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凭山看云时间：2015-06-04 20:36:33
　　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看历史，大势重于细节，数据重于故事。如果研究所谓“康乾盛世”只纠缠于什么“九龙夺嫡”、宫闱阴谋、秘闻野史，却对小冰河气候、玉米红薯的引种扩展、摊丁入亩等一无所知，这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三流网络写手。

　　为什么我要提示这一点，因为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人均5亩耕地，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全国粮食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亿人。
　　而在“盛世”之后，必将因人口指数性增长导致人均耕地急剧减少，进而导致大牲口减少使土壤肥力得不到必要补充而下降，再进而导致亩产下降；人口增加亩产下降又必将导致耕地不能轮休反而必须连作、间套作，甚至出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行为，竭泽而渔的后果是短期内粮食总产甚至单产都能有所提高，但必将进一步加剧土壤肥力下降的速度……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在工业革命以前是个无解的局。人口在指数性增长，人均耕地却日削益瘠，最后一旦“四海无闲田”，就必定“农夫犹饿死”，饥荒、瘟疫和战乱成为必然和残酷的“解决方案”。

　　近代又如何？
　　虽然有所谓的“黄金十年”，但重工业的凋零让工业化的光明依然与中国农村农业无关。
　　《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一文在谈耕作制度变迁的同时也谈到了30年代（民国工农业生产最高时期）北方农业水平最高，战乱最小的山东的单产水平。“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最肥沃的土地也只能亩产玉米65公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邑中地土膏腴”“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的桓台县小麦“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平均单产约80公斤。
　　《河北省面粉产业发展概况》载：“1949年，全省小麦产量90.1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9.3%，平均亩产只有37公斤。”
　　向称“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第一章 粮食作物-岳阳市情网http://www.yysqw.gov.cn/Html/9/0/6/2/1/0069462.html》载：“民国25年，稻谷丰产，共产稻谷60多万吨，除平江只能自给外，其余各县均有稻谷输出（华容15250吨，岳阳13910吨，临湘275吨），尤以湘阴为多（3.5万吨），湘阴县年输出量在全国居第三位，华容县居第八位。民国时期，华容县注滋口，湘阴县南大膳、白马寺、铁角嘴，岳阳县城陵矶、新墙、黄沙街、筻口等地是稻谷的主要集散地。1949年，水稻播种面积296.27万亩，总产稻谷546460吨，亩产仅184公斤。”
　　鱼米之乡的苏州地区，1948年《淀湖区主要农作物产量调查》记载：“石浦乡种植水稻16740亩，单产111．35公斤，小麦2530亩，单产37公斤，大麦1060亩，单产30公斤，油菜10790亩，单产37公斤，蚕豆560亩，单产38.1公斤。”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引用国民政府农林部统计手册数据，列明民国粮食亩产1936年最高，稻355斤，麦151斤，玉米194斤。
　　民国时期全国粮食平均单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1949年为70公斤。
　　农业发展的4个基础：基本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完善的农科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完善的农田水利体系、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最终都只能依靠工业化来实现。中、印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别人的工业化成果来解决粮食问题、农业和农村问题。
　　当中国人口增长到了10亿，连绝大部分柴草山都已开垦为耕地后人均耕地也不足2亩，作物秸杆既不能还田也不能做饲料而只能成为做饭的柴火的时候，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这不是危言耸听，光、热、水、土资源均好于中国的印度，在进口1000多万吨化肥后2011年平均单产100公斤)。如果中国现在只有这个单产水平，粮食总产将不到2亿吨，人均口粮只有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无私的外国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饥荒的发生！
　　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单产也不曾高于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2——重工业之重
　　1、什么是“工业化”？
　　首先“工业化”不是农业社会的手工作坊，也不是买一些机器开工就是工业化，而是有充分的计划组织和系统管理，并达到一定的规模，进行按照工业化生产规律的系统生产，形成社会化“有组织的机器体系”才是“工业化”。
　　“工业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包括对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所以工业化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

例如：在经济结构上，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1949年为1：2，1978年变为3:1，现在为5：1。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在就业人口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这就是工业化。

　　百度百科：“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2、对于一个独立的大国而言，工业化核心——重工业体系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可惜在1949年以前，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在此方面基本是一片空白。最大的出口居然是猪鬃、桐棬油和钨矿石，仅有的规模工业是机制面粉、火柴和棉纺业……至于什么“官府号巨轮”之类的神话最好不要提，这种美国提供图纸、材料、器具、工程师，中国提供船台和苦力的“制造”是真正的制造？更关键的是在此之后，真正的工业化应该有两个特征，1、量的喷涌而出，2、质的持续进步。不同于“跃进号”之后有“东风号”“长风号”及众多的“风”字号万吨级散货轮、有“远望2号”、有“向阳红10号”……“官府号巨轮”却是“下面就没了”，这样的“制造”能证明什么？证明中国1920年之后就不需要巨轮了？就不屑于学造巨轮了？

　　3、1949年中国产钢15.8万吨（人均300克），连全国每户一把锄头也满足不了；产化肥0.6万吨，全国每亩耕地只有4克，比一盘菜的味精用量还少；这样的工业基础加上水利工程失修等原因直接造成了全国平均单产仅70kg。
　　到1980年，仅以抗旱排涝所用的农用抽水机为例，全国已拥有258.3万台农用排灌电动机289.9万台农用排灌柴油机，合计520多万台（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如果全部进口，给个良心价大中小均价100美元，至少需5亿多美元。
　　5亿多美元！
　　我用这笔钱的1%来建厂自己造不更好？这东西到70年代连社队企业都在生产，既解决剩余劳力问题，又工农业全面发展。
　　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国家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原材料哪来？技术工人哪来？运输物流怎么办？别的不说，520多万台抽水机，至少需硅钢等各种合金材料共50多万吨，单以重量就已超过民国“黄金十年”产钢量10年总和或1949年产钢量的3倍！如果依靠进口以粗钢计价也是约2亿美元。

　　4、推而广之，化肥等农资同样如此。1949年中国化肥人均产量仅为“几乎夷为平地”的日本的1/700。在1973年“四三方案”整厂引进合成氨工艺以前，国产氮肥确实质量差成本高，但也一步步的积累扩张达到了年产上千万吨。关键是如果没有前期的技术积累和特种钢工艺的突破，“四三方案”不能自建配套设备的话，至少要多花50亿美元，也更谈不上80年代因合成氨工艺的仿制、扩散成功，氮肥和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大好形势了。
　　《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艺》（来源：http://www.docin.com/p-383296716.html）第二页就谈到“我国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制造尿素合成塔，起初为双套筒的结构，一九六八年开始制造Φ800mm内衬Cr-Mn-Ni（A4）双相不锈钢小型尿素合成塔，生产能力为80吨/天。一九七０后全国建有33个这样的尿素厂，全部由国内自行设计和制造。一九七五年以后，从国外开始引进13套年产48~52万吨的大型尿素生产装置，尿素合成塔的内径为Φ2100mm~Φ2800mm不等，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尿素合成塔，并对原有的中小型尿素合成塔进行改造……”
　　此外，化肥生产还需消耗2~5倍于产出量的海量石油、天然气、HCl、H2SO4、HNO3、NaOH、Na2CO3等基础化工原料，而农药生产工艺更为复杂，所需的一甲胺、苯、氯乙酸甲酯等基础原料多达数百种，消耗量甚至可达产出量的10倍以上。

　　中国1949年化肥产量0.6万吨（折纯）、农药产量为零、粮食总产1.1亿吨，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1269.40万吨（折纯）、农药产量53.7万吨（原药）、粮食总产3.2亿吨，再30年后上升到化肥产量5704.24万吨（折纯）、农药产量230万吨（原药）、粮食总产5.7亿吨。请各位自行估算一下这几个数据背后所代表的3个时间段的工业能力。
　　依靠一步步的技术积累，一步步的规模扩张，1980年中国钢产量终于从连每户一把锄头也保障不了的15.8万吨增长到了3712万吨，并以此为基础，化肥、农药产量数年内先后超过苏、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而现在已经占世界总产近50%。
　　数千年来的小农经济从不曾有100公斤以上的平均亩产，仅凭“包产到户的积极性”是不可能把粮食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70公斤提高到2013年的350公斤以上。这实际是得益于在建国初就勒紧裤带流着血汗搞工业化，得益于因工业化而来被使用的7亿吨钢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万吨农药（原药）1250万吨的良种，400多万吨农膜。
　　民以食为天，重工业之重，莫过于此。

　　5、再推而广之，轻工业同样如此。都说战后的日本“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可是中国1949年人均仅有日本人均硫酸产量的1/280、人均烧碱产量的1/70、人均钢产量的1/140、人均化肥产量的1/700……决定了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重工业，将不仅没有国防工业，而且也没有真正自己的轻工业，将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等原料来实现工业化。无论是抽水机、化肥、农药、自行车及各种工业品和工业原料……
　　稍有眼光的人都应知道，即使不谈什么战略、安全等，仅从长远经济效益出发，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就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
　　轻工业必须以重工业为基础，所以“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但在仅有15.8万吨钢、4万吨硫酸的当年也就只能勒紧裤带。因为，而宝贵的外汇只能用于关键技术设备原料的进口，所以要造化肥就只能“肥皂火柴限量供应”，因为化工原料有限；要造炼钢炉、汽车、尿素合成塔、反应塔就只能限制“低技术高利润的自行车”等生产，因为钢铁有限；要建设钢厂、农膜厂、电站、桥梁就只能控制日化工厂的建设，因为电力、水泥、乙烯、机械有限；……在重工业基础未初步建成前不可能放手发展轻工业，甚至只能压制轻工业，尽量让重工业的产品（如钢、化工原料等）专用于重工业的自我壮大。
　　如果把工业体系看作一棵果树，重工业可视为果树长大长高的“营养生长”，而轻工业就是开花结果的“生殖生长”。国民要从果树获益，只能收获“生殖生长”而来的果实，但是在幼树初植时，忍一时饥渴，让幼树“营养生长”更快更好肯定是明智之举。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3——工业化的困难
　　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要等民间自发地发展重工业，即使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破坏的情况下也将是极漫长的过程。如英国，1733年工业革命以纺织工业开始，到因纺织工业的扩张、纺织机械的改进和对运输的需求开始驱动重工业大发展却要半个多世纪以后了，直到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钢铁产量才出现迅猛增长。如果后发工业国家都象英国这样等待重工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只能是等到花儿都谢了，大家永远只能跟在英国人的屁股后面吃灰。
　　所以，在中国、日本、韩国、德国、苏联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初期都无一例外地以国家为主导“超前发展”重工业，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
　　如德国的克虎伯，其生产、发展一直在德皇威廉二世视野中，甚至其家族继承也要亲自安排。
　　再如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兵库造船所、长崎造船所和日本邮船会社，全是国家投资建成后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财阀，，大力扶植财阀的成长。现代日本产业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日本对其的称呼是“政商”，它们的起源就是官营的再以优惠政策扶持，甚至直接以国家力量协助其从中国、朝鲜和国内掠夺而成长壮大。例如八幡制铁所《寄生于中国的日本八幡制铁所-财经-凤凰网》

　　工业化主要的困难有：
　　1、资金问题。
　　重工业投资巨大，仅一个钢铁厂就动辄数百万美元，还要配套铁矿、煤矿、电厂、铁路、港口……
　　例如，汉阳铁厂用白银500万两（时约折300万美元），是当年清政府年收入（约0.77亿两）的6.5%。日本设计指标年产6万吨钢的八幡制铁所，耗用1920万日元（折合白银1280万两或860万美元，甲午赔款），占当时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通常建设每万吨钢产能需100~300万美元(1910年美元），根据“美元时间”网站（http://dollartimes.com）折合1980年的800~2400万美元。又如70年代台湾高雄钢厂两期总投资879亿新台币（24.42亿美元）建成325万吨钢产能，在外汇充裕全部海运进口澳洲优质铁煤矿不需配套矿山、选矿、铁路等基建投资的情况下，每万吨钢产能投资751万美元。
　　因我国铁矿石品质差，绝大多数矿山为30%以下的贫矿（美、澳、印多为60%以上的富矿），且共生复合矿石多、矿体复杂，不利于开采和冶炼，不邻海交通不便，冶炼工艺复杂等原由，单位投资远高于正常。如攀钢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铁路和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研制成功为前提。前30年结束时，我国1980年3712万吨的钢产能（含配套矿山、炼焦、铁路、电厂、港口等）至少须投资100亿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亿美元(1980年美元），仅此一项就占前30年GDP总和（以当年汇率折算为2.80万亿美元）2.9%，占前30年财政总收入（以当年汇率折算为0.78万亿美元）10.3%。（账面用款肯定低于此数，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当年的GDP因统计、计算方式、“调拨”“冬修”“民办”等无偿低偿劳动和各种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