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县名排序与地方利益：明清宁国府地域关系及其社会变迁

由此可以推论，泾县自明代以来在科考、讲会等方面的成绩斐然，相对于南陵的文化优势一直维持至清代。就宁国府整体而言，随着南部丘陵山地文教实力的上升，与此对应的是北部平原圩区文教的相对衰微

第三阶段，伴随着泾县与南陵之间的实力转换，引发南陵知识人的群体性焦虑，主动采取了一些举措。康熙年间南陵争取学额分配的上书之举，即是针对地域竞争之压力而实施的改良行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月，江南督学林之浚在“为循例请广入学之额以崇文教事”的奏折中，引用宁国知府佟赋伟、南陵县学生员刘景等人的呈文，希望根据各县赋税多寡的标准来确定入学额数：“宁郡六邑，首宣城，次南陵，次泾县。查南陵额征赋税四万有奇，泾县仅二万六千两。泾县同宣城为大学，而南陵抑为中学。每遇岁科，应童子试者，南陵亦数浮于泾。数多额少，乞题改为大学等情。”由于南陵和泾县的赋税和学额差异甚大，引起林之浚的重视。经安徽布政使年希尧调查，得出“南邑钱粮较泾将倍，而人文亦盛于泾”的结论，据此引用康熙四十八年河南陕州、叶县以粮赋多于信阳而增入学额数之例，希望将南陵县学升为大学。经过一番行政运作，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获得批准，南陵县学的学额由16名升至20名。

在这场扩大南陵学额的政治运作中，宁国知府佟赋伟和南陵名绅刘楷、刘景发挥了重要作用。佟赋伟在《新定南陵县大学碑记》中，详细揭示这场行动的社会背景。他首先注意到，“学校规模多采胜国”，是为科举方面“清循明制”的结果。他接着介绍行动的缘起及关键人物：“余来守宛陵，属邑有六，而南陵居次，人文财赋，实为望县。顾宣与泾皆大学，而陵为中学。一日，与故光禄蘧庵刘公相见，公慨然曰：某于此，屡与乡人请督学诸公入告，未之行也。惟公一言以为重。余颔之。阅十年，所会莆阳林公之浚来视学，余力为请。”其中“光禄蘧庵刘公”即刘楷，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父刘有源是明末名宦，他本人是康熙朝进士，曾官至光禄寺卿，南陵知县宋廷佐在《新定大学碑记》赞扬刘楷等人对县学升格作出的贡献。

然而，南陵县学改属大学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定额如下：府学25名，大学20名，中学16名，小学12名。至康熙五十七年，南陵县学由中学升为大学，学额与宣城、泾县相埒。可惜，这一格局并未持久，六年后国家再度调整了文教政策。雍正二年（1724年）出台新规：“人文最盛之地，大学照府学，中学照大学，小学照中学。”由于所谓“人文最盛之地”的标准模糊，颇具政治操作性，而学额又是极度稀缺的文化资源，势必引起各地的争夺。大概受限于经济实力以及缺乏领袖人物，南陵人已没有康熙年间的热情。与此相反，泾县人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名士胡蛟龄撰《升郡学碑记》详细记载这一经历。雍正新规颁布后，泾县绅士群集于明伦堂商议，翟思成主动请缨，最终为泾县争取5个名额，并出钱购置学田，展示泾县士绅争取文教资源的实力。与泾县绅商相似，同属南部山区的太平县亦忙于将中学升为大学，士绅谭宗缵即为典型人物，据说当地“官吏皆不善承辩，宗缵访之各属，极力襄其成，至今颂之”。

雍正学额新规颁布后，历经复杂的利益分配。当年安徽全省只有广德州和宣城、泾县、凤阳、怀宁、桐城五县获得参照府学额的资格，各取进童生25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南陵县学也藉此良机再次升格。雍正学额新规重新划分了宁国府的学额等级，在泾县和宣城升为参照府学资格的同时，南陵再次沦为与其他几县相等的地位，其中宁国县乃“居深山中，占毕之家尽寒畯”的科举弱县，这实际上宣告康熙年间南陵学额升格行动之失败，至少使其成果大打折扣。此后，南陵的学额始终比泾县低一个等级。

洪亮吉作为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认为“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主张因袭而不创新。他在《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沿用《大清一统志》体例，采用布政使司而非部院来分隶府厅州县，这一做法受到同时代方志名家章学诚的批评。实际上，从洪亮吉与鲁铨围绕泾县和南陵排序问题发生的冲突可知，其基本出发点之一即是维护《大清一统志》的权威性。他在泾县修志期间的美好经历，亦可能影响他的判断，因而对泾县屈居南陵之后颇有微词。方志文本中的矛盾与异常，反映出修撰者自身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剖析矛盾表象所隐含的深层原因。

名士洪亮吉与知府鲁铨围绕《宁国府志》修纂发生的冲突，最终导致府志演变成一个自相矛盾的杂糅体。南陵与泾县的排序，表面上是官员与学者的理念与意气之争，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南陵最初以地利占据优势，地位自然排在泾县之前。随着晚明以降泾县综合实力的上升，依传统实力制定的排序规则被打破，相应牵涉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变动。南陵人仍需承担重赋，同时在文教方面日趋没落，心理的不平衡感得到强化，引发当地知识人的群体性焦虑，最终促成康熙年间轰轰烈烈的学额升格运动。向鲁铨递交诉呈的南陵生员如此看重在嘉庆府志中的排序，也是这一心理因素的外在表现。嘉庆《宁国府志》仍将南陵置于泾县之前，表明地方性习惯的内在延续性；泾县敢于挑战既有秩序，亦是基于地方经济、文教等实力上升，需要在府内获得更多的尊重与认可。

当下学界对地域社会的研究，注意力集中在人群、阶级之利益冲突。与夫马进对徽州丝绢纷争的研究相似，滨岛敦俊认为湖州地方上对晚明赋役制度的争论，使得高级士绅阶层与低级生员、普通民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各方都想在官方志书中获得有利的话语权，促使方志编纂的行为发生异化。但嘉庆《宁国府志》的编纂及其导致的冲突，却不是阶层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另外一种为学界忽视的类型，它实质上是宁国府内之县域冲突的外在体现。与徽州、湖州的事例不同，国家权力在宁国府各县的排序竞争中仅充当辅助性角色，雍正年间的国家文教政策之变化，仅是折射该府内部地域竞争的外部刺激而已。

总而言之，作为皖南山区经济区域代表之一的泾县，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成商业社会；而属于沿江平原圩区的南陵，仍然维系传统的耕读之风。两县的士绅、民众基于各自的籍贯，形成超越人群、阶级范畴的集体地域意识，并敦促他们致力维护各自家乡的地方利益。泾县与南陵围绕在府志排序发生的地域竞争，作为宁国府南北区域之实力转换的缩影，有助于理解明清皖南社会变迁的时空历程，以及传统社会中的地域观念和地域关系之更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