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网游处于红利期时，各媒体纷纷跳反，开始指责网游的各种不是，当时的新闻标题无外乎以下几种“网瘾少年捅死家人”“谁把天才变成了恶魔”之类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标题，并采访一些网游玩家，并且用引导式的采访，问答，让他们表现出在网络游戏中杀人，进行暴力是非常有快感的，甚至网络游戏的全部乐趣就只有从暴力行为中才能获得。更有了譬如“电子海洛因”这样的词汇出现。网游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的妖魔化。楼主其实是比较感同身受的，当时楼主还没离开校园走入社会，很清楚的记得央视报道过很多期关于网瘾危害的节目，而且每一次看到这样的节目我都会很反感，因为父母对我玩游戏的态度立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回想一下，在“网瘾战争”那个时期的当事人“我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60或70年代的人，尽管有些受教育程度不低，但是对新信息的获取途径远没有我们便捷和更有时效性，出于对一种不熟悉的新生事物的抵触和防备，加上媒体铺天盖地的妖魔化网络，很快网游就和现实开战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早在2009年“网瘾战争”打的沸沸扬扬的时候，卫生部已经明文：网瘾并非精神疾病，以此为噱头进行的治疗均属违法。这样的声明对类似杨永信这样的机构是极其不利的，但是这样无力的声明终于还是淹没在人们狂躁的呼声中。这时一部名为《战网魔》的纪录片诞生，其主要通过将魔兽和流星蝴蝶剑的部分片段剪切，并制造污蔑性言论，以一种看似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妖魔化网游。这部纪录片的受众自然不会是我们，而是那个时期不明就里的家长们，不过，从本专业的定义来说，这样的东西无法将其称之为纪录片。常见的纪录片大抵不过三种：人文关怀，即以非常强有力的人文情怀和浓重的边缘文化情结关注人。交友式的纪录片拍摄。新闻排演，追求结果的真实，并不是生活的精确记录，其中有合理的干预。为什么我要扯这些呢？我的目的是强调当时媒体看似正常实则为利益所动摇，以带有欺骗性的报道手段铺天盖地地影响着人们正常的判断力。这一切更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商业广告，而不是一个国家体系中正常运作的新闻媒体。而杨永信确实是抓住了这一点的聪明人，他以一种明为双赢实则是共谋的手段，牢牢控制住了一个特定并且有力的消费人群，就是在整场战争中处于绝对优势的，我们的家长。这一战，至今还未结束，而是在沉淀多年之后再次爆发出来，出现在公众的眼球中。而这一战我们究竟输给了谁？输给了不公正的舆论导向，输给对于法制的淡漠，输给对于客观事实的认知，输给了对于医学的近乎贫瘠的了解程度。杨永信的做法实际存在非常多的致命伤，而这些在今天这个网络普及度很高的时间下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同，其一；玩物丧志自古有之。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也并非人人功成名就。人们总喜欢找寻一种因果关系，并将自己一切不利的现状找一个替罪羊，网游只是一个背锅的存在。没有网游，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么？其二；如果家长不能成为孩子最亲密的朋友、电脑就可能成为孤独寂寞的孩子们不可分离的玩伴。电子游戏里泡大的孩子，对父母与他人都很淡漠，情感与智力都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家长是整件事中关键的一环,一个明智，有责任心的家长不会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其三；手段极其不正规，近乎于残忍。建议各位去看看发条橙。
最后我想抛出一个问题，如何能让一个生命走向极度消极与愤怒？亦或是剥夺其作为人的价值？我想，？最好的办法不过就是扭曲他的三观或模糊他的自我认知。在从那个疯人院出来的人中，我看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患者，看到了反社会型人格的患者。杨永信不过是打着正义旗号的低劣商人，不过是一个漠视他人生命的刽子手。更是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独裁者。8年前我对这种现象无话可说，但是今天，人们应该惊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