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增进人类福祉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运载、卫星和空间应用等领域，涌现出太空探索公司（SpaceX）、蓝色起源（Blue Origin）、一网（OneWeb）等大批商业航天公司，被认为是最为活跃的创业领域之一。据《The SpaceReport 2018》，2017年全球航天市场规模达到3835亿美元，其中80%为商业航天。商业航天行业规模未来预计可达数万亿美元，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可重复使用火箭、巨型商业星座、商业载人空间站等航天计划，正在逐渐成真，彰显出商业航天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巨大力量。
从国家来看，美国的商业航天发展最为全面完善，从顶层的立法，到政府层面的引导性采购，再到企业之间分工合作关系的建立，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进入，已形成了可自我持续发展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
相比美国，我国商业航天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出了“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发展商业航天和卫星商业化应用，完善政府购买航天产品与服务机制”等内容。持续一系列利好商业航天的政策出台，进一步推动了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
随着社会资本的进入以及各项政策的出台，国内已成立了近百家商业航天公司。然而，与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现状不相适应，我国在商业航天立法、行业政策、资质准入、资源共享、市场培育及产业发展等方面仍不够完善。因此，我建议：
一、加快推动航天立法，确保民营企业长期稳定、合理有效利用空间资源的权利
目前，世界上已有29个国家颁布了航天领域的国内法律或法规，美国建立了最为完善的商业航天法体系，明确规定了政府和军方、民用航天和军事航天的权责边界，鼓励通过商业服务获得航天自主发展能力。
我国是航天大国中唯一没有航天法的国家，商业航天公司缺乏明确的国家法律保障。亟需加快航天立法进程，建立商业航天市场准入退出、公平竞争、保险和赔偿、安全监管等机制，构建较为完善的商业航天法律体系。充分发挥“法治航天”的战略引领作用，确保不同企业主体长期合法享有同等市场地位，从国家法律层面护航商业航天健康发展。
二、探索有利于商业航天发展的机制，出台落地政策及实施细则
商业航天属于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门槛高、投资大、战略意义显著，比多数产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监管和行业政策的影响。亟需破解商业航天发展的体制机制桎梏，引导商业航天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国企与民企合理分工，形成协同合作、竞争有序的产业格局。制定商业卫星、火箭等产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商业火箭发射许可、商业卫星频率许可等政策实施细则，探索建立航天人才双向流动、国有航天企业技术转让等机制，切实包容、鼓励商业航天新业态和商业新模式，进一步推动监管政策与制度的实施落地，清除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商业航天的政策障碍。
三、推进航天制造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适应商业化的量产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航天装备水平是衡量国家高科技生产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商业火箭、卫星及卫星用户地面配套等的量产对产品成本、周期、性能等均提出了新需求，极大拓展了航天装备制造内涵和外延，传统航天制造模式和配套技术难以满足所需。
建议由政府统筹，国企、民企多方聚力，布局商业航天产品智能制造，鼓励民企参与航天装备制造相关的国家重点项目，加速颠覆性航天技术创新与应用；制定商业航天装备产品量产及上下游企业的培育政策及实施细则，加大航天智能制造技术共享和转化力度，开放国家航天制造基础设施，颁布航天试验设施共享目录、有偿使用收费标准等。
四、完善落实政府采购商业航天产品与服务机制，开放商业航天公司的行业准入，拓展商业服务与应用领域
纵观美国商业航天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通过技术转让、给予合同，政府扶持商业航天公司、培育商业航天市场，一手推动了美国民营商业航天的发展。
为加速发展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建议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授予我国商业航天公司一定比例的政府订单；简化商业火箭发射、航天测控、无线电频率等审批程序，引导鼓励民营企业战略性空间资源布局，承担轨道环境有序可控的应尽责任；进一步开放已有发射场，新增发射工位，满足高频次商业发射服务需求；降低或放开应用商业卫星开展服务的行业准入，拓展商业卫星在大众生活和政府管理的应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