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大多数人还会疑惑:陈晓旭怎么能抛舍自己的财产?她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她是不是在炒作?但对一些佛法修习者来说,陈晓旭的决定很好理解。一位学佛几年的中年男子说:“以我对一些出家人的粗浅观察,他们忙活着呢,每天功课很紧张,人人精进努力,比起我们这些尘世中人的忙碌,一点不差。只是二者在目标上,有天壤之别。借宗萨钦哲仁波且的话说,‘在物质进步的刺激中,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而忘了心灵的一面……在经济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心灵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从非常实用的角度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起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长远的利益’。我们这些尘世中人,就是为物质的物质主义;而选择了出家的陈晓旭,想必已经冲破这一牢笼,往前头忙活去了。宗萨钦哲仁波且还讲过,‘观察任何现象,不局限于固定一个答案,他就认识了没有结束。体验任何现象,就仅仅是体验(它们是它们)而已,就认识了没有疑问’。这也许能为怎么看待陈晓旭的出家提供另一个角度。”
当然,陈晓旭出家,未必能给大多数人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契机。很多年前,许寿棠先生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懦弱、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懦弱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妄语治诈伪心。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力。否则,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佛教真能有改善社会风气的功用吗?郁隽先生,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许寿棠先生这番话,不过是一种希望,我觉得上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佛教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军阀要剥夺庙产、限制僧人的数量,而当时《申报》上的许多报道都是嘲笑和尚、道士的。信仰总先作用于微观,然后可能才会对宏观的东西产生影响。”
莱比锡大学是宗教学重镇,宗教学的创始者麦克斯·缪勒就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缪勒从1876年起开始主持编译《东方圣书集》,完成了51卷,该书比较系统地收集和翻译了东方古代宗教经典。他有句名言是:“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