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我同住安乡的孟家洲村。她父亲和我继父都是村里最早的五个共产党之一。她生于1944年农历三月初三。小时候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机灵，泼辣，勤快。家里大小事，她都揽着干。读书也很聪明。因为要带弟弟，没读小学五年级，班主任上门支持她继续上学，六年级直接考取了安乡二中。那时我也读安乡二中，比她高两个年级。因为她代领了村里（那时叫大队）三个二中学生的生活困难补助金，并直接平分给了我们。后来村里告诉她，是按家庭成分高低分发的。总共45元，她最高，17元，还有个同学是平均数，我多领了两元，应退回归她。当她两次找我讨回时，都被我严词地拒绝了。以后就不敢再找我了。后来她告诉我，她知道我学习成绩好，又是学生会干部，在同学中有威信，不但放弃了这两元钱，相反还对我产生了敬畏之意。我初中毕业后，去了省重点高中——汉寿一中，而她因为家里太困难失学了。有一次，我从汉寿一中回家，在路上偶遇。我看见她长得亭亭玉立，比起她在小学加入少先队，站在一排队员中傻笑着的那个样子漂亮多了。当时我们都很腼腆，相互没打招呼就路过了。时隔不久，我姑婆婆征求她的意见，问同不同意做我的男朋友。她当时想，我读高中，她失学已当了农民，担心我瞧不起。就说，只要他给我来封信，我们就可以谈谈。果然，她不久就接到了我写给她热情洋溢的一封信，还记得我借用了她名字中的一个“春”字，写了这样一首诗：“春季到来百花香，春风吹入读书房，书生意气高歌舞，提笔抒情把心亮”。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写了不少信，她都好好的保存着，直到1964年家乡发洪水，来不及抢救，被大水冲走了。

对于我们的恋爱，她父亲开始是反对的，说我太瘦弱，风都吹得跑，手指都掐得断。而且家里一间半的稻草房四壁透风，仅有的两位老人病怏怏的，生活还靠队里照顾，你嫁过去日子怎么过？她的同学、同伴和邻居也不看好。但她毫不动摇，认定了我的人品和才智，相信今后一定会有出息。经过和她父母反复做工作，她父亲才在她母亲的说服下，勉强的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按照风俗，定婚时男方多少要给女方一些聘礼。可是我家穷得“巴垫子（土话）”，哪里拿得出。但我总得上门拜见她父母。那天，也就是1962年4月4日左右，我穿着借来的一件红色棉绒衣，提着一条小鲤鱼到了她家。邻居一位调侃者，在众人面前嘻笑着说，石家的女婿，身穿尼子大衣，手提着这么大一条鲤鱼来了（他边说边张开双手来形容鱼很大，却把手张到了背后只有一点点距离）。就这样，我厚着脸皮见了她父母。当天我们俩还上街拍了定婚照。为了替我遮掩，事后，她还捡野棉花（就是人家地里没有摘尽的棉花）和我寡妇姐姐换布，悄悄地做了一件棉衣，并买了几块方巾自己精心裁剪做了一件罩衣。别人都以为是裁缝店做的，她对人慌称这是婆家送给她的。

63年，我考取了名校——武汉大学。当时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她很高兴。为了凑路费和学费，她陪同我乡里乡外，省内省外，到处找亲戚借钱度。邻近上大学的时候，我膝盖上长了一个脓包，走路很痛很困难，她就替我到公社转户口和粮食关系。见我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就把她出客时才穿的一件玉色竹布裤子，改成男装送给了我，穿起比我所有的裤子都中身。还把她父亲获奖的搪瓷脸盆拿给了我。我上学那天，她替我挑着行礼箱，把我一直送到轮船码头。她含泪目送我到船开得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家。我家距船码头不远，后来她对我说，她到我家后，每天早晨都能清楚地听到轮船起锚时的鸣笛声，引起她好一阵难舍难分的难过的回忆。

64年，全国社教（又称“四清”）运动开始了，省委工作队中一位叫陈文心的女同志，就驻扎在她家，和她同睡一床，很关心她，安排她当了大队展览馆的宣讲员，工作搞得很出色，受到了众人和领导的称赞。在社教工作队撤离的时候，想带她外出工作，但因为我继父和母亲都卧床不起，她已搬到我家照料他们。如果她外出工作的话，我就必然掇学回家照料父亲，为了我不至失学影响大好前程，她毅然决定放弃外出工作的难得机会，留在家里当了农民。在这期间，先是我继父过世，她到大队和公社苦苦地申请救济款，买木料做棺材。受了好多的气。我母亲的肾病（疑似）也越来越严重，肚子胀得很大，腿部皮肤也裂口流黄水。她到处求医，搞贷款抓药，熬药。在本人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还要千方百计地给我母亲弄点好吃的。我母亲瘫痪在床近一年，无论白天黑夜，她都要把我母亲在床上扶上扶下大小便、洗抹身子，用棉签沾上热盐水擦洗裂口流水的地方。别人进来都感觉到房间里一股臭气。可她一直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不离不弃。白天还要坚持出工。后来，父母都已过世，大队和公社见她是一个可塑之材，又推荐她上常德卫校读书。从她进我家照料我双亲的时候开始，她实际已嫁到我家，只是没有举行婚礼。我和她有了一个孩子，她要是出去读书的话，孩子就没人带。没办法，也只得放弃了上卫校的指标。就这样，她彻彻底底地成了农村的家庭妇女。我在大学读书，缺少回家的路费，一年难回来一次。她独守空房，白天坚持出工，生活又不好。当时的各种东西都要计划，为了节省食用油，每次炒菜前，把锅烧热，用布沾上青油，在锅里抹几圈。一年上头也难吃几次肉。因此她的胃经常反酸，为日后胃病的严重扎下了根。君子慎独吃不好，睡不好，又劳累。已疲惫不堪，完全没有了青春的样子，为我和全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就这样，苦苦地熬到了我68年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在元江军垦农场劳动一年之后，被分配到家乡工作。为了支持我上班，她在家吃苦耐劳，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撑起了这个家。

为了我上班穿得稍微体面一些，她把她唯一最喜欢的那条毛笔机裤，改成男装给我穿。我开始在县委机关上班，她见我宿舍里还是那条破了许多洞的旧蚊帐，破洞都是用纸贴补上的。在机关显得太寒酸了。她就回家把猪卖了，然后到我那里，在我面前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叠五元一张的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给我看。她把旧蚊帐撕下来，立即逼我同她上街买了一床新蚊帐，亲手给帐起来，然后她满意地笑了。

我在单位上班后，她在家务农，成了当时的“半边户”，又称“四属户”（军工烈干，还包括教师的家属）。她带着三个孩子，家里没有婆婆和其他任何人帮衬，里里外外全靠她。开始白天出工时，就把孩子寄托在邻居家，后来就大带小，最小的就自己带着下地出工。在地边，小孩玩着玩着就睡在地上了。每天清早，三个孩子的衣、食、起、居、洗都要依次料理一遍，然后自己匆忙吃两口饭，还要喂猪。还没忙完，出工铃就响了。她说，当时要时间做马跑。收工后急忙赶回家，安排孩子的一切后，还要剁猪菜，喂猪食，忙完已经是深夜了。她生活得又苦又累。当时，我看她小腿瘦得像椎子一样，开玩笑的说，可以插到地里去了。她得了一场大病，住院后，我接她到五七干校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才得以慢慢恢复。家里有孩子，外边要出工，两边要兼顾。有时顾了这头又顾不了那头。有一天早晨，我们的大孩子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隔家好几里，她来不及向生产队请假，就急着抱着孩子往卫生院跑。回来时，没赶上出工时间，还挨了贫协组长的严厉指责。幸亏有人替她做了客观的辩解，她苦涩的泪水才得以止住。男人不在家，家里没人帮衬的处境，是多么的孤寂。当她孤独无援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唱起了一剪梅，相信寒冷总会过去，激励自己熬过艰苦的日子。

以后我工作的五七干校，距家四十多里，不一定每周都能回家。每当我回家的路上，她听到有自行车的铃声，就以为我回来了，可是等了一会，我没回来，她大失所望。我就是当不了她的帮手，只要我在她身边，也是一种安慰。

她心苦，人更苦。每到农村“双抢”田里刚收割的稻草还湿淋淋，她就要把它一担担的挑回家，不然就会被过路的人踩烂在田里。这些稻草，除了盖屋，还要做柴烧。那时农村没有煤的计划指标，烧柴很困难，她只要看到地上有能做柴烧的东西，哪怕是一把小草，她都要把它捡回家。她见到河边干枯了的荷杆，就下水把它割起来，铺在路上晒干作柴烧。荷杆上的刺刺得她发疼发痒。为了细水长流，节约烧柴，我从五七干校用自行车驼回来的几百斤煤，堆在床后，她舍不得烧，人家做12公分，她就做10公分的。这些煤，从县城买回到五七干校，我把它驼到孟家洲的家里，又随搬家运到五七干校（后恢复成党校），又随党校迁址运到了县城，走了一大圈，这些煤还剩很多。

我看她太辛苦了，为了改变环境，我们搬了三次家。每次搬家，少则七八里，多则四十多里。除了大件用车运输外，小东西都是她成百斤的肩挑到新地方。到新地方建房时，都是她出主意，特别是80年从孟家洲搬往党校那次。开始，临时住在原五七干校园艺场废弃的猪舍里。几个月后，我们筹备建房，因为我要上班，从买砖，买石灰，平整台子，都是她一个人干的。我还安排她把请人做的水泥佤上的报纸一块一块的刮掉，一整天一整天的干，干了十来天。她还像男人一样，上屋盖瓦，下地打地面。打地面的材料是她从旁边电排捡回来的废弃水泥敲成粉沫的。党校把原五七干校废弃的鱼池划给我们作生产用地。鱼池旁有块荒地，为了把它改成田并和鱼池连在一起，我安排她用大板锄把原夯得很结实的鱼池堤干，一锄又一锄的毁掉，花了半月才完工。由于长期用力过度，她得了乳腺结节，还流水。县人民医院检查是乳腺癌，后经省医院复查，排除了癌变，但必须休息治疗。后来我们的田种了水稻，由于地势低，不能自然排水，她就用瓢，一瓢一瓢的往外浇。有天晚上，突降大雨，她来不及排水。第二天早晨，我责怪了她，她辩解了几句，我就发脾气，甚至口不择言的说要离婚。当时她正打着雨伞要往田里走，听到离婚二字，雨伞突的从她手上掉下来，见此，我后悔把她无理的伤得太狠了。雨伞落地的那刻，我感到她是那么的委屈，她含辛茹苦地撑起这个家，突然遭到这想不到的打击，我实在是太没良心了。为了这个家，她勤俭节约。建房时资金短缺，她就把她平时积攒的几百块钱给我，我不但没有感激她，反而责怪她背着我藏了私房钱，甚至还动手打了她，真不应该啊！我悔恨莫及。后来她又节约了一点钱，准备给我做件新衣服，买了几尺尼子布放在那里不敢拿出来，又怕我骂她，直到党校迁址到县城才公开给我做了一件上衣。

2000年，我们双双从党校退休。虽然工作压力没有了，比上班轻松了许多，但她在家里还是那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私的奉献自己的最后的岁月。

由于年轻和成家后的过度劳累，以及长期营养不良，她晚期是在病魔中度过的。还在上班时，她就切除了胆囊，后来长期胆汁反流和胆总管肿大。长期的胃炎发展成了胃溃疡，差点穿孔。几次住院，每次虽有缓改，但胃药和胆汁药不断。危害最大的是甲状腺肿动手术，过多的切除了甲状旁腺，造成了严重的免疫力低下，而且与服用某些药物和有些食物相抵触。长期服用左甲状腺素钠引起心动过速。晚年痔疮严重。有时行走途中肛门下垂，只得用手托着，走走歇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屋漏又逢连夜雨，有一次在菜场选菜时突然滑倒，造成脊椎和尾椎骨骨折，住院一个多月，不能下床大小便。出院回家后，她手拉着床前窗户的钢筋，忍着扎心的疼痛，慢慢的锻炼站立，不仅没有坐轮椅，不仅甩掉了拐杖，还在家里继续做起了家务。晚年最困扰她的是严重失眠，有时半夜睡不着就在外面走，有时一晚只能睡两个最多三个小时，睡眠不好，精神不振，饭量骤减，最后只有不到半碗的饭量。味觉也越来越差。她总是说，再好吃的东西，她都感觉不出什么味道。她患有高血压等多种心血管疾病，常常出现头晕眼花 在厨房做饭时，有时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厨房狭小，她就顺势靠在墙上，过一会才得以恢复。在多种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总是坚持不去医院检查，说医院检查项目又多又贵，坚持忍忍就过去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坚持自己种菜，小菜基本自给。购买的荤菜她精心调剂，保证每周鸡鱼肉各两次。

她关心家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处处为他人着想。2013我73时患了疑似禽流感的严重疾病，先是陪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医院对我下了病危通知书，她不肯签字，坚持转院常德市。在市人民医院，她日夜守护在我身边，我隐约听到她附在我身边小声地对我说：“老倌子，只要你好了，什么事都不要你做。”她站在病房，感觉房子在晃动，站立不稳。她突然想起原来是在这段日子里，她忘记了服用降压药和甲状腺片。出院后 ，她果然大小事都不要我做。不但菜园里不要我插手，就边烧开水扫地都不要我动手。在菜园里劳动，有时她倒在垄沟里，爬起来在沙发上躺一小会儿就接着做事。见此，邻居们常问她，为什么不要老倌子帮忙？她说，他身体也不好，又没有兄弟姐妹，“金线吊葫芦”，就一个人，很可怜，“我不疼他谁疼他！只要我搞得动，他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清早起床上街去买菜，不开灯，轻手轻脚的开门，生怕妨碍家人休息。她拖着拖车到处选那些低价菜，精打细算，计划开支。我给她每月三个人的生活费1600元，还包括自己和全家人的其他开支。我要多给她不肯要。她支持我给患病在家的小儿子存钱，当我们不在了的时候，他能生存下去。他心里装的全是丈夫和儿女。有好的菜首先就往我的碗里夹。每次吃鸡，鸡腿鸡肝都首先给了我。我牙齿不好，她总是要把菜煮得熟熟的，日常用具，她总是把新的让给我，自己用旧的。白天有时我躺在床上没关门窗，她总是提醒我不要吹“过堂风”，以免着凉。晚上天突然变冷了，因为我们是分床睡的，她就起来给我加盖被子。我老了，腰围大了，原来的裤子穿着小了，她见我不肯换新的，就将裤腰放大，看起来天衣无缝。她对三个儿女个个呵护。每当大儿子找我借钱我不肯时，她都耐心地说服我，我才给他。女儿两口子闹矛盾回娘家，她连夜送她回广州，挽救了他们的婚姻危机，事后他们全家过得很幸福，女儿回想起来非常感激妈妈。小儿子早年患有焦虑症，虽然读书聪明，但受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放弃了高考。外出打工又坚持不了，长期赋闲在家。对此，她时常劝我说，“他这辈子没成家没立业，今天我们不世的日子里他很孤单，我们在生关爱他，一天是一天。”

人们为什么会说“好人命不长呢”，谁料到她会走在我的前头呢？在她出世前的一段日子里，每天晚饭后，因我走路又慢又不稳，她就搀扶着我在校园内散步，边走边聊。就在她离世的先天晚上六七点钟左右，我们走到党校报告厅南侧的路上时，我对她说，“老妈子，今天我们就走一圈算了，我很费力。”并跟她说，“人老了，当走路很慢时，生命就不会很长了”。她接着我说，“老倌子，说不定我会走在你的前头呢。那时你想起我对你的好，你会哭【保庆腔】的。”（原话是这个词）当时我们都是随便一说，哪知道，第二天早餐，她端着一碗面，边吃还边指导人家怎么种蚕豆。中午，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她说，今后我们的生活水平要提高，猪排牛排羊排我们要轮换着吃。当天上午，她把菜园全面施了一次肥，满意地说，“当我完成了一件事时，总有一种成就感，心里很舒服。”为了赶在孙女儿的婚礼之前把自己打扮一下不至难看，她又是买衣服又是佩新的老花镜，又到理发店里剪头发（为了节约，以前都是我给她剪的）。这天中午起床，她就自己染发，我午睡已经醒来但还未起床，大约下午三点多一点，猛然听得客厅一声巨响，并听她喊了一声哎哟，我赶紧起来飞跑到她面前时，她已闭着眼仰面向天，我扶她不动，六神无主，就发疯似的大喊小儿子，小儿子不在家，我就打电话到党校，陈副校长立即打了120，抢救几分钟后，医生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知道她已走了，但还是坚定的要去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后，告诉我，她是脑出血，已经走了。抢救费还是从她的医疗卡里下的。她的出世太快太突然。当时我已经成了木人。我和我的家人没有招呼她一分钟。就连她出世的这种方式，她都没有辛劳他人，终其一生，在最后都是无私的奉献。她是在2022年农历九月二十四（公历10月1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我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还有四万三千元存折和当月没有用完的生活费八百多元现金留给了我们，自己却悄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