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什么要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尤其是那些具有产业优势的县城呢？因为中国目前的人口及财富流动严重失调，一线城市过大造成疫情和其他自然灾害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对政治和经济的冲击很大，去年的郑州疫情与洪水，这次上海疫情就是例证。俄乌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大城市的人口越集中，遭受的损失越大。
中国的城市化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化一样，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入的过程，但是相较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更多、更复杂、速度也更快。发达国家如美国从1870年的20%，到1980年的77%，用了大约100年，其他如日本、英国、德国、韩国等，都是超过60年以上，而且主要集中于几个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我国用了40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过程，而且层级非常分明。乡镇向县城，县城向地级市，地级市向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向一线城市。每一个层级的跳跃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与淘汰。不像其他国家只要在城市里混，哪怕是流浪街头也算是城市人口。在中国是必须有户口和住房才能算城市人口。而西方国家则是按居住时间确定的，可以是靠租房生活的工人，也可以是住街头帐篷的无业游民。
所以，县城是城市化的第一道关，也是积聚与吸附周边乡村财富与人口的第一个池子。第二道关是地级市，地级市吸引了县级市的精华，主要的是靠行政工作调动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国企商业机构。例如县城的科级干部提拔调动，银行、电力、税务等垂直部门的干部调动，有的是因为孩子上，做生意等从县城流入地级市。不过，还有一些县城的精英直接从县城跳跃到省会城市的。同样，省会城市的精英则选择北上广深，同时一些高学历的大学生则可能直接从县乡以及地级市跃迁到一线城市的可能。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布以来，各方热议不断，生娃、养老等一系列顶层设计密集出台，农民工市民化引发诸多讨论，制度安排向前推进。
这里面，“外来人口”成为衡量地方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人人都会“用脚投票”。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详细披露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分项数据，不仅31个省份的吸引力强弱一目了然，各地人的“流动喜好”亦随之浮现。
比如，广东外来人口逼近3000万大关，江苏、浙江和上海均超过1000万，结果或许不意外，但究竟是谁在“疯狂”涌入沿海发达地区？
与之相对，河南、安徽、四川“散落”在其他省份的户籍人口也超过1000万，又是谁在“吸走”它们的人？
由此形成了特大城市从省会城市吸血，省会城市从地市县吸血，最后是县城从乡镇吸血。
当农村人口流出率达到60%以后，剩下的基本都是留守老人，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进城入市的人口红利了。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在60%—70%之间是一个拐点区间。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安居乐业”的思维，造成凡是在一个城市里待一段时间以后，自认为必须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能扎根，于是出现了掏空六个钱包买房子的现象。全国居民负债率达到了70%，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房子上。
中国老百姓爱存钱是出了名的，但近年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是56%，而到2020年底的储蓄率下降到44%。尽管2021年数据还没有公布出来，但2021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6.61万亿，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4万亿，这也说明了，我国的储蓄率还在进一步下滑之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内储蓄率出现“断崖式”下跌的呢？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第一，我国居民收入涨幅有限，但日常生活成本在上升，根本存不下钱来。
第二，居民的存款都付了首付款，而且每月的工资收入都还了房贷，根本就没有能力存钱。虽然，进入2021年之后，国内房价逐步走稳了，但仍是居高不下。数据显示，65个城市新房的平均价格是1.74万元/平米，二手房的平均价格是1.68万元/平米，随便买一套房子就要上百万，而且每个月还房贷都要4-5000元以上。
这种情况还要持续20-30年，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不仅要掏光所有积蓄，而且还要把每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投在了买房上面了，根本没有钱去存银行，国内储蓄率下滑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从去年底，央行取消了银行的靠档计息、异地存款、互联网存款等高息揽存业务。而通胀却一直在上升，很多人把钱从银行提出来，去投资基金、股市、银行理财产品，以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可悲的是这些进入股市、基金和理财的存款90%被上市公司老板以及金融机构大鳄割了韭菜。更关键的是，现在银行存款利率呈现8下跌趋势，存款利息跑不赢通胀，很多人选择了其他高收益的投资品种。于是，银行存款出现了分流，我国储蓄率呈现下滑趋势也就在预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