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在我确定自己学习兴趣方向之后,读书最用力的一年。也是因为兴趣,这一年也是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最多的。
刚进寒假,就赶到清华一场关于三农的学术活动参与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陈锡文、杜鹰、韩俊、马晓河等学而优则仕的老前辈的著作第一次进入我的阅读视野,也为后来搜集这批老学者正值壮年的经典文字打下了基础。

活动结束在北京逗留了几天,与同学逛玩。恰巧遇到几家陈列心仪书籍的书店,淘了几本一同带回老家。
那个寒假里读了起码十几本书,但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按图索骥追寻陈锡文等老前辈挖出来的一系列老书:
朱嘉明的《论非均衡增长》,周其仁的《发展的主题》,黄江南的《没有极限的增长》,白若冰,江峡的《论生产价值》,等等。其中有的是译著,出版时间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走向未来”丛书。
之所以对这些“老掉牙”的著作感兴趣,其实还是寄希望于这样一个学习过程:站在今天回望过去,大部分事物发展已经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与定论,再去看那个时代所做的分析、论断,能够有更直接的结论,那就是大浪淘沙之下一些比较“正确”的文字是如何发生的?
尽管这些老书都不很厚重,但内容上确实给了我很多启发。

此外还有些跟风买来的,比如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和陈平的《代谢增长论》,前者自然是顶厉害的发展经济学者,后者当时十分火热,不甘心没读过他的书,买来后翻过两天实在难求甚解,最后也束之高阁了。
再就是一些不新不旧的作品,像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姚先国、罗卫东的《比较经济体制分析》,薛暮桥《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张卓元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等等,基本都是为了恶补经济学基础知识与经典的缺陷。

寒假过后又是新的开始。
开了学一边读一边搜罗,不论是论文还是著作,紧密围绕自己感兴趣的土地制度问题,又不断发散向很多基础知识结构的梳理。
有天在图书馆里摊开了三四本书对照着看,几位作者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起读下去颇有点“左右脑互搏”的荒谬感。
这几部书分别是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两部),其实应该是还有两三本,但年头太久一时想不起来了。
跟着几位学者的文字我也在跟着思索,想多了就有了自己的观点看法,也有些手痒难耐,索性就写了一篇罗列了十几二十部学术作品的书评,串联起了城乡发展与土地制度论战的事件。写了一下午的时间,晚上发在公号里,没想到引起了一点反响。不过次日上午书评中提及的一位老师联系建议删除,“长江学者评选”在即,这篇文章或许会引致不必要的麻烦。删除后也有网友陆续加微信,希望阅读全文,也算是当时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小事了哈哈。

当时也在四处游玩,不过我性子里不很爱游乐、观景,通常到了一座新城市就喜欢在网上搜索书店、图书馆,实在没得选,也会找个环境合适的咖啡馆,自己带上一两本书去消遣时间。
清明假期去了天津,在图书馆里翻了许久,虽然馆藏浩大,一是匆忙二也冗事缠身,看了会刘守英老师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也就离去了。
过了不久,又出发到北京,一场名为黉门论坛的活动集聚了几位成就不凡的学者,当然是不容错过。

就这样一边看书一边游逛,转眼就来到了六月。
暑期结束与开始都在这里:开始是经由北大社会学系的活动,结束则是踩着南都观察的活动。
也是这两次活动,我注意到了社会学学者熊春来、周雪光等人的研究,以及近几年越来越火热的陆铭等人的研究。
特别是陆铭。
以前虽自称关注城乡发展,实则还是主要集中注意力在农村问题上,听过陆铭的分享以及著作后才开始慢慢将城与乡放到一起。

到了下半年,基本上主要精力都是在泡图书馆、实习和写各种小文章练手。
有很多活动都被我排除在外,能够找到当地帮手的,就请对方替我去现场略做记录,实在没办法的也就搁置一旁。
当时,周边略显凄凉冷清的郑州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
每次上午带上一个面包,从学校出发,倒上两三趟公交,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图书馆,细细搜索、拣选,五点左右,带着几部精心挑选的作品又坐上返程的公交,直到学校附近,去一家热干面馆,来上一碗加量的热干面,又或者去一家馍粥店,一碗小米粥、两个杂面馍、一叠熟酱。虽然沉重疲惫,但内心充盈着一种自得其乐的满足感。
那时突然有些理解初中时学过的那片《送东阳马生序》中的这一句:
“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这样磕磕绊绊,又在十一之后找了个实习贴补自用,到苏州吴江区做宅基地确权的信息处理工作。
刚去没多久,又收到河南省厅中一位中心主任的邀请,要一同到农村调研。又急忙赶回河南,来到田间地头开展一场并不很正式的调研活动。

实习干活,下乡调研,看书买书,这种日子持续到年底。
2020年一月份,经由北京从实习地回到老家。期间还去参加了新京报十大好书的活动。
而后,新冠疫情爆发。
举国进入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