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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丁芷诺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已60年了，这部作品如今不但受到国内群众的喜爱，在国外的音乐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小提琴家演奏《梁祝》。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五次录制唱片，美国小提琴家沙汉姆也录制唱片，俄罗斯小提琴家文格洛夫多次演奏。在2016年第一届上海斯特恩国际小提琴大赛中，来自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的小提琴家们精彩的演绎更使人难以忘怀。
作为《梁祝》诞生的见证人之一，我不无感慨——几代中国音乐家的共同努力催生了这颗明珠。我们要感谢老音乐家、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是他在三个题材中圈出了在当时最“不革命”的题材——《梁祝》，也是在他指示下组建了《梁祝》的创作班子。我们要感谢老音乐家丁善德，是他一堂堂课具体指导两个青年学生完成《梁祝》的创作。我们也要感谢小提琴教授赵志华，是他在《梁祝》的编写过程中从小提琴专业角度给于帮助，不但写下近万字关于《梁祝》的论文，还编定了很好的弓法、指法。但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当时具体策划、亲自一步步运筹把《梁祝》推向成功的领导——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支部书记、长笛教授刘品。
《梁祝》的出现对外界来说，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是谁先有要创作《梁祝》的想法？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当时所提倡的“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是否只是1958年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今后再不可能产生了？
正因为这些问题未得到解答，由此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例如：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也有人说，陈钢当时只是个学生，这之前从未写过大型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因此，有丁善德的学生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
笔者作为《梁祝》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之一，对当年的历史情景以及刘品在《梁祝》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做一个简要回顾。
是谁先有了要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是刘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来自部队，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在1958年春天，整个国家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刘品作为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同学，例如，沈西蒂、张欣、朱英等，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具体分工是：何占豪、丁芷诺负责创作，张欣、朱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加入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最初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讨论演奏问题。左起:沈西蒂、俞丽拿、丁芷诺、何占豪、张欣、沈榕。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作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一批业余作曲家，如何占豪、阿克俭、屠巴海等。
第四，1958年10月中旬，上音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及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部大一些的作品，向第二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已60年了，这部作品如今不但受到国内群众的喜爱，在国外的音乐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小提琴家演奏《梁祝》。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五次录制唱片，美国小提琴家沙汉姆也录制唱片，俄罗斯小提琴家文格洛夫多次演奏。在2016年第一届上海斯特恩国际小提琴大赛中，来自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的小提琴家们精彩的演绎更使人难以忘怀。
作为《梁祝》诞生的见证人之一，我不无感慨——几代中国音乐家的共同努力催生了这颗明珠。我们要感谢老音乐家、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是他在三个题材中圈出了在当时最“不革命”的题材——《梁祝》，也是在他指示下组建了《梁祝》的创作班子。我们要感谢老音乐家丁善德，是他一堂堂课具体指导两个青年学生完成《梁祝》的创作。我们也要感谢小提琴教授赵志华，是他在《梁祝》的编写过程中从小提琴专业角度给于帮助，不但写下近万字关于《梁祝》的论文，还编定了很好的弓法、指法。但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当时具体策划、亲自一步步运筹把《梁祝》推向成功的领导——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支部书记、长笛教授刘品。
《梁祝》的出现对外界来说，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是谁先有要创作《梁祝》的想法？即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当时所提倡的“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是否只是1958年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今后再不可能产生了？
正因为这些问题未得到解答，由此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例如：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也有人说，陈钢当时只是个学生，这之前从未写过大型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因此，有丁善德的学生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
笔者作为《梁祝》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之一，对当年的历史情景以及刘品在《梁祝》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做一个简要回顾。
是谁先有了要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是刘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来自部队，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在1958年春天，整个国家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刘品作为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同学，例如，沈西蒂、张欣、朱英等，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具体分工是：何占豪、丁芷诺负责创作，张欣、朱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加入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最初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讨论演奏问题。左起:沈西蒂、俞丽拿、丁芷诺、何占豪、张欣、沈榕。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作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一批业余作曲家，如何占豪、阿克俭、屠巴海等。
第四，1958年10月中旬，上音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及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部大一些的作品，向第二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
当时，先设想了“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两个题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个题材上报院领导后，大家随即投入了劳动、学习、宣传等紧张的生活中，暂时忘记了创作的事。直到刘品乘船赶到温州，才知道院领导已选定《梁祝》这个题材。当时何占豪觉得自己没有学过作曲，无法创作小提琴协奏曲这样的大型作品。刘品花了一个晚上，听何占豪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给他打气，鼓励他：“你们一定能搞出来。”这促使何占豪下决心一定要写好《梁祝》。由于过于投入，以至演出时打鼓都忘记了。
第五，“六边”活动结束，何占豪带着他与笔者合作写成的《梁祝》初稿给刘品看。刘品以较高的艺术眼光以及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刘品对笔者说，“看来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跟你父亲（丁善德）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自己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我们曾邀请过陈钢，但他因要写毕业作品没同意）。”刘品这一关键性的意见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与丁善德的支持。从此《梁祝》就在丁善德的指导下开始进入后期创作。
父亲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用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其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都是在父亲把关下敲定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作品的署名很可能是“集体创作”，但是父亲却提出署上个人的名字，是他确定了何占豪在前、陈钢在后的署名次序。党委书记孟波也十分关心《梁祝》的创作，指出“投坟化蝶”不应说成是封建迷信，而是代表了人民美好理想的浪漫主义。
第六，当《梁祝》创作已基本定稿时，刘品让管弦系小提琴教研组来组织小提琴专业学生以《梁祝》作为专业课内容进行练习。在此基础上，很快确定了俞丽拿和沈榕重点准备、担任正式演出的独奏者。正式选拔时，她俩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也欢迎全院师生共同聆听、比较、各抒己见，使她们的演奏逐渐完善。当时，台上台下人们专注、沉醉于两位精心演奏的每一个细节，气氛如同节日般热烈。同时，刘品又请小提琴教师赵志华、陈又新在实验小组对演奏《梁祝》的一些特殊技法探索的基础上写成理论文章加以总结。
当时，《梁祝》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在“惜别”那一段中加上了动人的一句；各声部排练中，对配器、弓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笔者在陈钢遗失了总谱后参与了“小快板”那一段的配器。这就是作为系党支部书记的刘品在《梁祝》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民族化事业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这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而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第五，“六边”活动结束，何占豪带着他与笔者合作写成的《梁祝》初稿给刘品看。刘品以较高的艺术眼光以及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刘品对笔者说，“看来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跟你父亲（丁善德）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自己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我们曾邀请过陈钢，但他因要写毕业作品没同意）。”刘品这一关键性的意见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与丁善德的支持。从此《梁祝》就在丁善德的指导下开始进入后期创作。
父亲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用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其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都是在父亲把关下敲定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作品的署名很可能是“集体创作”，但是父亲却提出署上个人的名字，是他确定了何占豪在前、陈钢在后的署名次序。党委书记孟波也十分关心《梁祝》的创作，指出“投坟化蝶”不应说成是封建迷信，而是代表了人民美好理想的浪漫主义。
第六，当《梁祝》创作已基本定稿时，刘品让管弦系小提琴教研组来组织小提琴专业学生以《梁祝》作为专业课内容进行练习。在此基础上，很快确定了俞丽拿和沈榕重点准备、担任正式演出的独奏者。正式选拔时，她俩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也欢迎全院师生共同聆听、比较、各抒己见，使她们的演奏逐渐完善。当时，台上台下人们专注、沉醉于两位精心演奏的每一个细节，气氛如同节日般热烈。同时，刘品又请小提琴教师赵志华、陈又新在实验小组对演奏《梁祝》的一些特殊技法探索的基础上写成理论文章加以总结。
当时，《梁祝》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在“惜别”那一段中加上了动人的一句；各声部排练中，对配器、弓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笔者在陈钢遗失了总谱后参与了“小快板”那一段的配器。这就是作为系党支部书记的刘品在《梁祝》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民族化事业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这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而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