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礼”
我最近加紧写的一篇文章叫作《寻找最初的礼—对古礼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礼”字的含义似乎早已成定论了。但是它只解决了“礼”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它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我对“礼”的全新认识，得益于十几年来对古玉收藏品的关注。我甚至很得意于我的发现，这些发现是法史学界、古文字学界和玉文化学界（收藏界）都未曾发现的。当然这充其量也只是多此一说而已。古代“礼”字写作“豊”。 “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凡豆之属皆从豆”；“豆，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可见，“礼”是与祭祀活动相关的一种行为。“豊”代表一器物盛有玉形，玉是下届苍生和上天神灵上下沟通之媒介。在甲骨文的“豊”字中，豆中盛有一对并列的“丰”，甲骨文的“丰”就是“玉”字。“丰”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串玉。《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者。……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用一根绳索或细木棍儿穿上三块玉，就是玉字。这里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三块玉穿起来就是玉字，那么这三块玉又是什么样子呢？它又叫做什么呢？历来没有人解释。我认为，那块玉就是“琮”。读从。《说文解字》说：“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从玉，宗声。”大八寸，是后来不断扩张尺寸的结果，开始没那么大。出土发现的连琮，有十七节那么长。“釭”，是用来固定车轴的铁圈儿。这个铁圈儿很可能是内圆而外方的。对于“琮”，历来的学者有许多遐想，把它和天圆地方、交通天地等等联系起来，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不过，玉琮之为“内圆外方”，就不是出于古人的“天是内圆外方”的观念——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古人将之视之为天地之间的媒介。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说得有道理——人们首先是解决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宗教、艺术。而且，宗教和艺术也是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玉琮（中国的扳指）不同于西方戒指的装饰功用，它蕴含着丰富的军事含义：相当于今日步枪之扳机，射箭时大拇指戴玉琮，既保护了手指，又大大增加射箭的精度。古人射箭，一般是左手握弓，右手拉弦，弓与弓弦之间搭箭。箭尾与弓弦相接，箭杆就搭在左手大拇指上方。但是，箭射得多了，就免不了磨伤手指。而且手指也会增加对箭杆的摩擦的阻力，于是古人就发明了扳指。扳指一开始可能是竹筒做的，也可能有陶制的，但都不结实。后来用骨头制成，又美观又结实，上面还可以刻上族徽、花纹。良渚时代就多产骨质的琮，称为骨玉琮或骨琮。骨琮也可能源于被射杀的猛兽的骨头，是战利品，也是英雄的证据，或许还和图腾有关。后来出现玉琮。玉琮一开始可能是简单的筒状，管状，一头开口稍大，有点喇叭口的样子，以便于戴上和摘下，另一头稍小。大头挨近左手大拇指的根部，也就是虎口之处。玉琮不是一开始就是“内圆外方”的，而是作战实践中经历了圆形向方形，再向内圆外方形演变的过程。内圆的特征始终未变，变的是外方。即从圆管状变成长方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摆放，避免四处滚落；二是便于在琮的四个平面上雕刻纹饰。这个纹饰一开始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或其他符号。今天常见玉琮上面的神人面兽纹和鸟形纹，当即由此发展而来。那么，古人为什么又要拿扳指来祭祀呢？扳指是弓的一部分，而且是弓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于瞄准。因此，古人用扳指来祭祀，来保证他射得准，保证基本的捕获猎物需要。也可能是对神箭手的崇拜。游牧部落射箭捕获猎物保证有基本的食物，或保证战争的胜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东夷部落可能最早用玉琮作为祭祀的物品。
玉琮的原型是扳指，即弓箭的辅助用具，这个观点如果成立的话，可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弓、矢、琮是东夷部落（蚩尤部落）发明的，这对于肯定东夷部落在中国史前史的特殊地位具有积极作用。而且，东夷的琮还可以和四川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琮联系起来，意义非同寻常。我推测，古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器，不管是祭祀用具，还是交往的信物，礼物，大都源于琮。玉琮上大下小，始终保留了扳指的特征。玉琮，从上面俯视，正是璧的原型。孔小为璧，孔大为瑗，孔再大为环。环二分之，三分之，便为璜，信物也。“环而不周”，中有缺口为玦。玦是练习拉弓的辅助用具，其用法是纳弓弦于玦内，右手握玦以拉弓弦，避免反复拉弦磨伤手指。新时期时代出土的小管状物，类似戒指，很可能就是练拉弓时的用具，类似当年妇女纳鞋底时用的“顶针儿”。与扳指作用相似的器物是〔 鞢 〕，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练习拉弓弦用的。琮的细长化变型就是佩于腰间的勒子。


4 “律”
我即将发表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作《寻找最初的律——对古律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正如我的老师北大历史系教授祝总斌老师所说的：自来研究法字的多而研究律字的少。祝老师90年代发表了两篇文章《律字新释》和《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我称其为律字研究的姐妹篇。祝老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比如“笔”字包含的“划分”的含义，“率”与“律”的关系问题。我只是换了一个角度，从战鼓，战争之神，和用笔勾画五刑图像公布法律的角度，对“律”字的本义和沿革进行了探讨，并且运用“法律样式”的方法揭示出秦“改法为律”的本质原因。
中国古代的“律”字可能像“刑”字一样久远，并长期成为封建历朝法典之名。但“律”字的法律含义是如何形成的？这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说文解字》说：“律，均布也。从彳聿声”。 “律”的第一个含义是音律、声律、乐律，即音之高低、快慢。 “律”的第二个含义是古代用作校正音乐标准的管状仪器。共有十二支，统称十二律。还有 “古律用竹，又用玉，汉末以铜为之”的说法。
在甲骨文中，“律”字的基本字形是聿。表示以手执木之义。该木或即木制的鼓槌。这样，“律”字的本义是击鼓、击鼓者。在远古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鼓声成为指挥军队或沟通情报的重要手段。《易经》说：“师出以律”。甲骨文资料中有“师唯律用”。“律”即鼓之音调和频率。古代传说中，黄帝曾经用夔的皮制作鼓，“声闻五百里”。黄帝打败蚩尤后召开部落联盟大会，“合符釜山”，统一兵符和量器，并“作为清角。”此举与舜“同律度量衡”性质相同。当文字诞生之际，这些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便自然成为文字创作的素材，并具有了非如此表现不可的必然性。
古代的战鼓或许像编钟一样是一组或一套的。最古老的战鼓名字叫“皋陶”，而最古老的法官和司寇也叫“皋陶”，这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这些战鼓是由不同长度、直径的鼓木蒙以兽皮而制成的。西周时已有专门制作鼓的工匠。鼓的规格不同，击打时发出的声调和传播的距离也不同。《周礼》说：“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又说：“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这里说的“同律”即事先约定好的鼓点儿—鼓声的高低和频率。这种鼓点儿就是指挥军队行动的号令，具有极大权威，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将受到严惩。这些内容在古代战前的誓词中并不少见。比如《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战鼓皋陶的权威兼而受到刑官皋陶的拱卫。而皋陶则由于严明赏罚而被后人歌颂。“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至此，古代的“律”字便由击鼓者演变成战鼓，进而演变成战鼓发出的声音，即军令、军纪。
聿字加上彳便演化为律。彳是行字的半边，表示街道、路口、村落。当“聿”演变成“律”时，也许古老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革。古老氏族也许由游牧转为定居。原先的军事组织演变成半军事半行政的村落。这时的战鼓被固定安放在村中央的某处。而这时的鼓声除了军令之外，更多地是通知众人开会、纳粮、出丁之类，如同当年生产队的钟声一样。
战鼓发挥功能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鼓点儿要一致，其包含的内容须统一而明确；二是鼓的设置地点要合理，太近了没有必要，太远了听不到。由中央领袖发出的鼓点儿像波纹一样一波一波地传出去，又一波一波地反馈回来。这也许就是“均布”的本义。许慎的解释必有所本，但其古义当时或已失传。
“律”通“率”。两个字是同义字。祝总斌老师指出：率的法律含义产生得比律字还要早些。率就是标准、尺度。商鞅变法后，制定了杀敌若干、晋爵何级、授田几许的标准，就是率。汉代就有“首虏率”。它与商鞅的 “军功率”也许有着内在联系。青川木牍载：“二年修为田律”。其中“二年”，系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这是律字以法律字义出现的首例。立功受赏之率变成授受田土之律，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依稀嗅到了秦人“改法为律”的文化气息。
如果说“礼”是家法，是组织同族人群对祖先神进行祭祀的仪式规则，那么，“律”则是军法，是古人组织众人进行狩猎和战争的号令。“礼”是宗法 的产物，“律”是游牧生活的产物。不管是中原农耕民族之“礼”，还是西北游牧民族之“律”，它们都在西周初期周公所总结的“礼乐”文化中占有各自的席位：礼者，中原之法也；乐（律）者，西北之法也。这两者的结合，便奏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旋律。
至于秦国“改法为律”的原因，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之外，其本质原因是出现了新的“法律样式”。西周春秋的“法律样式”是“以刑统例”，即“五刑之属三千”，意为五种刑罚后而编辑了众多的受此刑罚的判例；战国时代是“以法统令”，即李悝的六法之下开列众多法令；秦国则是“以律统刑”。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当受何种处罚？都详而细之，一览无余，官民皆晓。这种“法律样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统一的需要，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因此被以后历朝所承继。学术界有许多论述，“刑”、“法”、“律”沿革的文章，其要害莫出于此。


5“德”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对德字的本义作了新的解释。甲骨文中有“德”字，但是当时的“德”字没有下面的“心”符。在商人心目中“德”字和“得”字是一样的，是“行有所得”。这个“心”符是西周时加上去的。西周时为什么加上这个“心”符，可能与当时“以德配天”，“怀保小民”的“德治”思想有关。
“德”字的核心部分是其中的“罒”字。对这个字，历来有两种观点：一认为是“目”，眼睛。“目”上加“丨”。“丨”是悬钟，古人盖墙，用来测量墙壁是不是垂直。“目”上加“丨”就是今天的“直”字。那么“德”字与“正直”就有了联系。“彳”代表街口，道路。那么，“德”的意思是道路上发生了正直的事情。另一种观点，认为“罒”不是“目”字，而是“臣”字。我同意第二种观点。
我认为，甲骨文“德”字的右部不是“目”字而是“臣”字，从这层意思上我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但其论据不尽相同。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新的诠释：
首先，“臣”字与“目”字字形原本有别，后混而互用。两个字形有明显的不同：其一，“臣”字中含的笔划是长形的半圆形，“目”字中含的笔划是完整的圆形；其二，“臣”字中的长形半圆横跨框内外，而“目”字中的圆形只在框内。 “臣”与“目”字形异或同形，又出于刻划的方便，才造成笔误，以致将两字互用。这是探讨“德”字原始字形字义时务必注意的关键。
其次，“臣”上加“丨”与“目”上加“丨”是两个不同的字。由于古“臣”与“目”字形近而互换，才使“直”字(目上加丨)替代了“德”字的右半部(臣上加丨)，才把古“德”字与“直”字(正直)之义相联系，从而无意之中掩盖了“德”字的原始字形字义。但是，“直”字不论从字形还是字义上说，都与最初的德字无关。古德字的字形字义是从“臣”上加“丨”而来的。因此，必须首先弄清“臣”字的原始含义。
第三，“臣”字的原始含义是“以弓缚首，牵之以祭”。对“臣”字本义的诠释似无异议。《说文解字》：“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但至于其字形何以“象屈服之形”?历来都说法不一。大体有二说：一是郭沫若的“竖目之形”说。二是章太炎的“束缚之形”说。
我认为，“臣”字的本义是“以弓缚首”。其论据有二：第一个证据是字形。古“臣”字由外部、内部两部分组成，内部长形半环象人首，外部半圈象文弓字。战争之后，胜利者将弓弦脱下，并用弓弦捆缚战俘，押之以归。或用弓弦捆束战俘脖项，牵之以返。此时，弓还有另外一层作用，就是证明俘虏是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别人不能争议。其目的是等待论功行赏。因为古人的弓矢上面刻有族徽或记号，挂在俘虏上的弓便是直接的证据。因此，久而久之，以弓弦捆缚他人的脖项，便带有统治、打败或奴隶身份的特定的含义。
第二个证据是从文化传统上来证明的。《左传•襄公六年》载：“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杜预集解：“张弓以贯其颈，若械之在手，故曰梏。”杨伯峻注：“用弓套入华弱颈项，而己执其弦”。华弱与乐辔(即子荡)从小一起长大，亲匿无间，常戏闹无礼，致子荡翻了脸，竟在朝堂之上取弓弦捆华弱脖颈以羞耻之。这段文字的价值并不在于批评贵族们的言行有失检点，而在于再现了一段被人们遗忘或忽略的古老典故。而“以弓套入颈项，而己执其弦”，正是古代“臣”字的本义——“以弓缚首”。子荡对华弱的羞侮之义便在于此。当《左传》的作者将这段文字记载下来之际，也许知道其原始的含义，可惜后来被人们遗忘了。
既然“臣”字的古字是“以弓缚首”即战俘，那么“臣”上加“丨”就是“牵之以归”之义。古代战争常以俘获奴虏为目的。俘虏还可以用来祭祀，感谢祖先神、上帝神的保佑，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战俘“臣”便成了祀祭的牺牲品。《说文解字》：“臣，牵也”；“牵，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牵”字用如名词者，特指祭祀的牛、羊、豕。“臣”最初是用来祭祀的俘虏。《易经》说：“孚于嘉，吉。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升虚邑，王用亨于歧山”。还有《逸周书》中的 “牵牲”、“告以馘俘”，大约都是讲以俘虏祭祀神。


“德”字“以弓缚首，牵之以祭”的古义，还可以从其他字义得到佐证。第一是“升”字。《说文解字》“德，升也”。 “升”乃古时供祭祀的牲体，在鼎曰升。第二是“贤”字。古代的“贤”字，正是以手臂之力控制震慑战俘，勿使逃跑之义。第三是“臧”字”。 “臧”字的古文作“臣戈”。正是以戈擒获、制服俘虏，勿使逃亡之义。“德”、“贤”、“臧”(善)都是褒义之字，它们的本义都与战争有关，或以绳索牵系俘虏以归，或徒手制服俘虏，或以戈震慑俘虏。因为他们是胜利者，故尔得到颂扬，沙场上的勇武之举便得到道德舆论的称赞。而“臣”则作为战败者，以其降服之状，从反面衬托着战胜者的勇武。今天，当我们面对“德”、“贤”、“善”字时，似乎仍感受到它们作为人类优秀品质所散发的祥和美好的光环，而其中沉积了数千年的刀光血影却早已毫无踪迹。
在殷人看来，德是这样一幅场面的缩写：祭祀——战争——俘获——祭祀，这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行有所得”。而与“德”并用的“得”字，则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行有所得”。无论如何，当时的“德”字尽管也偶尔被用作类似道德之义，但基本上还不具有后世那样的普遍道德的含义。
周人重“德”，盖起于周公。周公总结了殷人迷信鬼神、专任暴力而亡的教训以及周人得道多助以获成功的经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从而完善了“天祖二元神”的神权思想体系。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先神，所有民族共有一个至上神——天帝。哪个民族获得天帝的赞许，天帝就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便获得“天命”。同时，天帝是仁慈的，他关心民间疾苦和百姓的愿望。人民拥护谁，谁便有了“德”，天帝就把“天命”交给他。要保有天命，必须明德。要“明德”，就必须关心民间疾苦，“怀保小民”。总之，在周人看来，在上帝和人民面前要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自己的言行要严加约束，对人民要关心，时刻注意民心的向背。……这些精神活动无不由“心”来调整和支配。统治者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自我克制之心和对民众的关注之心，最终换来一个“德”字。只有有了“德”，才具备治理天下的资格。这一重要思想的确立表现在古代文字上，便是在甲骨文德字里面加上了“心”符。
西周德观念的产生，是“以德配天”神权思想形成的一个产物，它标志着“迷信鬼神，不重人事”时代的结束，和“既信鬼神，注重人事”时代的诞生。这无异于是对古代鬼神世界的一次大地震，是神权思想的第一次大动摇。德观念作为一种桥梁，沟通了上帝与统治者的联系，也沟通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联系。不仅如此，它还促进“明德慎罚”思想的形成，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当时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从而促成了古代法律文化的第一次飞跃。
我在古文字方面仍是门外汉，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当然也就是没有什么框框。我的观点比较大胆，愿言前人所未言者。但说的对不对，仍有待实践的验证。这些年来，工作繁忙，没有条件系统读书，有些孤陋寡闻。同学们帮我查一查，如果在我之前已经有了和我相同的观点，拜托大家尽快告诉我，以便及时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