。如此之大的金皮，又捶制得如此平整、伸展，在那一些时代实属罕见，说明三星堆文化的时期蜀人对黄金良好的延性和展性等物理性能已有了充分认识。除捶制外，三星堆黄金制品还较多地运用了包卷、粘贴、模压、雕刻、镂空等深加工工艺和技术。再从金杖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洁度分析，当时可能还运用了表面砑光工艺。它们无疑是中国古代黄金加工工艺和技术充分发展的科学结晶。     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的制作技术和加工工艺，有一些是商代北方系统所没有的，如雕刻、镂空、包金等技术，在北方系统的黄金制品中还没有发现。北方系统中包金的最早实例，目前所见资料似为浚县辛村西周早期卫墓所出矛柄和车衡端的包金以及兽面饰包金和铜泡(58)。这种情况似可说明，商代北方系统的黄金制品在技术和工艺水平上逊色于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这与北方系统尤其商文化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和工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黄金制品在南北系统中的功能差异所决定的。

(45)林向：《三星堆青铜艺术的人物造型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3期。(46)R.F.Tyiecote，AHistoryofMetallurgy，1976．(47)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编写组：《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95页。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第298页，第302至304页。(48)R.F.Tyiecote，AHistoryofMetallurgy，1976．(49)华觉民：《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450，451页。(5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一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4期。(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展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24页。(52)廖新民：《郑州发现的一处商代居民与铸造铜器遗址简介》，《文物》1957年6期。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2期。(53)高至喜、熊传新：《湖南商周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79年1月24日。(54)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55)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4期。(56)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57)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58)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61页。(5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6至149页。(60)详见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2期；《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2期；《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83至141页。(61)《左传》成公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