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台湾的收视率调查市场虽有零星的竞争，却一直是尼尔森（AC Nielsen）的独门生意。由尼尔森发布的收视率数字，就这样成为台湾唯一的参考数据，直接牵动电视、广告等产业的发展命脉。
「在收视率较好时，会倾向於相信收视率；但如果收视率不佳时，就会认为收视率数字有问题，」电视制作人王伟忠说，这是电视人的宿命，实在很难超脱。但除了电视人微妙的心理作用外，尼尔森收视率调查所呈现的结果，似乎也透露了台湾阅听大众收看电视的趋势走向。如乡土剧总是可以赢得佳绩；八卦、煽情、怪力乱神之类的社会新闻也总能无往不利；反观国际新闻、深度新闻都是票房毒药。
这样的收视率走向，令电视台挫折不已，许多人自然质疑尼尔森调查样本的代表性。
但尼尔森的收视率调查只是客观反映不同性别、年龄、地区的收视行为，并未设定收入、学历与社经地位等变项进行调查。
因而多年来不断有人质疑尼尔森的样本户过度偏向基层民众。前民视总经理李光辉就曾公开质疑，尼尔森样本户社经地位可能偏低。
李光辉说，尼尔森以家庭收入在十万元以上为高收入，但很可能一个家庭有二、三个人同时在赚钱，根本不该归为高收入。另外，同一地区的样本亦有极大差异，台北样本未必就代表中产阶级。「最後造成台湾收视率发生偏差，变成是阶级低的在引导电视走向，」李光辉说。
尼尔森在说服样本户後，对於样本户的辛劳会提供数千元不等的礼券酬谢。样本户则须同意公开家中所有收视隐私，家中每一成员还必须签署严格的保密协定，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样本身分。
同时，样本户成员必须忍受使用收视记录器所带来的不便。收视率调查须遵守一定的执行程序，记录器会自动记录收视与转台状况，家中成员须在收看时按键显示自己的身分。但是，第一个开电视的人要按，中间加入收看的家人要按，访客一起看电视要按，广告时间上厕所离开要按，回来要按，接电话、做家事先行离开要按，回来再按。换房间看电视自然也要按。
如此繁琐的按键过程，对看电视是一大干扰。世新大学新闻系主任锺起惠认为，可以想像的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很难同意配合，外界也无从得知收视率调查公司後来是如何说服中低阶层的。「这些基层民众较没有社会地位，就以这种方式来主导社会，」锺起惠说。一名媒体负责人也指出，一般自主性高的知识份子，实在很难同意「在家里设置一个这样的收视记录器。」
参考资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004121001645
「在收视率较好时，会倾向於相信收视率；但如果收视率不佳时，就会认为收视率数字有问题，」电视制作人王伟忠说，这是电视人的宿命，实在很难超脱。但除了电视人微妙的心理作用外，尼尔森收视率调查所呈现的结果，似乎也透露了台湾阅听大众收看电视的趋势走向。如乡土剧总是可以赢得佳绩；八卦、煽情、怪力乱神之类的社会新闻也总能无往不利；反观国际新闻、深度新闻都是票房毒药。
这样的收视率走向，令电视台挫折不已，许多人自然质疑尼尔森调查样本的代表性。
但尼尔森的收视率调查只是客观反映不同性别、年龄、地区的收视行为，并未设定收入、学历与社经地位等变项进行调查。
因而多年来不断有人质疑尼尔森的样本户过度偏向基层民众。前民视总经理李光辉就曾公开质疑，尼尔森样本户社经地位可能偏低。
李光辉说，尼尔森以家庭收入在十万元以上为高收入，但很可能一个家庭有二、三个人同时在赚钱，根本不该归为高收入。另外，同一地区的样本亦有极大差异，台北样本未必就代表中产阶级。「最後造成台湾收视率发生偏差，变成是阶级低的在引导电视走向，」李光辉说。
尼尔森在说服样本户後，对於样本户的辛劳会提供数千元不等的礼券酬谢。样本户则须同意公开家中所有收视隐私，家中每一成员还必须签署严格的保密协定，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样本身分。
同时，样本户成员必须忍受使用收视记录器所带来的不便。收视率调查须遵守一定的执行程序，记录器会自动记录收视与转台状况，家中成员须在收看时按键显示自己的身分。但是，第一个开电视的人要按，中间加入收看的家人要按，访客一起看电视要按，广告时间上厕所离开要按，回来要按，接电话、做家事先行离开要按，回来再按。换房间看电视自然也要按。
如此繁琐的按键过程，对看电视是一大干扰。世新大学新闻系主任锺起惠认为，可以想像的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很难同意配合，外界也无从得知收视率调查公司後来是如何说服中低阶层的。「这些基层民众较没有社会地位，就以这种方式来主导社会，」锺起惠说。一名媒体负责人也指出，一般自主性高的知识份子，实在很难同意「在家里设置一个这样的收视记录器。」
参考资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004121001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