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一次叙事的革命
——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叙事策略
■文/葛颖
韩国电影的崛起能否终结亚洲电影的宿命？
正如乔治·萨杜尔在《世界电影史》中所说的那样，直到1940年，西方人对东方电影的存在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东方电影引起世界的关注，始自1951年第1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黑泽明的作品《罗生门》荣膺“圣马克金狮奖”、以及同年第2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至此以后，亚洲电影才开始进入西方视野，间或给世界影坛带来一些惊喜。
但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日本电影、印度电影，七十年代颇具声势的港产动作片，还是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民族电影浪潮中的中国内地“第五代”电影、伊朗电影，抑或是灵光一闪的越南电影，都似乎胜在某种“远东情调”上。亚洲电影在展览地缘、人文的独特景观的同时，却无意切中世界发展的前沿命题，无力面对普遍的人性焦虑。因而始终不能跻身世界电影的主流，难逃作为一种点缀和补白，直至被持续边缘化的命运。
于是，二十世纪末，当韩国电影骤然崛起时，也被习惯性地理解为又一个来自亚洲的短暂惊喜，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思考。然而这股“韩流”竟迟迟不愿退去，新世纪以来越发灿烂起来。在全球电影生产总体低迷的背景上，这种逆势而动便更加触目惊心。
理论界对韩国电影的怠慢之处，不仅表现在反应迟滞，还在于以习惯思路来臆造所谓韩国经验。一是夸大了政策对电影生产的外围作用。二是过分凸现营销手段，将一般工业产品的市场运作规律，或某些强势电影国家的市场模式(如好莱坞)，与之进行简单、生硬的挂钩。三是搜集、罗列韩国电影中的“远东情调”，蓄意将之解释为又一次集体发作的“后殖民”心理与“文化猎奇”心理的苟合。关键是，似乎谁都不愿意相信韩国电影能够终结亚洲电影的宿命。
然而亚洲电影确实到了命运逆转的关口。随着东亚经济三十多年来的持续向好发展，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新世纪以来，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日渐昭彰。所谓全球化，即经济模式依西方经验而一体化，文化格局则多元并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东方思想在当代重获生机，已不局限于亚洲范围。西方世界对之的重视，其实是体察到东方思想能保持在高速发展环境中，人的身心和谐。这对平衡物质与精神，善莫大焉。因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东西方交融，在经济上是西风东渐，在文化上则颇有东风西渐的意味。
韩国电影的崛起，本质上是一次叙事革命。它适时地承载了演绎东方思想当下形态的重任，并创造性地工作着，由此也使之与以往偏于“远东情调”的亚洲电影发生了根本的差异。看不到这一点，不啻是迷航于“韩流”的喧哗表象。应该说，借东风之便而漫卷天际，是韩国电影的幸运，同时也是亚洲电影整体跃进的契机。
韩国电影的叙事策略乃是机智地直入心性
影、视创作虽相近相通，在韩国却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韩剧较为中庸，着力于日用伦常的细腻之处，题材保守，中规中矩，暗合儒家观念，面向影像的大众消费。韩国电影则尽显活泼，直入现实生活的敏感地带，题材开放，闪转腾挪，颇具禅意，面向知识阶层和青年观众。这种明确的功能定位，有效地满足了观众分野需求，使两种根本上不同的表意系统能够各展所长。对韩国电影而言，卸去了“大而全”的创作职责，转向“小、特、异”的题材领域，犹如一支行动诡秘的先头部队，常能直取生活的要害。
“小”是指题材的开口小。在目下的韩国电影中，很少出现所谓重大题材。创作者往往偏爱周遭的凡人小事，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逼近，又能于最平凡处开释众生。
“特”是指对题材的特别处理。我们常常感叹韩国导演的想象力，他们似乎总能预判到观众的期待，并成功地使故事的发展绕过所有人的意料，又恰在情理之中。对类型叙事的熟稔与研究，对观众心理的深入揣摩，目的在于提升故事的精彩性。一个精彩的故事，它本身就是特别处理的产物，又是其他的特别处理得以有效展开的保障(画面、声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