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计划生育。这时伯伯就把我叫去了，说：“秉钧，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伯伯说：“你们结婚了，你们马上想要孩子？”我说现在还没想要。他问：“那你们采取什么措施了？”我说没采取措施。他又问：“没采取措施怎么就能够保证没孩子呢？”我说我们也不太懂。他又问：“避孕药总知道吧？为什么不去买避孕药？”我说不好意思去买。他就说：“你们这些七十年代的青年人怎么还这么封建啊！张佐良，你赶快给秉钧他们拿点避孕药去。”然后伯伯又接着和那几个同志谈计划生育这个事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伯伯说：“我专向日本人请教，他们的人口是怎么控制的。”张佐良坐那儿听着不走，伯伯说：“佐良，你怎么不去呀？”张大夫说我谈完之后再去，伯伯说：“马上去！”结果张佐良赶快骑辆单车到门诊部给我拿来一小包避孕药。我也回到了小餐厅的西边继续看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