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D、E、G、A五个音阶。
而中国是最早采用“三分损益法”来计算音律的方法。《管子·地员篇》的记载可以说是最早的；“凡将起五音，几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生商。有三分而复干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注：《管子》有的篇章为后人羼入，但《地员篇》应是管仲所作，因其三分损益法只计算了五声，而《吕氏春秋》计算了十二律，较管子详细，应该说《吕览》是在《地员篇》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三分损益法，在公元前7世纪管子时已产生。）其产生程序的计算过程如表。而三分损一（2／3）所发之音高纯五度，三分益一（4／3）所发之音比原长所发之音低纯四度。而宫声的律数所以为81，据说是用长九寸，内圆九分（一说三分），可容八十一颗黑黍米（体积1立方分）的竹管所发出的声音而得出的。后来东汉京房改为用弦长定音律的长度，更趋准确。中国古代五音阶，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计算相符，也接近于现代科学计算的音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认为五声又与五行、五方、四时密切相关。在《汉书·律历志》中把官、商、角、徵、羽与土、金、木、火、水，东、南、西、北、中，春、夏、秋、冬联系起来，所谓宫为土声，居中央，与四方、四时相应；角为木声，居东方，时序为春；徽为火声，居南方，时序为夏；商为金声，居西方，时序为秋；羽为水声，居北方，时序为冬
“商”和“羽”是古代“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中的两个，与洋人的五线谱和七音阶简谱是大同小异的。洋人的七音阶是“1234567”七音，其中的“4”和“7”都是半音。中国人的祖先自古就追求完美，只要整音、不要半音，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就相当于洋人的“12356”，只有“斗来米叟拉”，没有“发”和“西”。这里的“商”似“2”，其调较低亢悲壮；“羽”似“6”，其调较激越高昂。
而中国是最早采用“三分损益法”来计算音律的方法。《管子·地员篇》的记载可以说是最早的；“凡将起五音，几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生商。有三分而复干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注：《管子》有的篇章为后人羼入，但《地员篇》应是管仲所作，因其三分损益法只计算了五声，而《吕氏春秋》计算了十二律，较管子详细，应该说《吕览》是在《地员篇》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三分损益法，在公元前7世纪管子时已产生。）其产生程序的计算过程如表。而三分损一（2／3）所发之音高纯五度，三分益一（4／3）所发之音比原长所发之音低纯四度。而宫声的律数所以为81，据说是用长九寸，内圆九分（一说三分），可容八十一颗黑黍米（体积1立方分）的竹管所发出的声音而得出的。后来东汉京房改为用弦长定音律的长度，更趋准确。中国古代五音阶，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计算相符，也接近于现代科学计算的音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认为五声又与五行、五方、四时密切相关。在《汉书·律历志》中把官、商、角、徵、羽与土、金、木、火、水，东、南、西、北、中，春、夏、秋、冬联系起来，所谓宫为土声，居中央，与四方、四时相应；角为木声，居东方，时序为春；徽为火声，居南方，时序为夏；商为金声，居西方，时序为秋；羽为水声，居北方，时序为冬
“商”和“羽”是古代“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中的两个，与洋人的五线谱和七音阶简谱是大同小异的。洋人的七音阶是“1234567”七音，其中的“4”和“7”都是半音。中国人的祖先自古就追求完美，只要整音、不要半音，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就相当于洋人的“12356”，只有“斗来米叟拉”，没有“发”和“西”。这里的“商”似“2”，其调较低亢悲壮；“羽”似“6”，其调较激越高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