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的差别在德性还是理性？ (2011-12-25 18:25)
何中华博客文章
中国文化把有无德性作为人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而西方人大都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区别。
（原载《齐鲁晚报》2011年5月31日第B01版）

“万物一齐”与人生如月
□何中华
------------------------------------------------------------------------------------
　有些时候，人生的种种不如意，生活的缺陷和落魄，恰恰是值得我们过下去的理由和诱惑。一个人的生命太过圆满，往往是乏味的开始。
------------------------------------------------------------------------------------
　 《庄子 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意思是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是无所谓高低贵贱的。因为无论何物皆有其道，只要自适其性，都是自我实现，都是一种圆满。所以，它又曰：“万物一齐，孰短孰长？”拿道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说不上谁短谁长，亦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以道观之”“万物一齐”―――这是庄子给我们的教训。倘若拿这种观点审视人生，能够让我们悟出怎样的生命道理来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苍无论对谁都很公平，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快乐与痛苦，说到底皆不过是个常数。老子说得好：“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人生如月。苏东坡有诗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总有适意之时。关键在于一个人失意时不要过于沮丧、不要绝望；而得意了也不要忘形、不要轻狂。这就是所谓的胸怀和器量。
　　记得小时候上学，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告诫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教导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应看到希望，不要丧失信心，不可气馁消沉；在顺利的处境中，也不可忘乎所以。当时的我们都不以为然，觉得这不过是句空洞的套话而已。然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越来越感到这句话的分量与深意。难怪黑格尔说：同样一句话，从儿童嘴里说出来，和从老人嘴里说出来，其味道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在老人那里是浓缩和积淀了一生的人生历练之后的一种倾诉，而在儿童那里不过是缺乏内涵的鹦鹉学舌罢了。
　　人生在世，总是会有顺境也有逆境。人生的艰辛和磨难，应该被积极地看作是对人的一种考验，它是一个人得以成熟的必要步骤。其实，对于单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种看待人生的态度，似乎让人觉得有点儿“阿Q”的味道，其实不然。因为它并不试图让人达到一种虚幻的自满和自欺欺人式的陶醉，而是使人在逆境中和落魄时拥有足够的信心，其取向依然是积极向上的。这同那种“阿Q精神”所固有的颓废和虚假自大，不可同日而语。
　　有些时候，人生的种种不如意，生活的缺陷和落魄，恰恰是值得我们过下去的理由和诱惑。一个人的生命太过圆满，往往是乏味的开始。已故历史学家周谷城曾在《所谓意境》一文中举过一个真实的例子，颇值得回味。周先生20世纪30至40年代在暨南大学教书时，遇到过这样一个悲剧事件：有一位读大学的华侨独生女在参加完期末考试后，回到厦门她母亲那里，有一天突然无故投海自尽。大家纷纷揣测自杀原因，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这位女大学生的各个方面在外人眼里都圆满俱足，没有任何缺憾。她很富有，她有美满的爱情，她的母亲特别地宠爱她，世上没有人比她更幸福、更愉快的了。周先生说：“我恍然大悟，对大家说，她的自杀，由于她的生活太无聊了，太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太无聊”，为什么“太没有意义”呢？就是由于“人家的生活总有些缺点，克服缺点得到快乐，于是生气勃勃，趣味横生。她则从来没有享受过克服困难之后的快乐”。如此一来，“她的为人已成了毫无意义的块然一物，她的生活已成了毫无波澜的死水一泓”。于是乎，“人家以为她是生活无缺的，其实她是根本没有生活的”！一个人生活得太圆满、太幸福，其人生反而会变得味同嚼蜡和无聊。圆满的极致便是虚无，一切意义、意味、意境都在这圆满中被“无”掉了。没有一点儿缺憾，正好构成了不值得过下去的原因。这的确十分地吊诡，却又是真确无比的辩证法则。这真是应了先哲的那句老话：“物极必反，两极相通！”
　　现代社会给每个人都创造了走向成功的机会，也给每个人准备了陷入失败的风险，两者就像影之随形般地难以剥离。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高收益总是意味着高风险。人生的起伏跌宕，在今天变得特别地显豁而突出。如何从文化心理上加以调适，以增加人们心理的柔韧性，从容地应对来自生存的各式各样的挑战，是现代人面临的紧迫问题。要解决这类问题，在人生的种种际遇中多一份豁达和洒脱，是离不开庄子智慧的。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人与动物的差别在德性还是理性？ (2011-12-25 18:25)
□何中华
中国文化把有无德性作为人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而西方人大都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区别。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意思是，人同动物的差别就那么一点点儿，普通人不在乎它，而有道德的人却坚守着它。那么这个微小的差别是什么呢？孟子认为，这种差别就是唯有我们人类才有良知良能，而动物则没有。的确，就饮食男女而言，人同动物了无差别；人也得渴了喝水，饿了吃饭。着眼于这些生理机能，就不可能把人同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在这方面，人没有丝毫优越于动物的地方。有道是“天地之间人为贵”，可是人究竟凭什么才高贵呢？中国的先哲认为，只有道德才是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和最高的标志。
既然按照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观念，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按照其本性实现自己，那么人也应该自适其性。而人的本性就是道德，因为只有它才能凸显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所以，差别虽小，意义却十分重大。它能否在人的所作所为中被体现出来，将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能否被证立。我们常常斥责那些败德之人“禽兽不如”、“衣冠禽兽”，其实就隐含着中国文化对于“人”的这种理解。
孟子说：人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仅仅知道满足衣、食、住的需要，这不过是人的生物学本能罢了；若不懂得培养人的道德伦理，则人同禽兽就相去不远了。所谓“教”，在孟子看来，就是“圣人……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话当然是就传统社会而言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他讲的道理却有其超越时代的意义。
人同动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别在于，动物不需要“做”动物，而人却不然，人需要“做”人，且必须“做”人。因为动物只有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它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它的生物学本能决定的轨迹。人就不是这样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都面临着两种可能性：究竟是沉沦还是拯救？人把自己从肉体存在中提升出来，就是拯救。这就像逆水行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必须逆生物学本能而行。但是，倘若向动物式的存在沉沦则非常容易，它就像顺水推舟，一不留神就堕落了。当人屈从于肉体原则的支配时，就是沉沦，就是堕落。当人们按照道德原则行事时，就是拯救，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如何“做人”的问题，使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必须时刻慎乎其微。
中国文化把有无德性作为人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迥异于西方文化。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大都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区别。它们体现了东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类型的分野，即德性与理性。其实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怎样理解自我，就会怎样塑造自己。按照中国人的自我理解，我们历史地生成了一种悠久的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传统，强调道德的优先性。这种文化偏好养成了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人格品性。西方人自古希腊开始就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理性”。这种自我观照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西方文化传统。尽管西方有其悠久的宗教历史，但是也无法摆脱理性的宰制，中世纪神学试图寻求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科学理性主义文化成为西方的主流。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的巨大进步，无不是这种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
由上述分野决定了“西方人走的是知识的道路，东方人走的是道德的道路”（熊伟先生语）。如果说中国人相信“德性就是力量”，那么西方人则更倾向于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从东西方的实际历史看，与近代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相比，中国人更有资格说“德性就是力量”。事实上，一个民族也像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科学理性，也不能没有德性良知。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和交融，这类仅仅固守于单个方面的偏颇，倒获得了矫正和补充的机会。关键在于，在借鉴和弥补的同时，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把自己原有的优势在不经意间轻易地葬送掉。
（原载《齐鲁晚报》2011年5月31日第B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