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钢铁工业_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_cGj4r1Qmh7g_b_6x2ONdxMtwqj8Nwyr2nEtkODR2UIEOx0pyw7L6iYUcSeaUw2aw55N_Mfa7ViFBqOa24tm5a》提到“1950～1983年国家给钢铁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全国总投资的8%弱”。又如，1953年建设的太原重型机器厂投资6075万元（24.2吨黄金或近0.3亿美元，折合1980年的1亿美元）。而台湾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

　　重工业的建设资金之庞大，以倾国之力尚有不足，确实不是谁都投资或能下决心投资的。
　　而且，即使汉阳铁厂能以最理想的情况：顺利投产并年产1万吨钢，能以进口钢铁的售价出售（时价每吨30余两白银约折20多美元），以23两白银的成本计，也需60多年才能收回投资（当然，实际上在一战开始后钢价迅即高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
　　如此巨大的投资和漫长的资金回笼时间，极易受时政影响的特点，都决定了普通私人资本在毫无政治背景和经济、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重工业。

　　即使以国家而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工业化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时间紧迫，却既不能靠外援，也无法殖民掠夺，工商自行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同样是巨大的难题。

　　2、技术问题。
　　刚从农业国起步时，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海量的投入来解决，引进-消化-积累-研发-创新，循序渐进、时间漫长而且绝无捷径。这就必须由国家来解决两个问题：扶持和保护。
　　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必定是技术落后、价高质劣，让蹒跚起步的幼稚产业不经积累和成长就贸然“面对外部竞争”完全是天真无邪的想法。即使90年代以前的韩国也是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独裁、外援、血汗-韩国经济奇迹的前世今生-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08/12291348_0.shtml》。

　　旧中国唯一能在重压之下成长的重工业企业——永利铔厂，其基础是技术（侯氏制碱法等）领先世界，但是，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初创的重工业能有几个领域有这种领先世界的技术？
　　事实上即使到了1949年，依然是“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全国5.4亿人中，大学生不过14万人（其中文科生约占80%），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占人口比例不到万分之一，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甚至远不及当时美国一个“托拉斯”雇佣技术人员的数量。

　　所以，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的釜石田中制铁所和八幡制铁所初建时都屡屡失败，经数年至十多年的改造方能勉强产钢，但依然价高质劣。
　　20世纪初在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钢铁因质量太差，以低于成本的每吨23两白银出售都无人问津，生产陷入困境，到“黄金十年”甚至已不能产钢，沦为日本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基地。而日本，釜石田中制铁所最初生产的釜石铁同样被评为“品质恶劣，价格又高”100磅重的价格2元30钱，而进口铁只有1元左右。以至于大阪炮兵工厂用于海岸炮的炮弹铸造材料时，不得不加一道精炼工序，称为“釜石再制铁”。即使这样日本政府依然坚持采购，直到八幡制铁所建成后并入国营的日本制铁。

　　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如果没有国家违反“市场规律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循私”采购和庇护，重工业的发展必定举步维艰。
　　事实上，正因为北洋及国府的不闻不问，汉阳铁厂很快就深陷衰败亏损之中；最终在“兵荒马乱”的一战和“黄金十年”（钢价涨至每吨100美元以上）这本应是钢铁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被日本以国家力量巧取豪夺，沦为八幡制铁所的廉价原料产地；这充分证明了国家扶持和保护对重工业的重要性。1921年，中国产钢7.7万吨，为北洋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86.5万吨。1934年，中国产钢5万吨，为国府主政时期最高年产量，当年日本384.4万吨。

　　最关键的是，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受限于自然环境，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在前30年中，中国只有两条道路：
　　一种是“无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与民争利、盘剥农奴”肯定是招人骂的事，在耕地潜力未尽前不“瞎折腾”肯定大家都可以宽舒几年，有了余钱时再办厂修堤赈下灾，然后轻松写意地沉醉在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一种是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把资金集中起来，冒着犯错误背骂名的危险，勒紧裤带，流着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至少要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
　　后面这条道路在提高了工业化速度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工业化的难度，对执政团队从核心到中层到基层的凝聚能力、策划能力、掌控能力、号召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等，乃至国民素质都有极高的要求，稍有偏差不慎即是大错（如大跃进），这也是二战之后新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廖廖无几的原因。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亿亩以上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http://view.news.qq.com/zt2013/yztw/index.htm）。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