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的历史定位与年代误判（《解析》后的相关解析）
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构建过程中，大概要数对良渚文化年代的判定摇摆幅度最大了，从最初的“龙山时代”跃进到“仰韶时代”，前后相差数百年。这当然有测年技术进步的因素，但对良渚文化的历史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的良渚年代观。
良渚遗物在1930年代发现之初，就被判定与山东发现的龙山文化遗物同时甚至稍晚。1936～1937年，在浙江杭县诸遗址发现黑陶遗存后，发掘者施昕更认为其与华北黑陶“文化的特征是相同的，而形制及制作的技巧上看，是比城子崖为进步，似属黑陶文化的后期，所以比山东城子崖稍晚，然而也晚不了许多”[1]。1939年，梁思永先生将良渚遗存列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2]。此后，良渚文化是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的意见长期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
随着发现与研究的展开，学界逐渐认识到，良渚文化的上限略早，下限与龙山文化大致相当。“关于良渚文化，我们已测了四个地点的七个标本……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间则要较早”[3]。直至1980年代，良渚文化的年代跨度在公元前3300～前2000年左右的意见仍占主流[4]。在1990年完成、1994年出版的《中国通史 第二卷 远古时代》中，作者仍把良渚文化（中晚期）归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公元前2600～前2000年左右）[5]。
进入199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提出新的方案。以大汶口文化花厅墓地中出土有大量良渚式陶器和玉器为突破口，栾丰实对良渚文化的年代提出质疑，他以文化序列明确的海岱史前文化为标尺检验良渚文化的年代框架，提出“良渚文化，应属早于龙山时代的仰韶时代晚期，它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仰韶文化三、四期是平行发展的”的论断，认为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或略晚[6]。嗣后，张忠培也撰文认为良渚文化“延续到公元前第3千纪前半，或约距今4600年前”[7]。
赵辉进一步指出，“目前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尚找不到和龙山文化确有联系的遗存，反之，在龙山文化的范围里，也没有受到过良渚文化直接影响的确凿证据”。“仅就以反山墓地和莫角山大型建筑为标志的良渚文明所达成的时间来看，不会晚于公元前3000年。这个时间当略早于建造屈家岭文化中的石家河城址和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心聚落的出现。因此可以认为，良渚文化在其文明化进程方面是一个领先一步的地方文化”[8]。
栾丰实在回顾这段研究史时指出，“在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由各自存在对方的文化因素所反映的这种年代对应关系，早在十几年之前已有学者指出过[9]，可惜当时并未给良渚文化以应有的位置，而是把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下推到与二里头文化同时，以此来适应良渚文化属于龙山时代的普遍看法”[10]。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相信具有先进的封窑烧陶技术及灰黑陶系产品、发达的玉（石）器制造技术，以及各类遗存所显现的社会高度复杂化特征的良渚文化，居然早于龙山时代。对其年代的误判不能不认为与这一“普遍看法”有关。张忠培在上引文中指出，对良渚文化年代的新认识之前提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则万不可在时间上对本来发展不平衡的诸考古学文化一刀切”。
此后，属这一地区龙山时代遗存的广富林文化被发现和确立，填补了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缺环[11]。至此，良渚文化终于被剥离出龙山时代，它在整个东亚大陆的文明化进程中先行一步的历史地位得以确认。
[1]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
[2]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会誌》第四本，1939年。中文版见《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
[3]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4] 吴汝祚：《良渚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安志敏：《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88年第3期。
[5]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 第二卷 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 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7] 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5年第5期。
[8] 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9] 南京博物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文物》1978年第4期。
[10] 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11] 宋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 2006年7月21日。

“中国”究竟诞生于何时？
著名学者易中天的通史著作《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12月），封面LOGO上就打出了“三千七百年以来 我们的命运和选择”的字样。一时惊世骇俗。
有记者提问时直截了当：“我们可是习惯了说‘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你就不怕引人误解？”易中天答曰：“我认为如果把中华文明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分界就在二里头。……从二里头算起，我们是3700年文明史。这是考古考证出来的说法，5000年的说法是不讲道理的，我们以后就不能说5000年文明史了。”
围绕易中天的这部史著，争议不断。对于易中天的这一说法，更是非议连连。那么，易中天的惊世之语，究竟是实说还是胡说？由于我们讨论的时段还在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之前，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要到考古材料中去找了。
要说清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关的概念。首先，关于“文明”的解说五花八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但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形态，而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应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国家最重要的标识物则是“城市”——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就直奔主题，以《国家》为名，其概念是清楚的。争议的关键，是何为“中国”。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问题也不例外。考古学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东亚大陆就展现了这样的图景。
大约距今六千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它们都属于“中国”吗？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是从呱呱坠地开始到死亡，其诞生也可以追溯到母腹中的胚胎成型，也可以从精子与卵子相撞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甚至父方或母方的诞生，也是这个生命诞生的前提。说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认识，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这样无限制地追溯，意义何在？同时，其认知前提是百川归海的单线进化论，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甚而，在不少人心目中，一个默认的前提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古代遗存，理所当然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样的认识，可以成立吗？
首先，考古学家观察到的上述许多古国或部族，大都经历了发生、发展乃至最后消亡的全过程，也即它们各自谱写了完整的生命史的篇章，而只是给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给养或影响。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们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类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中的“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原因想必多种多样，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在某些区域，“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或许就是原因之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支离破碎的古代遗存，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所在多有。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
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所以，我在《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就把作为政治实体出现的最早的中国，追溯到距今37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认为在这之前，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而易中天先生，正是采纳了考古学者类似的研究成果，才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限定于3700年前的。这是对“中国”诞生史的狭义的解读，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