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面对日军兵临城下，北京城里的教授大多走了两条路，一条是随校南迁，一条是留守北京城。选择留下的大多是家中有年迈父母需要照顾的，如俞平伯；还有一些是投降主义者，如周作人，觉得抵抗无望，干脆就高举白旗混碗饭吃。南下毕竟仍是大多数，如吴有训，虽然妻子刚刚分娩不久，孩子嗷嗷待哺，然而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离城。留与不留，并不一定立见其气节之高下，关键是留下之后究竟怎么做，如何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下保持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