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并不是一种单位，而是一种刻度 （1-7）】
向天平上加砝码加多了，可以取下来；向量杯中加溶剂加多了，可以倒出来或者用移液枪取出来。然而，已经度过了的时间却没有任何返还的办法。这就是时间与其他所有的物理量之间的根本差别：时间是单向的，只增加不减少。因此，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时间并不是一种单位，因为对同一物体来说，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可以完全地等同于另一段时间，它们各自都占据了该物体的时间轴上的一段绝对固定的位置。所以说，时间概念就本质来说其实是一种刻度。
但是，我们又确实经常有意无意地把时间当作一种单位来用。这当中的道理又在于何处呢？这一点只需要从小到大地审视一遍各种时间概念就可以清楚了。如果论到“秒”、“分”和“小时”，我们会发现它们几乎就和其他的类型的单位是一模一样的：你很难说清楚在这一秒和那一秒之间会因为时间是单向的而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论到“天”、“周”和“月”，这种区别就渐渐开始显示出来了，因为很显然，我们不能把某个截止日之后的天拆借到截止期限之前来用，也不能在春天时就使用冬天的月份。但是如果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些时间概念也总还是可以模模糊糊地近似作为单位来用的。而如果到了“年”、“年代”、“世纪”的层面上的话，时间概念作为一种刻度的本质就再清晰不过了。比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到，时间的概念是一把带刻度的尺子。
总结这种规律的话，我们会发现当一种时间概念相比于我们人类的寿限来说小许多个数量级的话，我们就会难以感觉到它是一种刻度，而是经常感觉它和质量、长度、光强之类的单位是类似的；但是如果一种时间概念的长度接近乃至超过了我们的寿限，我们就会清晰地感觉到时间是一种刻度。
除了在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命历程中有这种现象外，在地球史的尺度上也是有这种现象的。请看如下的两张表：

表1-1用地球年来衡量地球史上的重要事件

表1-2 用银河年来衡量地球史上的重要事件
所谓“银河年”，它的定义是太阳系围绕银河中心旋转一圈所花费的时间。在此处计算时采取

的近似换算关系。
对比表1-1和表1-2，就会发现如果以地球年来衡量地球史的话，这一时间概念也很像一个单位。因为在以亿计的总时间长度上，实在是很难去想象多一年或者少一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可是，如果改为用银河年来衡量呢？那就会在表1-2中发现时间再次变得像一把尺子了，每一个重要的地球史事件都被“栓”在了这把尺子的某个固定位置的刻度附近。

【统治者纪元、建城纪元和世界纪元（2-7）】
自从人类的社会进化到了国家的形态，就有了一国之最高统治者，也就从此中派生出了统治者纪元。
这种纪元首先是最古老的纪元，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还有三皇五帝夏商西周的绝大部分史料都已泯灭，绝大部分人物的生平事迹也都是不详，但是王表却都得以传世，就是明证。
其次这种纪元同时也是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纪元，依然会继续长期存在于人类世界之中，其原因在于国家这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还将长期存在下去。我们不妨以米国的统治者纪元为例：

读者们如有兴趣，不妨找一些讲述米国国内政治演变史的资料来与表2-1互相参看。相信试过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统治者纪元在分析梳理一国内政演变历程时的独特而巨大的优势。
建城纪元是一种很有地中海特色的文化传统。其中最有名的是罗马建城纪年。如今的莫斯科建城纪年，则是继承了这种地中海传统的诸多例子中最典型的一个。
如果只是考虑一座城市本身的话，这种纪年注定是无法承载多少文化的。毕竟一个城邦在军事和政治上越是成功，它就越不可能继续保持它原本的城邦制度。但是，如果我们适当地扩大理解这种纪年的意涵呢？从起源上来说，建城纪元首先是城邦在计算自己的岁数。然后对于那些成功地发展扩大了自己的原城邦，它则被重新赋予了自己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岁数的含义。那么按照这种扩大的理解，建城纪元其实就是“建政纪元”的一种早期版本。所以民国纪元也属于建城纪元的后续。而如今世上所有国家的国庆节也都可以被看作是建城纪元的近亲。
耶稣纪元是从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今天很少有谁认真去思考过。实际上这种思想的真正源头并不在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而是在于犹太教。犹太教徒根据经书上所载的创世神话来推算雅威于何时创世，然后以这种计算所得到的创世时刻作为“创世纪年”的元年。实际上今天的人们往往都忘记了，直到近代地质学证明了地球的年龄远远大于僧侣们所推算出的世界年龄以前，根据经文来计算创世时刻其实一直都是一神教经学的热门应用题。
这种“创世纪元”的发展路径是这样的：首先，作为对古代埃及宗教的一次改革，犹太教剔除了多神崇拜，主张将神权统归于一神。这种思想反映到创世神话里，就是不再延续古代神话对于天地万物的起源的那种常见的模糊、混沌的叙述，不再延续诸多造物神明彼此间层层叠叠、体系杂乱的特征，而是试图以单一原因、单一体系来将万物起源加以统合。
然后，作为对犹太教的一次重大改良与发展，基督教在教义中增加进去了“普世”。它有着强烈的要求将全体人类的精神统一到同一种意识形态里的诉求。这一点反映在创世纪元上，就是它不再只是具备了高水平知识储备的僧侣的一种智力游戏，而是被这种顽强的意识形态驱动力推着向大众普及，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公用组成元素。
最后，则是耶稣纪元全面地反超了创世纪元。经文本就是在超过千年的时间跨度上层层累加起来的，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脱漏。那么用这种资料来算创世时刻自然很容易算出不同的结果来，于是乎最后还是得由罗马帝国的官方权威来做最终的背书。然而罗马权威也是越来越差，到最后都无法自保了。所以，即便是在罗马灭亡以前，创世纪元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唯一标准。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则使得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经文上说的创世故事并不为真。一旦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创世纪元，它就已经死定了。但是，引领了近代科学发展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对多数都来自于基督教文化背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是没有发言权的，这就导致最终是同为基督教文化的耶稣纪元成功地替补上位。
不管是基督教的创世纪元和耶稣纪元，还是后起的伊斯兰教的迁徙纪元，它们都是深深地扎根于一神教的意识形态中的，尤其是有着要将宗教不断传播直至全体人类都皈依的根生蒂固的信念。因此，这一类纪元可以被统称为“世界纪元”。

【东亚诸民族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时的应激反应（3-7）】
不论是中国的儒学传统，还是印度的印度教/佛教传统，都是没有世界纪元这种组份的。在面对近代以来西方的霸权时，东亚各个民族都是感受到了深刻的文化冲击的。这种冲击所造成的后果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激进的西化政策，主张从西方那里直接引进西方有而本民族没有的文化组份，从而达到改造本民族的目的。而如果引进的新组份和本民族的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则无例外不以消灭本民族的文化为解决方案。另一类则是试图保存本民族的文化，那么当遇到了西方有而本民族没有的情况时，则仿设以填补之。黄帝纪元、檀君纪元、神武纪元、佛灭纪元便都是后一个思路的产物。
东亚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彼时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中，又加上崇拜西方霸权所造成的滤镜，因而无法仔细地来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今天我们还是有余裕来想一想这些被他们忽略了的问题的：
首先，世界纪元是有着普世宗教作为它的基石的。而东亚知识分子模仿世界纪元的形式所创立出来的这些却只能被称为“民族纪元”。那么这些纪元就算是再成功，它们的上限也已经被限制死在本民族之内了。显然，日本人没有道理要认黄帝纪元或者檀君纪元，中国人也没有道理要认神武纪元或者檀君纪元。在东亚范围以内，各民族彼此间都尚无法取得共识，那么更何况是在东亚以外的世界的其他部分呢？如此一来，再成功的“民族纪元”也必然陷入到少数孤立的地位中，因而也就必然是无法长期坚持的。
——顺便一提，在我看来这也是佛灭纪元为什么能坚持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它也有普世宗教作为它的底层支撑。
其次，世界纪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越晚近兴起的民族越有利，而对于越古老绵延的民族就越不利的新玩法。因为说到底，世界纪元就是一个文明在数自己的岁数，然而越是古老的文明就越难以记住自己的生年。因此，如果照猫画虎地硬去凑出一个，必然是从一开始就饱受“不专业”、“不科学”、“政治主导”之类的诟病的。各位只要想一想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引起的那些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西方内部的改良尝试（4-7）】
在西方内部也存在有改良西方文化，从而淡化其西方色彩以使之更适合于全世界的尝试。典型的例子就是把“Anno Domini”改成了“Common Era”，把“Before Christ”改成了“Before Common Era”。
关于纪元的改良方案中，最有价值的是“人类纪元”方案。它的核心理念是将最近一次地球冰期的结束定做纪元起点。这一思路最主要的落地设计是：在现有的耶稣纪元年份上加10000年来获得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纪元年份。比如说耶稣纪元2024年就对应于人类纪元12024年。此外，人类纪元也设有0年。
人类纪元（Human Era）的方案用公式表示如下：

下表中则举例了一些历史事件，对比了它们在耶稣纪元和人类纪元中的年份：

不得不说，人类纪元的理念本身是非常富于洞察力的。显然，在冰期结束以前的人类是无法建立起成规模的文明的，所以用冰期的结束来作为人类文明史的追溯上限非常有说服力。而且，用一个地球气候史时期的结束来连接上人类文明的历史时期的开始，本身也是在地球的不同尺度的历史之间的令人颇感愉快的粗细结合。这一理念几乎是我们能得到的所有用来代表全人类的共同文明史的点子中最好的一个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第三世界的视角出发来总结这些改良的特点：
首先，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西方世界的这些改良方案是集中出现于两个很特定的时间段的：一次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战期，另一次则是苏联解体后。这种在时间分布上非常集中的特征似乎在暗示这种改良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是需要很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具体而言：西方对于世界的控制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由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体系正在恢复稳定的过程之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西方的知识分子才会既有意愿、又有行动地去搞一些改良尝试。
其次，是在落实到操作层面时非常明显的、大量的妥协设计。比如说按照现在的科学研究成果，末次冰期实际上是结束于人类纪元320年左右的。但是为了使得这种改良方案能够尽可能容易操作，它采取的是在现有耶稣纪元年份的前面加个“1”这种最简明的设计。
最后，这些改良方案在非西方都是没有获得什么关注和讨论的。应该说，这些改良设想本身确实是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在试图向非西方释放善意。但是他们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尝试过联合非西方来获得改良所需要的政治动能。而在西方内部这些设想也始终无法成为主流意见。绝大部分都只是单纯停留于西方知识分子内部的思想讨论阶段。可以说，即便是这么小的一点善意，多数西方人也是不愿意让渡出来的。而对于非西方人，这种打折后又打折的、并且自己也无权参与讨论的方案，也同样没有吸引力。

【总结失败经验：需要一种比地球回归年更长的时间概念（5-7）】
从现在的情况来说，黄帝纪元、檀君纪元、神武纪元和人类纪元都是失败的。佛灭纪元的处境也很衰败，只能说和前面的几位失败者相比要强一些儿罢了。
造成失败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但是最关键是一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找一种在文化价值上足以超过一神教的世界纪元的——或者至少是与之能够相当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必须在人类文明非常早期的阶段里寻觅。然而这就几乎注定了我们无法把找到的历史事件用足以说服所有人的证据来精准地定位到某一具体的地球年。
诚然，耶稣纪元本身也并不精确，在耶稣纪元元年时耶稣本人已经4到6岁了。但这就是后起者的难处：已经被成功推广本身就是一种强力的获得世人宽容对待的理由，而未获得推广则就成为被刁难的理由。历法和纪元是文化制度极为基础的层面，所以从一套历法和纪元迁移到另一套历法和纪元是工作量非常浩大、并且工期也必然很漫长的一件费力事情。因此，就算现行历法和纪元确实存在问题，人们的普遍反应也是最好别去动它，只要能继续那么就依然继续。所以，为了压制改革倡议，接下来的反应就是否认现行历法和纪元的问题，声称其并不存在；并且同时努力地从改革方案中找出毛病，作为否决它的理由。
为了能在文化价值上超过一神教就必须得去人类文明的早期找一个分界点来作为纪元起点，代表全人类共同历史的纪元才能够在价值上压过代表基督教世界的纪元——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没有比冰期终末纪元更好的选择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设计出的具体方案能够承受住必然会有的大量的刁难。而冰期终末也同样是难以用足够让人无法反驳的方式来准确定位到某一地球年的范围内的。因而推论就是，需要找到一种比地球年更长的时间概念，用它来框定冰期终末纪元在时间轴上的坐标。
关于这一时间概念，它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它必须是对于所有文化背景的人都平等的、不受人类世界的影响的。因此，这种时间概念几乎就只能去天象中寻找。
其次，它的长度最好处于50到150个地球年的区间内。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与世纪、甲子这些时间概念接近，更容易符合人类对于这一级时间概念的感受和习惯。
最后，它必须是一种地球人普遍地可以观测的现象。由此它才可以成为人类的集体意识层面的一个心理锚点。

【思维实验：哈雷彗星世纪（6-7）】
在没有细究以前，普通人想到天象大概会觉得是恒河沙数、无所不包。那么要找到一种新的时间概念时，似乎可以备选的方案是很多的。然而我们只要稍微一分析，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因为，这种天象要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心理锚点，它就必须足够特殊又足够显著。足够特殊，指的是这种天象是很难出现的，在天空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没有的。足够显著，则是第一要求这种天象不能有过高的观测门槛，最多也只能是要求有一台价值几百元的天文望远镜，如果比这个门槛还高就不可接受了；第二则是要求这种天象足以轻易地在人心中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因此类似于遥远的恒星的光度变化这种现象就是不行的，因为一个小光点的变化是很难在公共传播领域被具象为图形符号的。
只要再沿着上述思路想一想，就会意识到符合这些要求的天象只能在地球的公转轨道以内寻找。首先我们可以排除太阳系以外的天象，它们一来观测门槛都太高，二来都难以在人心中形成清晰简明的几何符号。其次，在太阳系内部，除了太阳自身以外，所有其他天体的光都是反射太阳光而来的。这就意味着越是靠近太阳的天体才越可能有大幅的光度变化现象。因此，在地球轨道外运行的天体就算具有周期长度合适的天象，它们的光度变化也肯定很平缓，难以在人心中留下显著的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考虑：在地球轨道外运行的天体都更容易受到木星的引力摄动的影响，因此也就更容易出现运行周期的误差。
笔者在寻找这种设想中的天象时，第一个找到的便是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很容易联想到，并且我们也可以用前文中提出的标准来检验它：
首先，哈雷彗星的运行周期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受人类世界的影响的。如果是现在通常的用人造卫星撞击小行星的方法来撞击它，那么冲量太小，不造成实际影响。不过也确实应该考虑到，以人类现在的能力，如果愿意花钱费劲的话确实是可以对它施加足够显著的影响的。只不过目前来说没有人会有这种动机。
其次，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平均是76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因为现在通行的“世纪”概念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在于它有些长了，超过了绝大部分人的寿命。76年左右的长度与中上发展水平国家的人的平均寿命非常接近，这就使得这一来自天文的时间概念很容易与人的尺度联系起来。不过，这里同时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点，那就是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的变化幅度是很大的，短的时候可以只有72年，长的时候又能有79年。而这恰好就是因为受到了木星和土星的引力摄动的影响导致的。
最后，哈雷彗星在回归时是可以在夜间裸眼观测的，并且在通过近日点前后各自有大约20天左右的观测窗口。这是哈雷彗星回归周期的最大的优点。实际上，经常可以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记载里见到这颗彗星。中国的史书中从战国末期开始每次都有它的准确回归记录。而它最为出名的一次回归记录则是在贝叶挂毯上。这些证据极为可信地证明了拖着长尾的哈雷彗星可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综合上面这些考虑，可以看到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方案。这里我们采取冰期终末纪元与哈雷彗星回归周期相结合的方法，以彗星每一次回归通过近日点时的地球日所在的年份为每一彗星纪的元年，设计出了“哈雷彗星纪”，并且用它来衡量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事件：

表6-1哈雷彗星纪与耶稣纪元的对比
观察表6-1，可以看到这一次思维实验的成效和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最大的成效是“彗星纪”这一概念成功地将从地球冰期结束到当代之间漫长的历史以一种可以遍览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是一把带有刻度的可以衡量全部人类文明史的尺子。
最大的缺陷就是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的长度频繁且大幅度的变动，使得在不同的彗星纪之间计算间隔年份几乎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算，就得把到如今一共156个彗星纪各自的具体长度都先一一记下来，然后逐项累加才行。这成本显然是高到无法接受的。这个严重的缺陷就注定了哈雷彗星纪只能是一次思维实验，无法实用。

【思维实验：金星凌日世纪（7-7）】
现在需要找到的是这样一种周期长度的规律足够精确，同时在其他标准上不能比哈雷彗星回归差太多的天象。笔者最终找到的答案是金星凌日。这里需要先简要介绍金星凌日现象的规律：

图7-1金星凌日的周期规律
如图7-1所示，金星凌日现象以243个地球年为最大的循环周期。在这243个地球年里总共会发生4次金星凌日现象。相邻两次金星凌日现象的间隔长度则又分为三种，在这里我将之分别称之为“短间隔”、“中间隔”和“长间隔”。短间隔的长度为8个地球年，中间隔的长度为105.5个地球年，长间隔的长度为121.5个地球年。这三种间隔交替出现的规律为：短间隔、中间隔、短间隔、长间隔、短间隔、中间隔、短间隔、长间隔……
金星凌日现象最大的优点是精确，每243地球年的周期的误差大约是2个地球日。这意味着计算精确到年的金星凌日现象的大周期时如果不修正这大约2个地球日的误差，就要经过大约44376个地球年才会积累下来1个地球年的误差。相比较而言，19年置7闰月的方法每一个周期会积累0.0892地球日误差，那么213年就会积累1个地球日的误差；而格里高利历的春分点回归年平均误差为0.00013地球日，那么每7692地球年就会积累1个地球日的误差。
可以说，这几乎肯定是太阳系内所有天文现象的周期中除了潮汐锁定以外最为精准的了。这当然不是巧合，它的原理在于每逢金星或地球经过金星轨道面与黄道面的交点的前后时，两者之间的引力都处于最高值。由于这种天体间吸引力的长期作用，两者的轨道周期便趋向于稳定在某一个整数比例上。
除此以外，我们再来拿其他几样标准来考察金星凌日现象：
第一，人类世界来对金星和地球的绕日公转施加影响是一个超出了想象力的事情。集合地球上现有的核武器去炸彗星或者小行星，至少理论上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试图把人类现在和未来几千年内能支配的能量拿去干预地球或者金星的运行，那也是什么作用也不起的。所以，在“不受人类世界的影响”这一条标准上，金星凌日是远比哈雷彗星的回归要强的。
第二，如果直接使用最大周期，那么243年有些太长了。并且这个最大周期除了时间跨度过长以外，还潜藏着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危险伏笔：中间隔和长间隔到底应该谁先谁后？到底应该以“短间隔-中间隔-短间隔-长间隔”的模式为标准模式，还是以“短间隔-长间隔-短间隔-中间隔”的模式为标准模式？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根本没法找出标准答案的，这就类似于“左舵车和右舵车谁更优”，或者“寄存器地址是从高位开始好还是从低位开始好”。这类问题本身就是根本无法在两种可选方案之间比较出优劣的，于是就会无可避免地出现两种不同的流派。然后等到两种流派各自成型以后，这种问题就很容易被附加上价值判断：两种流派的人都指责对方是因为自私、傲慢、顽固等等原因所以造成了标准的分裂。
所以，为了避免使用最大周期会造成的问题和隐患，我使用了如下的设计：

图7-2金星凌日世纪
如图7-2所示，每一个金星凌日世纪（以下简称金星纪）都开始于一个短间隔的第一次金星凌日，并且结束于接下来出现的短间隔的第一次金星凌日。如此一来金星纪的长度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分为长金星纪和短金星纪两种。当短金星纪的长度为113地球年时，对应的长金星纪的长度为130地球年；而当短金星纪的长度为114地球年时，对应的长金星纪的长度为129地球年。
第三，金星凌日的观测门槛是要比哈雷彗星的回归高出一截的，至少是很难裸眼观测的。并且每次金星凌日现象也只持续几个小时，这就导致不是全球各处的人都能有机会观测。不过仍然有一点强于哈雷彗星的是，金星凌日更容易被抽象成为几何形象。画一条彗星的尾巴容易画出不同样子来，画圆相比之下就容易得多了。尤其是凌内切、凌甚或者凌日全过程的形象，是极为容易被抽象出来的，因此也就极容易在公共认知域得到传播。
总的来说，金星凌日是一个远比哈雷彗星回归要更强的方案。实际上就我个人观点来说，除非放弃前文中所提出的各项遴选原则中的一样或者几样，否则是不可能再找到比金星凌日更优的选择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用金星凌日世纪结合了冰期终末纪元所得到的历史尺度表：

表7-1金星纪与耶稣纪元的对比
关于这个表我想要强调两个重要特征：首先，由于末次地球冰期结束于一个长金星纪内，这就使得所有奇序数金星纪都是短金星纪，所有偶序数金星纪都是长金星纪；其次，从第0金星纪一直到第100金星纪，长金星纪的长度都是130地球年，短金星纪的长度也都是113地球年。
在这个表里我希望读者可以重点注意类似“上下埃及统一”、“青铜文明大崩溃”、“牧野之战”这种距今很久远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如果用地球年去作为刻度衡量，那么具体年份已经是不可确考的了。由此就经常会在公共讨论空间内引发无益的争执。我认为金星纪的一个显著的优点就在于，在公共认知域内只要对这些久远的事件有一个准确到金星纪序数层面的认知就足够了，至于说进一步地追溯准确的年份则从此可以退出公共认知域，变成一个留给专业人士去处理的问题。这也是我设计这一系列纪元改革方案的一大初衷：让历史刻度本身不必再被卷入到意识形态、民族自尊心、历史真伪之类的话题之中，让公众在使用历史刻度这一公共产品时不必再对其中可能暗含的孰优孰劣的隐藏话语感到担忧和焦虑。

【补充说明】
本文中所提出的建立在金星凌日现象上的纪年方案是存在错漏的，在表7-1中也存在有计算错误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的第一期写作计划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世界协调历》中加以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