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未知探索】|→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第四部分：军事
庞涓指挥过马陵之战吗
 马陵之战是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战役，众所周知，孙膑在这次战役中杀死了庞涓，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次战役。魏国与赵国联合在公元前343年末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魏王为救韩国而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膑，发兵攻打魏国。这场战争中，将军庞涓是魏国军队的指挥。他看到齐军援兵来到，便放下韩国转而攻打齐军。齐军军师孙膑献上一条妙计，让士兵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并且让军队一天接一天后退，第一天的行军营地有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灶，第三天再减为三万个灶，这就是著名的行军灶之计。三日后，庞涓行军到此看到这个情景，喜出望外，放弃步兵，率领其精锐骑兵日夜兼程来追齐军。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马陵地势极为险峻，道路颇窄。孙膑在一棵砍去树枝的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并在树的周围设下埋伏圈。果然，庞涓率领魏军在当晚追到马陵地区，想点火看看这树上究竟写了什么文字。庞涓还没有读完树上的字，周围隐蔽的齐军便已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团。庞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拔剑自刎，齐军趁此机会大败魏军。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来看，庞涓是指挥过马陵之战的，但在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这样记载：魏军大将庞涓在公元前353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前十一年的桂陵之战中，被齐军活捉。当时魏国攻打赵国国都邯郸，派将军庞涓带八万兵马出击。齐国也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领八万兵马去援助赵国。孙膑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人先攻打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以迷惑魏军。结果齐国这两个大夫未进入平陵攻战，在路上就遭到了魏军侵袭，齐军大败。魏国开始骄傲轻敌，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接着，孙膑为了“以怒其气”，派遣轻战车到魏都大梁的郊外，让极少的士卒分散跟随在战车之后，显出一副兵少将寡的样子。正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得知这个情况，并不知是骗局，转而率领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回到大梁与齐军进行决战。于是孙膑故意施计，追击到桂陵，生擒庞涓。《孙膑兵法》为孙膑弟子所写，它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应该说可信度也是很高的。既然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已经俘虏了庞涓，他怎么还能在马陵之战中再指挥魏军作战呢?如果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中了孙膑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受骗呢? 
 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马陵之战的魏将是庞涓。如《魏世家》中说，当时魏军任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结果，魏在马陵失利，齐国擒住太子申，杀了庞涓。再如《田敬仲完世家》中说，这次战役齐国救韩，赵来打击魏，使魏军大败于马陵，虏太子申，杀大将庞涓。再如《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的当年记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 
 考察以上两种说法，关键就是庞涓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之间的经历，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是否被释放回魏国并重新担任将领?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桂陵之战，庞涓落入齐军之手，但不久后就被放出来了，又一次担任马陵之战中的将领，和孙膑再次交战。《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中的记载说，在桂陵之战的第二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三国联军，齐国见局势危急，就传楚将景舍在中间调和，也就在这个时候，庞涓被释放。 
 但《水经注》中毕竟只是转引其他书籍中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魏军将领庞涓是不是被俘而又释，是不是再次东山再起，参加了马陵之战，至今仍无法确定。

第四部分：军事
曹操赤壁战败之谜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了败仗呢?一般人认为曹军失败的致命原因是遭遇火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纱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曹军败在火攻上，证据确凿。可是，随着社会进步，近些年来，有论者提出了许多关于火攻论的质疑。他们认为曹操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军队遭遇疾病瘟疫，导致战斗力丧失，而不是由火攻造成的，更为详尽的是，他们说是血吸虫病造成曹军赤壁战败的。 
 血吸虫论者也是根据史籍提出这一论点的。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述赤壁之战时，并未提及“火攻”这件事。他说，曹公到了赤壁，与刘军大战，不占上风。后来发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于是带领部队回去。从曹军主帅曹操在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不承认失败是因为遭到火攻，其中写道：“赤壁之战，有疾病侵袭，我烧船而退，使周瑜白捡了这个好名声。”而曹操所说并不是惟一凭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己烧掉战船一说：“曹公烧剩余船而退败。”由此论者认为，火攻一说不足以取信。曹军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瘟疫，即血吸虫病，其理由是： 
 第一，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血吸虫病，远古医书中的周易卦象便有“山风蛊”之病症，在公元7世纪初的《诸病源候论》中也有关于血吸虫病一类的记载。现今，研究者在出土于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的女尸肠壁及肝脏组织中也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由此可以看出，早在汉代，血吸虫病之患就在长沙附近存在着。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区为血吸虫病发区，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带。 
 第二，论者根据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染季节推断，血吸虫病的流行季节正好是曹军迁徙、训练水军的秋季。曹军从陆地转战水中，是最容易染上此病的。血吸虫在人体中的潜伏期为一个月，它们在一个月以后才会使人出现急性症状。所以曹军在训练时期已经染上此病，个把月后，进入冬季决战时期，此病也已进入急性期，致使曹军遭受此痛折磨，不堪一击。孙刘联军也同样是水上训练和作战，为什么不会染上血吸虫病呢?关于这个问题，论者认为这要根据人免疫力的强弱来看。孙刘联军长期居住于南方疫区，具有一定抵抗力，即使得此病，也不会这么严重。曹军都是北方人，抵抗力差，所以患此病的症状严重，因而溃败。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不可尽信，它比火攻论的争议还要多。《新医学》1981年11期与1982年5月25日的《文汇报》就这个问题相继载文展开争论，他们认为： 
 第一，曹操在邺而不是在疫区江陵训练水军，那里不是血吸虫病疫区，感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第二，史书确实记载曹操烧船退军一事，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 
 第三，血吸虫病的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少数在两个月以上，潜伏期越长，发病的症状也就越轻，所以即使曹军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虫病，到大战爆发时才发病，曹军的身体状况也不会很糟糕。 
 第四，曹操的水军大部分是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湖北人，跟孙刘联军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补充给曹操的刘璋军队也是来自疫区四川的士卒。所以，孙刘联军在免疫能力上与曹军没有高低强弱的分别。 
 火攻论不可尽信，血吸虫病说也有缺陷，那么，曹操在赤壁战败的原因，只能作为一个千古之谜留存于人们心中了。

第五部分：名人
西施最后的归宿如何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的一名浣纱女，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之所以能名见史册，是因为她不幸成为两个国家斗争的主角，吴王夫差对之宠幸有加，也因为她对越国放松了警惕最终被越国打败。 
 那么，吴国灭亡以后，这位美貌的女子究竟归宿何处呢?早期的史书所记录的，都是一代红颜薄命的下场，立了功却最终被越王装进皮袋沉到江里。《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这与上述记载相同。另外，唐代诗人皮日休也有《馆娃宫怀古》五首，第五首是：“响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这些记载均说西施最后被沉于水。但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有如此可悲的结局，于是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偕隐西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范蠡是当时越国的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因深知越王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于是隐姓埋名出走。本来范蠡和西施没有任何关系，但因有范蠡泛于西湖的传说，后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如花美眷西施为伴，同时也给西施安排了一个虚假的美满的结局。《越绝书》是东汉袁康所撰，记吴越两国史迹及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例如《越绝书》就这样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不作皮袋解释，而指的是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姓氏书辨证》卷三中也说，范蠡到了齐国以后，自号鸱夷子。 
 民间还有一些纪念范蠡与西施爱情的场所。说是在范蠡送西施去吴国途中，二人情难自抑，双宿双栖，生下一子。等他们一路磨蹭到吴国时，孩子已能张嘴说话。至今吴越间还有一“爱子亭”，用于纪念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结晶。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这个孩子后来送给别人抚养就再也没有找回。 
 《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却没有提起西施，就更不用说她和范蠡有什么关系。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说，还是司马迁特意不写进去，今天就无从知晓了。因此有关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或者跟随范蠡归隐于西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这仍是有待探索的谜。

第五部分：名人
孟姜女哭长城是否真有其事
 “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流传千古的古代民间传说，可谓妇儒皆知。为了纪念那位万里寻夫的孟姜女，山海关被后人认为是孟姜女哭长城之地，并在那里盖了姜女庙，登临庙宇的游人，无不动容。但有人认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被指定为“孟姜女哭长城”之地的山海关所有的长城是秦朝以后才筑起的，而秦始皇所筑长城距山海关北去数百里。历史上有过哭倒城墙的记载，但故事发生的时间比秦统一六国要早得多，因此和秦始皇根本没有关系。 
 唐末有一首《杞梁妻》，诗中说杞梁妻为秦国人，她去长城哭吊筑长城而死的丈夫，“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到了宋代广为流传的杞梁开始有了姓，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姓范，有说姓万，还有叫杞郎或喜良的。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看来孟姜女哭长城是由杞梁妻的故事演变而来的，而故事最后大致形成于北宋年间。 
 故事、传说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生动性与悲剧色彩，成了各朝各代人们借题发挥的素材。有种观点就认为，根据历代时势和风俗的不断变化，孟姜女哭长城也在不断变更。战国时齐都中哭吊盛行，杞梁战死而妻哭吊便是悲剧的材料。西汉时，天人感应之说盛行，杞妻的哭夫便成了崩城和坏山的感应。到了六朝、隋唐间，乐府中出现送衣之曲，于是送寒衣的内容增加了。可见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顺应了文化演变的潮流，随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并在民众的情感和想像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 
 但也有人根本否定孟姜女即《左传》中的“杞梁之妻”，认为在封建社会，民不聊生，哭夫的题材并不少见，《左传》中也有记载，因此单凭哭夫就作出了论断，不能令人信服。还有的说，好端端的长城，竟然城墙被一位妇女哭塌了，过于荒诞。再说，齐国的孟姜女被捏造成秦国的孟姜女，攻打莒城被改为修筑长城，这是故意往秦始皇身上栽赃。 
 2000多年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以故事、歌谣、戏曲等多种形式流传于我国广大地区。其故事的真实程度早已被撇到一边，人们欣赏的是孟姜女身上那种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对统治者的坚定的反抗精神，真是“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宋文天祥书孟姜女庙楹联)。

第五部分：名人
造纸术始于蔡伦吗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据传，蔡伦从小就对造纸很感兴趣，他经常看着竹子的内膜发呆，心里想道，要是字写在这簿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写在竹筒上要方便得多吗?于是他就用竹膜试验，但是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竹膜太薄，根本无法写字，于是他想到要加进一些与竹膜一样质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坚韧，他开始尝试用一些棉、麻试验。在千百次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正史中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里。《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乃造意用树肤(皮)、麻头及蔽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的教科书都用此说。 
 然而，许多考古发现证实，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蔡伦。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学会了造纸。 
 在比《后汉书》更早的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已逸)中记载：“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原书只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蔡伦于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后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所谓蔡侯纸实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决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丈弼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麻纸。但是，此纸没有经科学鉴定，便毁于1937年的战火之中。 
 到1957年，人们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个砖瓦厂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墓中有一个铜镜，用麻布包着铜镜，有一叠古纸，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于现在的新闻纸，是用麻纤维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两片西汉纸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大麻纤维制作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另一片有103.5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线混合制成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建平年间。 
 到了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天水发现了一张西汉天水地区的纸画地图。该地图出土时被放在死者胸部上面，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滑平整，是用细墨线条绘制的。这张纸大约有14平方厘米，出土时已非常残破，但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时期就已掌握了造纸技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从1990年到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24片汉代麻纸，其中4块书写有字，这纸和1500多件有确切纪年的简牍同时发现，其年代当是西汉宣帝到哀帝时期。这说明西汉不仅有纸，而且开始用纸来进行书写。 
 上面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 ：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东汉蔡伦。远在西汉，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术；蔡伦的贡献是改进了造纸术，使造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也因为他在造纸术方面的改进，使得后来的史书将其列为造纸术的发明者。这同时反映出，造纸术在蔡伦改进之后技术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书写也较以前更为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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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月”之貌出谁家—貂蝉身世之谜
 在古代四大美人中，最迷人的当属貂蝉了，因为她竟让英雄豪杰为之神魂颠倒 ；也数她最不可捉摸，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她的本来面目。关于她的身世，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她是王允的歌妓。王允，东汉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字子师。初为郡吏，灵帝时，任豫州刺史，献帝登基后任司徒。王允为了铲除董卓，想用美人计来达到目的。于是他想到了貂蝉，王允对她说明了其中情由及利害关系，并要求她助一臂之力。貂蝉按王允的要求，以她的美色挑起了吕布和董卓之间的矛盾，最后，利用吕布杀了董卓，为王允排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事成后，貂蝉在花园里为王允祈祷拜月，正巧此时有一片彩云遮月。王允见之曰：“貂蝉美色使月亮躲到云后面去了。”据此，后人都传说貂蝉有“闭月”之容。 
 第二种观点认为她是董卓的婢女。董卓，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字仲颖。本为凉州豪强，灵帝时，任并州牧。昭宁元年(公元198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反对，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来为吕布所杀。据《后汉书•吕布传》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常小失意，卓拔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情通，益不自安。”这段记载的就是凤仪亭掷戟之事。由此可知，貂蝉是与吕布情通的董卓婢女。 
 第三种观点认为她是吕布之妻。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载 ：“建安(汉献帝年号)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布不知反将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又载：“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曹操)粮道，布妻谓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在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这里描述的这位科头袒衣的妇人，就是吕布之妻貂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她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据《三国志•关云长传》注引《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布于下邳，云长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云长心不自安。”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秦宜禄的妻子是很有姿色的。另外，因为关羽先想娶其为妻，可是由于曹操“自留之”，所以引起关羽的妒忌。他妒火中烧，一刀便把秦宜禄的妻子给杀了。元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就是以此事创作而成。因此，秦宜禄之妻也成了传说中的貂蝉。 
 貂蝉作为四大美女之一,其最后的命运却很悲惨，正应了红颜薄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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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在《洛神赋》中写的神秘女子是谁
 位列“三曹”之一，素以文采见长的曹植在他一生的作品中，除七步诗之外，《洛神赋》便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了。但曹植在《洛神赋》中所写的洛水之神到底是谁呢? 
 甄后，是曹丕的妃子。作为小叔子的曹植居然动了爱慕之心，这就兄弟之道言，是其不义，就君臣之道言，是其不忠。不义不忠，大逆不道，成何体统?于是从古至今，便有一支浩荡大军，来辨伪正本，口诛笔伐。唐彦谦曾经说：“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陈王，就是指曹植。宋人刘克庄却说，这是好事之人乃“造甄后之事以实之”。明人王世贞又说：“令洛神见之，未免笑子建(曹植字)伧父耳。”清代又有何焯、朱乾、潘德舆、丁晏、张云等人，群起而鞭挞之。把他们的论点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曹植爱上他的嫂嫂很不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第二，图谋兄妻，这是“禽兽之恶行”，“其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指明帝)之母而兄子晏然，况身为帝王者乎?”第三，李善注引《记》所说的文帝曹丕向曹植展示甄后之枕，并把此枕赐给曹植，“里老所不为”，何况是帝王呢?极不合情理，纯属无稽之谈。第四，《感甄赋》确有其文，但“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因此是“感甄”。曹植在写这篇赋前一年，任鄄城王。第五，《洛神赋》一文，是“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后来的人否定感甄说不过是重复这些观点。如果说有所增加，只是说，14岁的曹植不大可能向曹操求娶已经24岁的已婚女子为妻。 
 与此相对立的是小说传奇和一些诗人，有的作者干脆认为洛神就是甄后。《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一《萧旷》篇和《类书》卷三十二《传奇》篇，都记述着萧旷与洛神女艳遇一节。洛神女说：“妾，即甄后也……妾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魂遇于洛水之上，叙其冕抑。因感而赋之。”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之中，曾经多次引用到曹植感甄的情节，甚至说：“君王不得为天下，半为当时赋洛神。”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甄后》篇中，甄后大骂曹操、曹丕，说“丕不过贼父子庸子耳”，连父带子一块骂。后面还有一段评语是这样的：“陈思时一见，《感甄赋》不虚作矣。” 
 综观千百年来的争论，对立的双方都没有拿出充分而直接的证据来说明是感甄或不是感甄，大多是推论。如果说是感甄之作，用什么确凿的材料来推翻否定者所提出的六点疑问?如果不是为感甄而作，那曹植又为什么写这篇《洛神赋》?如果说是寄托君臣之道，作为政治上屡次受其兄长迫害的曹植，会产生《洛神赋》中所表现的那么真挚的感情吗?似乎也不可能，所有的这一切仍旧是悬而未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