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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思想方面，远在韩愈之前。他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另外，他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明确指出恻隐之心即仁心，这就具有在我国思想史上独立地重新发明失落已久的孟子人性思想核心的意义。“安史之乱”后，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他，亲身经历了国家深重的苦难，接近广大劳苦群众，加之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深深懂得儒家“邦以民为本”的道理，继承和发扬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格外关注儒家传统的复兴问题。
在崇尚儒学、恢复儒家道统方面，韩愈和杜甫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中，韩愈明确表示：“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故身为监察御史，面对饥荒重赋，百姓卖儿鬻女、弃尸路旁的惨痛现实，他毅然上书，却被贬阳山令。其冒死谏迎佛骨，如同杜甫的疏救房琯，都是基于儒家“以道事君”的直言敢谏传统的。杜甫于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始被任命为左拾遗，当月房琯罢相，杜甫上疏谏诤，力辩“罪细不宜免大臣”，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亏宰相张镐救免。六月一日，又在上肃宗的《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极力为房琯“冒死称述”，因此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远离朝廷，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始终未悔。由此看来，韩愈和杜甫都是操行坚正，荣悴不易，真率不诡随的儒者。在《原道》中，韩愈直接揭示出自己的儒家道统观，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他认为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不传，而他自认是孟子之后的继承人。所以他对孟子的评价很高。但韩愈对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恻隐之心为仁”，却没有作出重新发明。应该说，杜甫的儒家思想更具有实践性的品格，他继承和发扬的多是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而韩愈则是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的。

杜甫和韩愈对孟子的重视，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孟子与《孟子》一书的地位，在唐以前是不高的。司马迁作《史记》，并未为孟子单独列传，而在《孟子荀卿列传》多人合传中，真正写到孟子生平事迹的，只不过一百三四十个字。整个两汉时代，为《孟子》作注的，相传有六家，流传至今的，只有赵岐的《孟子章句》一书。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见于著录的，只有晋代綦毋邃《孟子注》一种，且已失传。而到唐代，情况起了变化。除此之外，《孟子》在此之前一直被列为子书，不能称“经”。但“安史之乱”以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随着孔子及儒学地位的提高，孟子的思想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要求把《孟子》列为经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才明确地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观，大力弘扬儒家思想，使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影响更加广泛。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杜甫和韩愈的思想，其主导方面虽是儒家思想，但亦程度不同地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其实，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统治方略，在隋文帝时已露端倪。而到唐玄宗时代，以儒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统治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自然会受到影响。譬如杜甫同情弱势群体的“恻隐仁者心”的儒家情怀，与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是相通的。韩愈虽极力攘斥佛老，但在时风的影响下，在与僧人的交往中，他的思想亦有所变化。其《原道》之“博爱之谓仁”，《原人》之“圣人一视而同仁”，虽根源于儒家，但与佛家仁慈爱人、众生平等之思想亦不无关系。有的论者则认为是“融墨于儒”，与墨家提倡的“兼爱”有相通之处。陈寅恪甚至认为韩愈的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虽未尽的，但亦不无道理。

韩愈是思想家，又是开宗立派的诗人，他是韩孟（郊）诗派的领袖人物。正是由于在恢复儒家道统上思想的一致，所以韩愈对杜甫非常推崇。韩愈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是李杜并尊的，对二人并无优劣之分。他在诗文中凡是提到杜甫，几乎都是与李白并称的。韩愈并尊李杜，故其诗风格既有李诗的豪逸，又有杜诗的雄奇。而更主要的，是他继承杜甫完成了诗风诗格的新变，并发展了杜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奇险倾向，形成自己奇崛险怪、豪健奔放的独特风格。

关于杜甫求奇思变的创作倾向，前人论述颇多，此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杜甫的这一倾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他所处的“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的。葛晓音《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从杜甫岑参等诗人创奇求变的共同倾向谈起》一文虽然没有直接触及韩愈，不过修正了传统的杜甫与韩愈诗变的单线联系的说法，厘清了韩愈诗变的发展脉络。葛文提到的岑参、毕曜、苏涣、王季友、孟云卿，都和杜甫交往密切，有诗为证。杜甫与独孤及虽无交往的文字留下来，但独孤及与杜甫的友人李白、高适、岑参、毕曜、贾至、郑潜曜、李之芳、薛华、李舟、陈兼等关系密切，而陈兼之子陈京即出独孤门下，想来甫与及当有来往。岑参诗雄奇瑰丽，风格奇峭。苏涣是一传奇人物，剽勇不羁，作诗求奇，他的《变律诗》就是有意变奇之作。王季友，亦是奇人，杜甫称其“豪俊”。孟云卿，工诗，杜甫称为“古人诗”。元结乾元三年编《箧中集》，录沈千运等七人之诗二十四首，其中录云卿诗五首。独孤及与萧颖士、李华、贾至等都提倡古文，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至于顾况，善为歌诗，性诙谑放任，不修检操。粗硬而杂鄙句，正是求奇。以上数人，对韩愈的创作都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就诗歌创作的奇险倾向而言，杜甫的影响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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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李白、杜甫和王、孟、高、岑等共同把诗歌创作推向一个高峰。杜甫要超越同时大家，必须创新，开辟一条自己的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里的“语”，实际上就是指诗歌创作。诗怎样才能“惊人”？杜甫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奇”。怎样才能达到“奇”？杜甫主要采取了三种手法：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
以文为诗，是指诗的散文化，即以作文之法作诗。如《塞芦子》，犹似一章奏议。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数百栽》等，直如书札。《八哀诗》，犹如八人传记。至于个别散文式的诗句，如《春日忆李白》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之“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羡”，《徐卿二子歌》之“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丹青引》之“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等，更是比比皆是。

以议论为诗，虽不是杜甫的首创，但却是杜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了以议论入诗又能保持诗歌情韵的艺术独创性。此诗根据自身经历，按照还家的时间顺序，以议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真切描写沿途见闻和到家后的情景，集中表现了他“致君尧舜上”的抱负、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戏为六绝句》，开以绝句论诗的先河，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杜甫的一些咏物诗，往往借物寓理，发大议论。如七言歌行《古柏行》，描写古柏形神兼备，抒情议论寄托遥深。最后八句，“卒章显其志”，联系大厦将倾需栋梁的现实，发出“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深沉感喟。杜甫的许多咏史怀古诗，往往借古人躯壳而抒己怀抱，以史为鉴，寓含议论。如《石笋行》，杜甫在诗中对古来的传说给予了否定，推想石笋当是昔时卿相墓表。指出蒙蔽百姓的世俗之见，犹如小臣之谄媚皇帝，误国乱政，其害无穷。诗以“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作结，表现了杜甫疾恶如仇和反对迷信的鲜明态度。而杜甫直咏时事的诗篇，更是借事发议，寓意深刻。如《前出塞九首》第六首纯为议论，表达了杜甫对于战争目的和民族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正确见解，见识远高于当时所有的边塞诗。

杜诗奇，源于创。敢于创新，避熟生新，因旧翻新。“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饮中八仙歌》亦是创格，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不发一句议论，而八人醉态活现。《曲江三章章五句》，是一种每首五句的七言诗体，一、二、三、五句押同一韵，都在第三句上作顿，非今非古，自我作古，亦是杜甫的创体。

律诗，至唐始定型。五言律诗，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时已成熟。但七言律诗直到杜甫时始成熟。律诗有严格的格律，有一定的平仄格式。为使律诗更多变化，有的诗人尝试打破固定的平仄格式，即所谓拗体律诗。杜甫之前，律诗中虽已有拗句出现，但拗体七律却是杜甫的新创，而且是有意为之。关于杜甫拗体七律的数量，说法不一。“丁卯句法”和百韵长排皆为杜甫始创。其绝句亦别具一格，奇崛朴健，与盛唐诸家不同。有人统计过，在杜甫今存138首绝句中，就有古绝32首，拗绝29首。杜诗押仄韵、押险韵的情况也比较多。另外，律诗句式，五言诗一般为“二三”式，或 “二二一”式；但杜诗句式还有“四一”式、“二一二”式、“一一三”式、“一三一”式、“一四”式、“三二”式等多种形式。七言诗句式一般有“四三”式或“四二一”式，但杜诗句法还有“四一二”式、“五二”式、“二五”式、“三四”式、“一六”式等多种形式。杜甫还有意造成错位句，使句子成分颠倒错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郑驸马宅宴洞中》之“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为写富贵人家酒好器丽之名句，其妙在于避俗就新，不直言“琥珀杯薄春酒浓，玛瑙碗碧冰浆寒”，而是“将杯、碗倒拈在上，而以浓、薄、碧、寒四字互映生姿，得化腐为新之法”。又如《放船》之“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用一四句式突出“青”、“黄”二字，极为准确地写出了船行迅速、两旁景物联翩而过的视觉感受，颇为精警。

杜诗的“奇”，还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避俚俗，而又能做到由雅入俗。如《愁》诗，题下原注：“强戏为吴体。”又如《夜归》诗，写醉后归家所见所闻深夜景象，以及边歌边舞之醉态，亦近俳谐体。杜诗还大量使用俚词俗语。《送李校书》云：“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此类尚多。杜甫不避俗，而能化俗为雅，甚至不避丑，而能化丑为美，这正是杜诗的奇特之处。杜诗用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敢用他人所不用或极少用的词语。如“侧塞”一词，唐以前，大概只有《水经注》和梁简文帝的文章中偶尔用过，诗中尚未见。而在清编《全唐诗》中，只有杜甫两次用过“侧塞”一词：一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侧塞被径花，飘摇委墀柳。”一是《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之“虚徐五株态，侧塞烦胸襟”。而文中，似乎只有颜真卿在大历六年（771）三月所写的《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中用过：“于是远近骏奔，道场侧塞，圣像放光。”原来“侧塞”一词是佛经翻译中的常用词语，意为积满充塞。而在诗中，据今所见，恐杜为首用。后宋人范浚《题茂安兄秀野亭》诗云：“侧塞乱花红被径，檀栾竹高翠缘陂。”乃是因袭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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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诗到杜甫，已是登峰造极，很难逾越。韩愈对杜甫自然是无限景仰的，他的诗有的模仿杜诗，有的袭用或化用杜诗。如《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有似杜诗，而其中《井》诗云：“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则全模仿杜诗《江南逢李龟年》。甚至个别用词，也步杜甫后尘而用之。
对志大气傲的韩愈来说，是不甘心屈居杜甫之后亦步亦趋的。他要开宗立派，独树一帜，但是如何才能达到呢？“怪奇伟丽，变态百出”是杜诗的一大特点。于是，韩愈一眼觑定而极力效仿之，超越之。怪奇伟丽，力行险怪，正是韩诗最突出的特点。怎样才能做到险怪伟丽？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韩愈求奇而采用的重要手段。

韩愈继承和发展了杜甫“以文为诗”的传统。他的诗喜用古文之法，铺张扬厉，蔚为大观。如有名的《南山诗》，长达一百零二韵，以汪洋恣肆的笔触，对终南山雄伟奇丽的自然景观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全方位描写，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和十四组叠字，其气势之宏大，结构之严密，体物之巧妙，雕琢之精工，无不追新猎异，穷极变化，雄奇纵恣，独辟蹊径。又如《荐士》诗，不啻一篇诗歌论。先叙诗歌的发展流变，肯定《诗经》、建安以来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高度评价了陈子昂改革唐代诗风的不朽功绩和李白、杜甫的巨大成就，严厉批判了齐梁陈隋的不良诗风。次叙孟郊的诗品人品，提出了“横空盘硬，妥帖力排奡”的诗歌创作主张。末写荐士的宗旨目的。叙事纵横，善用比喻，铸词造句，语多奇崛。全诗“虽为荐孟郊作，其论诗之旨，悉具于是矣”。《忽忽》、《嗟哉董生行》等皆全诗散文化。《路傍堠》用入声陌、锡韵，而“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则是特殊句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过于追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过于散文化，往往会减弱诗的韵味。韩愈及韩孟诗派中人自不免此弊。如韩愈的弟子卢仝（号玉川子）做了一首《月蚀诗》，便过于散文化，如开头即云“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调黄钟”，与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开头“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云云，则是学杜甫《北征》诗开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而韩诗大半增减卢仝诗句，不及杜诗远矣。如《古风》全用古文句法，难怪刘克庄将其误为“古赋”。又如《落齿》，全诗用十八韵三十六句絮絮叨叨地写掉牙，又用“焉”、“矣”、“尔”等虚词津津有味地加以描绘，真是一首歪诗。故沈括云：“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

韩愈基于他“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是有意追求奇险的。如《李花赠张十一署》，诗前半着力摹写李花的情状，刻画从黑夜到清晨之间李花的物色变化，描绘了阳光、云彩和花树交相辉映的丽景，奇思壮采，灿烂辉煌，令人魂迷眼乱，其浪漫的情调、宏阔的意境和丰富的想象，充分体现了诗人“神奇变幻”的艺术特征。后半由花及人，借花致慨，自伤身世，百感交集。全诗写得精妙奇丽，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如《落叶送陈羽》、《赠河阳李大夫》为拗律，《答张彻》排律用拗体，《河南令舍池台》似仄韵拗律，《南山诗》、《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赠崔立之评事》、《叉鱼招张功曹》、《病中赠张十八》等用险韵，愈险愈奇。特别是《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写冬夜野火烧山之事，驰骋想象，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写得光怪陆离，词旨诡异，造语险怪，可谓韩愈刻意求奇之作。正因此诗怪异奇特，故后之仿效者不乏其人。而这首怪诗竟使韩愈成了“仙”。陈允吉更是独具慧眼，精辟地指出韩愈所受佛教壁画的影响，而《陆浑山火》“应该是有‘地狱变相’为其构思加工的基础的”。所以有人认为韩愈“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确，韩愈在诗中不厌其烦地描写那些丑恶险怪的事物，甚至津津有味地渲染阴森恐怖的杀人场面，如《元和圣德诗》所描写的那样，不惜以1024字的冗长篇幅极力铺陈，为的是“明天子文武神圣，以警动百姓耳目，传示无极”。难怪李如箎斥责说：“如退之《元和圣德诗》序刘辟与其子临刑就戮之状，读之使人毛骨凛然，风雅中安有此体？”苏辙亦斥韩愈之陋：“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云云，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