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编剧鲍十谈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创作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一.张艺谋和我
从小说到电影
1998年初,我的一篇小说被张艺谋看见了,打算改编成电影,由此开始了我
和张艺谋的合作,直到9月12日这部电影开拍,这次合作共九个多月的时间。
张艺谋是一位著名导演,在此之前我曾经看过他的作品,留下很好的印象,
当然也从各种渠道读到或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闻,有好有坏。这些且不管他。在
我与他的合作中,我倒是有着一点独自的感受,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这是其中最主要的。
我那篇小说名叫《纪念》,发表于《中国作家》1998年第一期。当时我正在
外地写东西,故而还未看到样刊。临近春节时我从外地回来,当晚接到了一位同
事的电话,告知有个叫王斌的人正在找我,已经给编辑部打过若干次电话,并告
诉了对方的电话号码,让我马上与其联系。我给王斌打了电话,知道他是张艺谋
的文学策划,同时也知道了张艺谋要将《纪念》拍成电影。接着就商定,让我过
了春节就去北京,具体洽谈合作事宜。
正月初四上午十点,我到了北京。安顿好之后,下午便和张艺谋见了面。见
面是在一处茶馆。我们握了下手,刚坐下,张艺谋就谈起了改编电影的事儿,谈
他的想法,谈未来的电影的风格,谈电影和小说的不同,最后谈定我回家先弄第
一稿,最好尽快拿出初稿……这其间,几乎没说一句客套话,只是简单地问了一
点我的情况。
这是我和张艺谋第一次直接接触,我认为他很实在,同时认为他有正事儿,
这样的人正是我所敬重和喜欢的(我讨厌那类油头滑脑的人,听他们说话,身上
会起鸡皮疙瘩),所以我才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1998年,是张艺谋当导演的第十年,我这部电影,也是他执导的第十部影片,
对他拍过的九部电影,人们自然各有判断,但有一点不能否认,他确实有自己独
特的追求,不仅如此,他对艺术还总是精益求精。在与他合作的过程中,我对这
一点也深有感触。
从北京回来后,我立刻着手改编剧本,曾经先后写了两稿,写完后便马上寄
到北京,这期间只靠电话交流感受,我隐约觉得,他这时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
感觉,还在摸索。到了4月,他又来了一次电话,这次是要我再去北京,坐下来
谈。
4月15日我去了北京,转而又去了河北赤城,当时张艺谋正在这里等拍另一
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果真“坐”下来,谈了整整6天,在我房间谈,每天早上9点开始,一直
谈到吃午饭,下午又接着谈,谈到吃晚饭,晚上再接着谈,谈到零点以后。每天
一到9点,张艺谋和王斌就过来了,张艺谋拎着一只大号旅行水杯,沏着浓茶,
谈一会儿便喝一大口水。
我们先是搭好了结构,决定主要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把其他的东西当做背景,
并且为未来的电影取出了名字,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这些主要都是张艺谋
的主意,他的想法是这个名字越朴素越好。之后,我们便从头到尾,一场戏一场
戏往下捋,并在前两稿的基础上又攒了一些新戏。
剧本敲定之后,我便动手写第三稿。这一稿写了近20天,连扯带划,共用了
七本稿纸。写完后交给张艺谋,他当时很满意,决定打印,我以为任努已经完成,
便打道回府。
在哈尔滨呆了一个月,张艺谋又打来电话,我便再次南下,先到北京,当天
又去了张家口,当的《一个都不能少》正在这里拍城市戏。在此之前,张乞谋把
《我的父亲母亲》第三稿交给剧组的主创人员征求意见,我一到,他就召集大家
进行讨论,这其中有肯定也有否定,讨论之后又由张艺谋和我进行整理,取其可
取的,然后便动手改了第四稿。直到《一个都不能少》拍完,我才把这一稿改出
来。
我第三次赴京是在1998年8月,我来改写第五稿。这时张艺谋正在执导歌剧
《图兰朵》,他每天耗在排戏的现场,我则在一家宾馆住下。这次修改文字量不
大,主要是调整一些感觉。稿子改好后即由人第张艺谋带了过去。这次我只见到
张艺谋一面,他看完了稿子,来谈他的想法。他是零点以后赶到宾馆来的,我们
谈了将近3个小时,直到凌晨3点,他才离开。
9月12日,电影开机了。作为原作者和编剧,我随剧组来到外景地,一是参
加开机仪式,二是还要对剧本进行进一步修改。
开机以后,那边在拍摄已经定稿的勿需修改的部分,这边便修改尚需改动的
地方,主要是现实部分。演职人员,包括张艺谋,均是每天早晨7点半出发去现
场,午饭也在现场吃,然后在晚上7点钟前后回到住地,7点半吃晚饭。这时候,
张艺谋就格外忙了。在现场,他要整天坐在监视器前,吃过晚饭后,大多数人都
没事儿了,他还要安排次日的工作,有时还要看影片的回放,还要到我的房间来
问问剧本修改的情况。
我不知别的剧组和别的导演是如何工作的,看到张艺谋的工作状态,说句实
话,我真的是感到钦佩。
在我与张艺谋的接触中,我还发现了他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的简朴、待
人的真实等等,这些都是应该说说的,我觉得,正确地理解一个人,包括张艺谋
这样一个人,肯定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