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
我开始把我在商业版上读到的“中国”，跟我在生活里接触到的“中国”联系到一起。读到中国纺织品泛滥全美，我就冲进商场翻检货架，亲眼看看它到底是真是假—是现实，还是全民偏执。在杂志上看到沃尔玛说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我立刻动身前往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做调查，指望能逮到这位零售商在说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突然之间变得真切、亲近起来。
　　我与中国之间的新联系，引出了“抵制中国”之前没料到的另一个好处—我变成了消费者。我开始留意自己所做的选择。较之数十年来在商场盲目地穿梭游弋，购物突然之间有了意义。这个转变，令我感到十分满意。到了年底，我琢磨起两个新问题来：没有中国的生活，我们能一直过下去吗？我们愿意这么做吗？
　　书中所写到的事件，全都是真的。书里的出场人物，就是我的家人。我们的故事，放到出离复杂、深奥且庞大的全球经济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但愿读者们能凭借我家的经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中国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我们身为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是怎样造就了中国，还有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过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只小蚂蚁—现在还是这么想，但抵制活动令我看到了以前忽视的一些东西。放到世界范畴里，我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但我仍在做出选择，而中国，既限制，又扩大了我的选择范围。我希望我们的故事，能让读者仔细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哪些选择。
　　我回想起抵制活动刚开始时的片刻疑虑。或许，“中国制造”并没有遍布我家的每一个角落（虽说，在2004年圣诞节后的那个阴暗下午，情况好像正是那样）；或许，这一切无非是我的幻想；或许，我们根本不该冒这次险，毕竟，我们宁静的美国生活，跟地球对面的中国，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呢？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关系大着呢！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
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当然，我说的“中国”，不是地球对面那个国家，而是所有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已经有的“中国”，我们留着，但我们打算再也不往家里添置新的了。
　　这倒不是中国的错。它用无数廉价玩具、器皿和鞋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我有时候也担心美国流失的工作岗位，可在我家，价格便宜就是无上的美德。中国产品，让我们无力抵挡。但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我想，儿童特别节目真该更新一下地理知识了。圣诞老人的小矮人们并不是在冰雪覆盖的北极作坊里干活，而是在远离咱家乡海岸至少7000英里的工厂里工作。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要是不算去教堂，或者看电视转播教皇做午夜大弥撒的那个钟头的话。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
　　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就跟院子里那棵垂死柠檬树的干枯枝条一样，只有零零落落几片叶子。不光如此，丈夫凯文铁定会杀了我，虽然他是个很包容的男人，但也有底线。但我们还不是中国巨轮上的螺丝钉，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可以不再往家里添置中国造，我们可以摆摆手说，不用了，谢谢你，家里的已经够多了。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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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一脸焦虑。
　　“我觉得不可能，”他边说边把客厅扫视了一番。“至少现在不行，你可别把孩子们也搅进来。”
　　他坐在沙发另一头，搅和着一杯中国茶，似乎还有点没回过劲来—为了帮儿子装配新的中国玩具火车，他一直忙活到了圣诞节凌晨。他脸色苍白，两天没刮的胡茬挂在双颊。我找了个空子，打破这片刻的安宁，把我的想法抛到他面前：从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咱们抵制中国产品。
　　“中国玩具，中国电器，中国衣服，中国书，中国电视机，统统不要。”我说，“整整一年，什么都不用中国造的，看看行不行。这就是咱们的新年计划。”
　　他看着我，眼神儿迷离，咂了一口茶，转过头，视线落在客厅对面的空墙上。我本来指望能立马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但现在看来，得花上点儿工夫。
　　“就好像是玩躲猫猫，”我说，“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
　　凯文若有所思地扳起了手指头。他小时候是菲尔兹的狂热粉丝，为了看菲尔兹的电影，他会翘了下午的课，专门赶到洛杉矶市区外收看地方电视台。16岁，他高中休学一年，搬到阿拉斯加，在一个流动嘉年华找了份工作，做掷角子游戏的服务生，开旋转木马的是个蹲过牢房的江湖油子，教得凯文一嘴行话。后来凯文又搬回加州，上了社区大学，花了8年时间，学哲学，学体育，学木工。
　　凯文身体里流动的是叛逆的血。他老爹是个激进的政治煽动家，在学校组织工会，到了周末，就去安萨玻里哥沙漠裸奔玩儿。我盘算，要是能撩拨起凯文的叛逆神经，大概能动员他上我这条抵制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他说，“咱们家连微波炉都没有，电视也才13寸。我们早就是公认的怪人了，朋友们都觉得像我们这么过日子是发疯，可我并不觉得生活少了什么。再加上个不用中国货，能有多难呢？”
　　凯文继续盯着墙。我继续怂恿。
　　“我们老是说，如今的美国，啥也不造了。”我一边说，一边挥了挥胳膊，“我们都说过100万次了。你也说过100万次了。难道你就不愿意亲眼看看这是真是假吗？”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3)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磕在了马腿上。凯文扬起眉毛，撇了撇嘴，夸张地做出个愁眉苦脸的小丑表情。他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说点什么，可眼睛还是没看我。我听见空气中酝酿着一丝焦虑情绪，赶紧把话头往好听的方向转。
　　“我们可以省钱，”我说，“说不定我们最终可以存出一笔钱来，就像15年前说的那样。再说了，一定会很有意思，就跟历险似的。”
　　我琢磨着凯文的侧脸。方下巴，电影明星般的高鼻梁。除了眼睛有点不对劲—空荡荡的，神情恍惚，一直盯着对面漆成绿色的墙。他就是不把眼睛转到我的方向。
　　我说，我是个兼职商业写手，所以，到商场里买非中国造的商品，这份重活算我的！倘若在这个繁忙世界，还有人居然有时间可供浪费着使—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还有还有，我喜欢看那些标明商品产地的小标签，”我说，“这些事儿全包在我身上，我做，我做。”
　　凯文的神经很大条，这些细节他多半不会注意，可我会。我已经逐一翻检了过去几年里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在这些小标签身上，我看出了美帝国的大衰败，心里居然涌起一阵邪恶的快意—“美国制造”寥寥无几。我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一口法国煎锅，几卷巴西绷带，一套捷克马桶圈。这些字眼在我家实在是太少啦。最常碰到的字眼，十有###，都是“中国”。我们可以暂时打住这场中国大发现，接着，我知道，凯文一定会摇摇头，嘟哝说：“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
　　我真有点后悔刚才太着急跟他分享我的中国大发现了。现在，哪怕是个傻子也知道，抵制中国运动很可能会叫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必须让他换个思维方式。我必须让凯文抛开常识和个人体验，一头扎入未知领域—跟我一起。
　　“我不是说咱们只买美国货，只是不买中国货。孩子们，一个才1岁，另一个才4岁，他们太小，根本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是等他们再长大点儿，那还不是鬼哭狼嚎？要我说，咱们家抵制中国货，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再说了，咱们老实说，要是月底支票本上只剩下个位数，那是因为缺少收入管理技巧，并不是咱缺钱。不是谁都有经济能力抵制中国货的，可你有教书的薪水，我有写作的稿费，咱们办得到。”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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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不久，我正准备收拾地板上的空纸盒子碎包装纸，突然想起我还有个棘手的人要对付，也就是我老妈，她现在是一支老年希腊合唱团的成员。
　　她老人家今年已经71岁了，可那长舌好辩的性子至今不改。这脾气是她1951年上大学修读哲学时落下的。她最爱讨论的话题是旧约，她家后院的鸟儿，正确的英语文法，穷苦人受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黄金法则是她的最爱，要是她听到我的抵制中国计划，肯定会怀疑这事儿不符合黄金法则。她会以为我无事生非，柿子专挑软的捏。她保准会以此拉开一场华丽的争论。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会怎么想？”她铁定会这么开场。
　　接着她会停下来琢磨，我到底还是不是她生出来的女儿。
　　接着她会这么问：“是为了那些工厂里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工人吗？”
　　我老妈热爱全人类，而与人展开有关争论，是她热爱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绝没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对手。“谁关心他们怎么想？”这种话她从来不说。她关心每一个人的想法，尤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该她履行自己帮人纠错的职责啦。有一回，全家去码头旅行，那时我才###岁，亲眼看见她跟一个光着膀子骑摩托的大块头争论他拳头里捏着的海星是不是跟犹太教的六角大卫星有一样多的角！天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7)
“那么是为了美国工人喽？为了那些因为中国没了工作的美国工人？”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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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这个星期都不上课，所以其后四天我们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满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让他们在屋子里头撒欢儿。苏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维斯蹬着一辆红色单脚滑车，车把上挂着铃铛到处跑，弄得我眼花缭乱。他围着餐桌打转，然后又一头冲进饭厅，小铃铛叮当作响。有好几次，他差点就碾到妹妹的光脚趾头，还有好几次，他当真碾到了我的脚趾头—而我只能徒劳无力地吓唬吓唬他。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快速堕落成当年发誓绝不要变成的那种父母：对孩子过度纵容，只要能给我五分钟安宁，糖果、电视任随他们使唤。
　　维斯又一次掉转方向。
　　“看着点儿！”我喊道。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8)
他呵呵一笑，飞快地跑开了。
　　如果不蹬车，他就守着新买的中国产无绳电话不放。他把子机发给每个人，连保姆都不放过，好随时观察我们在房子周围的举动。
　　“你在干嘛，妈妈？”他尖利高亢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个高音喇叭。我拿起听筒，用湿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话键。
　　“洗碗。”我边说边松开按键。
　　“哦。”他略带失望地回答。接着，不到五秒钟又问，“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我说。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在干嘛，妈妈？”
　　“喂狗。”
　　“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颇为忐忑。一方面，我担心未来12个月我们在市场上没法买到某些东西，这会让凯文，整个计划里最薄弱的环节，受够了我的主意，自动摇白旗，搞得抵制活动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我担心提前储备的东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动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最后几天自由自在买东西的日子里，实在不应该跟凯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说“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买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但叫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也没有买任何中国造。我选了一对俄克拉何马造的塑料储物柜，一包削价出售的圣诞卡，也是美国制。当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国卡。凯文买了两条墨西哥产牛仔裤。
　　咖啡机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没人要买。
　　“我以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问起这事，凯文如此回答。
　　“我？我才不想要什么咖啡机，”我说，“这是你提出来的呀。”
　　“因为我以为你想要啊，”他说，“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提出来的。”
　　“我不想要，”我说，“我觉得动手煮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0)
我妈总拿张先生来解释我弟为啥要穿越亚洲，她祖母为啥是个单眼皮。多年以前，我妈泛舟扬子江，在无数破旧的老饭馆里吃过饭，一点儿事儿也没有。一有机会她就大吃北京烤鸭，红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这是天性，天性，跟后天的教养没关系。”她总是这么说。
　　孩提时代，我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我会站在镜子前仔细地观察它们，并跟我淡黄色的小辫儿对比。第一回发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别人粘在我头上的。我把它拔出来，搁在掌心。它乌黑油亮，笔直笔直，比我其他头发—淡黄色的卷发—足足粗上一倍。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国，隔着大海和300年的岁月，在召唤我咧！要不，还可能有别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会扒拉着自己的脑袋，指望找出更多黑头发，但它们数量确实有限。等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它们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会站在浴室的桔黄色灯光下，对着镜子研究身上残存的亚洲痕迹，嘴唇像中国人？还是眼睛像？可惜徒劳无功。镜中人活脱脱是个美国农民，真失望。我想要更多中国味—更多，不是更少。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1)
玫瑰队伍继续行进，电话响了起来，凯文把我叫进厨房。打电话来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从巴黎祝我新年快乐。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聊天，我迫不及待要跟她分享有关抵制中国的最新消息—确切地说，是炫耀。我们先热了热身，接着，我告诉她，新年一开始我们就行动。
　　她的反应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她哼了一声。
　　“你会惨到没衣服穿，还会连带着全家破产。”她嘲弄说，“你以为你能靠着美国造满足日常需求？你还真爱做白日梦。那是过去的事儿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础，就是爱买东西的老百姓，而中国造的东西便宜，买起来也就更容易。中国造的一切，人们都包圆儿。”
　　我赶紧纠正她。
　　“我不是说我们只买美国产品，而是不买中国造。”我说。
　　她根本没注意。
　　“每年夏天我回圣迭戈，都会大包小包地给孩子买衣服买玩具。可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她说，“就跟白捡似的，差不多不要钱—太便宜了，而且啥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但总有一天,中国会因为东西卖得太便宜垮掉的，到时候美国可就遭罪喽，因为他们把厂子都搬到那边去了。”
　　她的观点似乎是赞成抵制中国货，所以我摸不准她为啥要和我辩。而且她话还没说完。
　　“中国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每当有人做出打架的样子朝我走来，我就有点心慌，即便是最善意的质问都会叫我昏头转向。几年前，另有一位朋友建议说，我们把工作都辞了，把钱凑起来，在佛蒙特买一块地，弄个公社，建立委员会，种菜、施肥、搞卫生。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等他第二次说到这事，我恐慌万状。我担心我们会住在冰雪覆盖的围村里，为了拖拉机和山羊开数不清的会。我问凯文该怎么朝这个主意浇冷水。
　　“就告诉他我们不乐意就得了。”他说。
　　我完全不明白凯文何以能想出这么个法子。
　　这天早晨，轮到我给抵制中国找借口，我再一次显得笨手笨脚。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2)
“我觉得能办到，”我对朋友说，“不容易，但能做到。”
　　她发出了最后一击。
　　“你绝对办不到。”
　　我们只好把这个话题暂时搁下。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谈到了她的孩子，我的孩子，她那儿的天气，我这儿的天气。我们再次向彼此道了新年快乐，接着挂机。
　　这次聊天叫我很不爽。我想要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在我们长达30年的友谊中，我不就是这样待她的吗！又或许我不该这么惊讶。打从她四年级时搬来街上，很快就在全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最聪明的姑娘加最好看的发型，之后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大姐头；而我的角色一直是温顺有趣的伙伴。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种时候，她应该克制冲动，少发表她那些不同的观点，支持我的计划。
　　在这次跟朋友的恼火交流中，总算还留着一线生机。于是，那天过后，我跑到另一位朋友家去参加聚会，围在电视前看玫瑰碗（美国橄榄球季后赛之一）。我对比赛结果并不在意，因为我对密歇根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较量毫无认识，但我渴望跟一屋子朋友聚在一起—一群手里捧着啤酒、脑瓜子里想着橄榄球、对熟人护短的地道美国朋友，一群过去五年没住在巴黎、没变得傲慢、刻薄又法国味儿的土生美国朋友。
　　等我们到了场，在橄榄球聚会上找好座位，一切便开始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从这群人里获得赞美是很容易的，因为里头还有一对夫妇是我的同事。以下是我从他们那儿挤出认可的做法：到了广告时间，总该有人说点什么，我假装很有兴趣地问大家，有没有许什么新年愿望。这是个稳妥做法，不管他们是打算提高自我修养，还是像凯文那样眼珠儿一翻，根本没想过这一点，我反正是一味说好。等他们说完了，我就问，“想听听我的吗？”谁也不能在这时候说“不”吧。
　　然后，我把抵制计划告诉了他们，身子往后一靠，静待赞美。一时间好话一片：多了不起的想法啊，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吧，还有，祝你好运。到了半场休息时间，我又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中国和我们即将开始的家庭战斗上。每个人都从地板和附近的柜子里拿起物件，翻过来看产地标签。结果，朋友的家跟我家一样“中国”，只有一个人翻出了小小的惊喜：一件叫“饥饿河马”的塑料玩具，美国制。回家的时候，我内心充斥着极大的满足。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3)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到哪儿就把抵制的事儿传到哪儿。
　　“我老公肯定爱死这个了，”街对面的邻居，一位我基本上不认识的妇女这么说，“样样东西都打中国来，他都快气疯了。”
　　“太神奇了，”另一位从城外过来串门的朋友说。她转过头冲着丈夫（丈夫似乎对我们的成功几率不太看好），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说他们能成，你赌多少？”
　　自然，想让每个人都接受不太现实。
　　“连中国菜也不吃了？”在某写手作坊碰到的一位妇女如此问道。
　　“中国菜可以，”我解释说，“只要不是打中国来的。”
　　“你怎么突然这么憎恨起中国来了？”偶然在聚会上碰到朋友丹尼，他面无表情地这么说。之后他又说：“你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我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是的，写下来。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的。”他重复说。
　　丹尼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对蠢蛋素来没什么耐心。他从不浪费时间，所以，要是他告诉你，该把这事儿写下来，那你就该写下来。要是他告诉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你就真的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仔细思量他的话，心跳突然加速了。
　　肯定会碰到什么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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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吧，确切地说，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差不多。新年过后几天，凯文开车去劳氏买射钉枪，买回了一把“台湾制造”。他汇报说，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中国造，另一个是美国造，但美国产的那把没有他想要的功能。
　　“我想，既然‘台湾’和‘中国’是分开写的两种产地，买台湾的大概也不算错。”他说。
　　又有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家得宝，好让凯文买金属钩子，把工具挂在工作室的墙板上。他一直没个像样的地方做木工活儿，而我们的新房子，在车库旁边有个房间，能容他铺开工程，摆放设备。我带着孩子，在五金部赶上了他。他拿起一小袋金属钩让我看。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4)
“这个没写是哪儿产的。”他说。
　　我把包装袋翻了个面。过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标签，几个小小的黑色字母，中国制造。
　　“没法子。”我说着，把口袋递给了他。
　　凯文转过头去，在货架上来回翻检。我牵着孩子走到园艺区，让他们坐在割草机上假装开车玩儿。过了片刻，凯文双手空空地走过来。
　　“只有中国钩子，”凯文说，“但我看中了一架墨西哥梯子，下回再来买。”
　　看来没买到钩子并没打消他的士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取车的时候他说，“工具多放在地上一年，也不麻烦。”
　　此外还有些太过微妙的事儿，非得挖开我的脑袋，才能看得见。我逐渐爱上了想出抵制中国货这个点子的自己，而且动了真情，爱得很深。外表上看起来我没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实在人，诚如我老妈的培养。可在内心，我简直像个摆谱的大明星，叫人消受不了。我开始相信自己那套吹嘘。过去几天不断回荡在耳边的赞许声，像首歌儿般在我脑海里唱了又唱，我真舍不得这绕梁的余音啊。最叫我受用的一句话，是个熟人对我说的，她侧过身子告诉我，“要是像你这样的人再多些就好啦。”是啊，我顺理成章地想，要是像我这样的人再多些，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喽，顶不济，也能拯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吧。
　　这天，我坐在沙发上发白日梦时突然想起，抵制中国货的灵感其实并不完全是我想出来的。考虑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意识到这一点可真叫我有些吃惊。犹如是晴空打了个霹雳，我渐渐想起，抵制活动的精髓，属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佩吉?斯麦德列的陌生人。
　　我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上读过斯麦德列太太圣诞前夜的故事。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圣诞节禁令：一位母亲在圣诞树下抵制中国”（2004年12月24日，记者乔纳森?伊格）。故事说的是圣诞节礼物大采购期间，斯麦德列太太尽量不买中国商品，只买美国造。
　　放完假上班之后，我在一大摞旧报纸里翻翻检检，坐下来把这故事重新读了一遍。斯麦德列太太和她丈夫戴夫，很不满意把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离岸外包给中国的做法。“我知道，要是你都沦落到上街宣传的地步，谁都会以为你走投无路了，”故事引用她的话说，“但你总得动手试试看啊。”为了买到棒球、靴子和喝葡萄酒用的玻璃杯，斯麦德列太太在一家又一家的大卖场淘宝。她打开盒子，对比标签，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耗光了无数汽油。她花的大部分心血得偿所愿，连美国产的棒球都给她找到一个。当然也有空欢喜的时候。她找到一套美国产的大富翁游戏，可发现盒子里的骰子居然是中国造，于是退了货。最后她只好买了一张高速公路费预付卡送给丈夫当礼物，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头忍不住一颤。这故事让我很着迷，可读完之后我却几乎全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我以为抵制中国的念头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可再次读了这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它来自斯麦德列太太的启发。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5)
下班之后，我决定给她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她的建议。根据现有信息找出她的联系方法很容易，几分钟之后我就拨通了她的电话。斯麦德列太太声音友善，带着几分明显的中西部鼻音。待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她坦率地发表了意见。
　　“你恐怕会碰到些麻烦，”她说，“累个半死。”
　　她列举了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填充玩具、游戏用品、鞋子、各种塑料制品，都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大部分家用电器都别指望了；想买iPod也最好断了这个念头；电视游戏，更加没有可能。
　　“所有的电视游戏都是中国造。”她说。
　　我手忙脚乱地把她说的写在笔记本上。
　　接着，斯麦德列太太又提出了一长串让人头痛的问题。
　　“你只想买美国货？那些跟我们建立了自由开放贸易关系的公司的产品，你会买吗？产品里有中国造的元件怎么办？要是零件是中国造，但在别处组装，这怎么算？”
　　她提醒我，要小心那些声称贩卖美国产品的网站。
　　“根本靠不住，”她说，“产品目录也不行，因为你必须亲眼检查产品是哪儿造的。有时候盒子上写的美国造，内里却说是中国制。不是谁都会像你那样仔细检查盒子里头的。为了这，我还跟售货员吵过架呢。”
　　跟斯麦德列太太通完电话，我整个晕菜了。中国造的元件？我根本没想这么复杂。而且，美国跟哪些国家建立了公平开放贸易关系呢？她提到了瑞典和日本，但我真不记得上一次在我们家产品标签上看到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了。斯麦德列太太只买美国货的努力，叫我好生敬佩，但我担心，在未来12个月里，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个标准。
　　斯麦德列太太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因为她把重点放在节日礼物上，而不是要过一整年日子。况且她丈夫戴夫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妻子送他高速公路付费卡当礼物，他也照样欢天喜地。而我，必须把我家那个“最薄弱环节”安排好，在圣诞节收到付费卡，他肯定受不了；在我们长达16年的婚姻中，我从来不曾攻克他的意志。想想看，要是我鼓足勇气建议他把咱家的新年愿望改成只买美国货，他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6)
我坐在桌子旁边，目光茫然，思绪纷乱。接着，我拿定了执行决议：我们不管什么自由开放市场，不管什么友好贸易关系，不管什么中国元件，只看盒子和标签上写的产地。我也许不会在商店货架上打开盒子仔细看，但要是回家之后发现包装里头是中国造，我会退货。圣诞节后两天我们坐在沙发上拿定的那个主意，已经够有挑战性了。
　　我们不买的只有一样：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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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马丁?路德?金诞辰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凯文朝门口走的时候，对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了，”他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
　　“好运！”我跟在凯文身后说，这事儿没点运气可不行。
　　“记住，爸爸，不要中国造。”维斯接茬儿道。他不清楚什么是中国造，但知道这是个不能买的东西。
　　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有点泄气，但脸上还能挂着笑。他极为详尽地把外出经历一一道来。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接着他开到本地的五金店，找到一根售价五美元的巴西造木销子，还在一个空柜子里找到若干钉子，售货员赌咒发誓说是美国产。
　　“可他似乎回答得也太快了一点，”凯文说，“我觉得他是在说谎，他只是想做成生意而已。我觉得他的话一句都信不得。”
　　话毕，他消失在工作间里。
　　等他一个小时后再度现身，微笑消失了。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此事不容否认，但要让我说点恭维话，那简直是太为难了。维斯看了一眼，大声说，爸爸给他做了辆“铅笔车”。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可等他们爷俩一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把小车涂成了蓝色，它却显得有了几分复古的魅力。凯文用螺丝刀把木头轮子上好，趴在地上把小车往前一推。它滑行了几尺远，接着歪到一边停下了。维斯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