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一个普遍认知是，这是一个低端制造业，尽管规模很大，但是技术含量低，没有品牌，所以利润也很低。一个经常被拿来说事的例子就是“8亿衬衫VS一架客机”，就是中国辛辛苦苦出口8亿件衬衫，得到的利润只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飞机。
毫无疑问，单纯地从生产效率上看，即从成本收益比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做法的确不划算，亏大了，很低端。但一个完整的经济过程不仅仅包括生产，而且还包括分配。所以，要衡量一种经济行为，一个经济体，它合不合理，亏不亏本，效率的高低时，不仅要看它的生产面，还要看它的分配面，不仅要衡量它的生产效率，还要看它的分配效率。
生产讲的是赚多少钱及如何生产的问题，分配讲的是赚的钱及产品的消费如何分配的问题。一个经济活动它赚的钱越多，就说明它的生产效率越高。同时，直接参与产品消费的人越多，直接参与利润分配的人越多，那么这个经济活动的分配就越公平，分配效率就越高。
在“8亿衬衫VS一架客机”的例子中，直接参与“8亿衬衫”消费和利润分配的人，都远比“一架客机”高。尽管在生产效率上，“8亿衬衫”比“一架客机”低很多，但是在分配效率上，“8亿衬衫”又比“一架客机”高很多。在生产方面中国的“8亿衬衫”的确是处在世界的低端，但是在分配上，却又绝对处在世界的高端。
比尔盖茨年年是世界首富，但是他的钱和你我，和全球的普通人有个蛋关系。我关心的只是我的油盐酱醋茶以及我的钱包每天能赚多少钱。大资本家关心的只是自己能赚多少钱的问题，他们钱和普通百姓的油盐酱醋无关，和普通百姓的钱包无关。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却是一个事关全球普通人的油盐酱醋，和主要事关普通中国人钱包的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资本家不会关心分配问题，他们只会关心生产的问题，他们只会关心他自己赚了多少钱。事实上，为了自己挣更多的钱，他们不仅不关心分配公平，而且是极力反对分配公平。在产品价格上，他们想不择手段地维持高价，这样就降低了能买的起的人数。在利润的分配上，他会不择手段地都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降低了参与利润分配的人数，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
而中国的制造业却是“反资本主义”的，和西方的大资本家对着干。无论在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组织上，产品消费的分配上，还是在产品利润的分配上，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反资本家”的。
在生产活动的组织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做法是喜欢在一个大公司集中生产，喜欢搞垄断。而中国制造业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喜欢把生产链条拆分、肢解。一个公司只承担其中一个微小部分的生产，微小到一个垫片，一个铆钉。当中国人把原本一个大公司所垄断的生产链条无限肢解，而最终形成由众多微小公司甚至小作坊所组成的产业集群时，这不仅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更提高了分配的效率，因为老板人数大规模增多了，一个作坊主也是一个老板啊，直接参与利润分配的人大规模增多了。
同时，只要被中国制造业盯上的东西，它一定会迅速地大规模地降价。这意味着将大大提高这一产品的“能买得起”指数，使得全球能够直接消费这种产品的人数迅速大规模增多。
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原因就在其分配的不公平。事实上，马克思所关注的分配还更多地只是产品利润的分配，而忽略了产品自身的分配。
所谓的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当你不关心分配时，你就是在不关心人。当一个经济体，一个经济模式忽略分配问题，分配效率极低时，那么这个经济体，这个经济模式事实是极度不关心人的，而仅仅关心利润。一个过多关心利润，而较少关心人的经济模式，最终必然会陷入马克思所说的“浑身上下对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状态。
所以，在评价中国模式时，在评价任何经济模式时，我们都应该首先关心人，其次再关心利润。务必将分配指标纳入进来，而且赋予它更高的权重。如果采用这种新的评价体系，全球的经济图景也立马改变。
很多人把“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失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误判。“共产主义”的确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真正一统全球了，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真的失败了。
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同时，中国制造业、中国经济却在世界崛起了。中国经济模式是和西方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给当前的中国经济简单地贴上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都是肤浅的，因为她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甚至既“反共产主义”，也“反资本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简单地画等号也是肤浅，因为马克思关心的根本问题并非共产不共产，而是分配的公平问题，而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资为本”的问题。准确地说，马克思主张“以人为本”，而反对“以资为本”。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建立人本主义的手段。手段的失败并代表目的和目标的失败。
从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能解决马克思问题的，能承担反资本主义重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中国制造模式，中国经济模式。中国制造业的小老板和马克思在最终目的上不谋而合，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都没关系。（微信：新心性主义）
毫无疑问，单纯地从生产效率上看，即从成本收益比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做法的确不划算，亏大了，很低端。但一个完整的经济过程不仅仅包括生产，而且还包括分配。所以，要衡量一种经济行为，一个经济体，它合不合理，亏不亏本，效率的高低时，不仅要看它的生产面，还要看它的分配面，不仅要衡量它的生产效率，还要看它的分配效率。
生产讲的是赚多少钱及如何生产的问题，分配讲的是赚的钱及产品的消费如何分配的问题。一个经济活动它赚的钱越多，就说明它的生产效率越高。同时，直接参与产品消费的人越多，直接参与利润分配的人越多，那么这个经济活动的分配就越公平，分配效率就越高。
在“8亿衬衫VS一架客机”的例子中，直接参与“8亿衬衫”消费和利润分配的人，都远比“一架客机”高。尽管在生产效率上，“8亿衬衫”比“一架客机”低很多，但是在分配效率上，“8亿衬衫”又比“一架客机”高很多。在生产方面中国的“8亿衬衫”的确是处在世界的低端，但是在分配上，却又绝对处在世界的高端。
比尔盖茨年年是世界首富，但是他的钱和你我，和全球的普通人有个蛋关系。我关心的只是我的油盐酱醋茶以及我的钱包每天能赚多少钱。大资本家关心的只是自己能赚多少钱的问题，他们钱和普通百姓的油盐酱醋无关，和普通百姓的钱包无关。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却是一个事关全球普通人的油盐酱醋，和主要事关普通中国人钱包的问题。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资本家不会关心分配问题，他们只会关心生产的问题，他们只会关心他自己赚了多少钱。事实上，为了自己挣更多的钱，他们不仅不关心分配公平，而且是极力反对分配公平。在产品价格上，他们想不择手段地维持高价，这样就降低了能买的起的人数。在利润的分配上，他会不择手段地都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降低了参与利润分配的人数，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
而中国的制造业却是“反资本主义”的，和西方的大资本家对着干。无论在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组织上，产品消费的分配上，还是在产品利润的分配上，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反资本家”的。
在生产活动的组织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做法是喜欢在一个大公司集中生产，喜欢搞垄断。而中国制造业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喜欢把生产链条拆分、肢解。一个公司只承担其中一个微小部分的生产，微小到一个垫片，一个铆钉。当中国人把原本一个大公司所垄断的生产链条无限肢解，而最终形成由众多微小公司甚至小作坊所组成的产业集群时，这不仅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更提高了分配的效率，因为老板人数大规模增多了，一个作坊主也是一个老板啊，直接参与利润分配的人大规模增多了。
同时，只要被中国制造业盯上的东西，它一定会迅速地大规模地降价。这意味着将大大提高这一产品的“能买得起”指数，使得全球能够直接消费这种产品的人数迅速大规模增多。
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原因就在其分配的不公平。事实上，马克思所关注的分配还更多地只是产品利润的分配，而忽略了产品自身的分配。
所谓的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当你不关心分配时，你就是在不关心人。当一个经济体，一个经济模式忽略分配问题，分配效率极低时，那么这个经济体，这个经济模式事实是极度不关心人的，而仅仅关心利润。一个过多关心利润，而较少关心人的经济模式，最终必然会陷入马克思所说的“浑身上下对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状态。
所以，在评价中国模式时，在评价任何经济模式时，我们都应该首先关心人，其次再关心利润。务必将分配指标纳入进来，而且赋予它更高的权重。如果采用这种新的评价体系，全球的经济图景也立马改变。
很多人把“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失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误判。“共产主义”的确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真正一统全球了，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真的失败了。
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同时，中国制造业、中国经济却在世界崛起了。中国经济模式是和西方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给当前的中国经济简单地贴上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都是肤浅的，因为她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甚至既“反共产主义”，也“反资本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简单地画等号也是肤浅，因为马克思关心的根本问题并非共产不共产，而是分配的公平问题，而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资为本”的问题。准确地说，马克思主张“以人为本”，而反对“以资为本”。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建立人本主义的手段。手段的失败并代表目的和目标的失败。
从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能解决马克思问题的，能承担反资本主义重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中国制造模式，中国经济模式。中国制造业的小老板和马克思在最终目的上不谋而合，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都没关系。（微信：新心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