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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海陵（今泰州）的东方大海中有一片沙洲，史书上称为扶海洲，其位置相当于今南通市的如东县境。扶海洲的名称于正史中不见记载，西晋张华编撰的《博物志》中却留下了这个沙洲的名称。对扶海洲的地理位置做出判定的要算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为最早了。他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认定，海陵县以东百里，汉时“有长洲泽，又东有扶海洲，今湮”。顾祖禹写其著作时，扶海洲早已与大陆连为一体，说扶海洲“今湮”，就是指这种状况。长洲泽为海陵县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湖沼地带，扶海洲在其东，准确位置于史书中没有记录。对于扶海洲，古代通州（今南通市区一带）的文人曾有过误解，多年来把通州当成扶海洲的所在。因此，许多文人墨客把“扶海”题名记入人们的生活之中。
扶海洲与扬泰砂咀（旧称蓼角嘴）间有一条夹江，公元5世纪，扶海洲逐渐发育扩大，夹江在南北朝时期渐渐湮没，沙洲与其西边的大陆连接了起来。这是南通成陆史中的第一次沙洲连陆大并接。这次大并接使扬泰砂咀向东延伸了50多公里，可达今如东县长沙以东。5世纪时，海陵以东曾设立一批县级行政建制，如蒲涛、临江、海安、如皋、宁海等，这些县后又分别裁撤，到唐代并入海陵县。

南北朝时，海陵县的东南方有一块沙洲，这块沙洲《梁书》上称壶豆洲，《南史》记作胡豆洲，唐代为胡逗洲。按照历史自然地理的测算方法，沙洲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开始在水下孕育了。
沙洲阶段的胡逗洲，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南通市崇川、港闸两区及通州区西部一带。沙洲四边环水，洲上水泊、河道交织，封闭的环境与农渔盐生产的自给，使沙洲境内民风淳朴。沙洲的东边还有南布洲、长沙、东社洲等较小的沙洲，胡逗洲先后与这些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
唐末五代，胡逗洲上有静海镇，姚氏建立地方政权，先后归属吴国与南唐，其首领有姚存、姚制等。后周显德五年（958）后周军攻占淮南，在这里设立通州与静海县。通州州治驻静海，管辖静海、海门两县。
唐时胡逗洲上有许多盐场，居民多数以煎制海盐为生计。这些盐场一直到胡逗洲连陆以后还长期存在。宋初的通州有利丰监管理制盐业，州治东有金沙、西亭场，西有永兴场，东南有利和场，北有石港场，盐场环绕分布在州城四周。
胡逗洲与其周围的小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太平寰宇记》称，唐天祐年间（904～907），洲北的横江逐渐淤塞，胡逗洲逐渐与海陵大陆涨连，这是南通成陆史中沙洲连陆的第二次大并接，长江北岸延伸到今余西一带。这次沙洲连陆致使黄海海岸线内凹，掘港、马塘、石港、金沙、余西一线连成凹岸，黄海在胡逗洲与海陵大陆间形成一马蹄形海湾。地理学上称三余湾，其西部顶端在今通州区的石港，时下石港的“渔湾”应当是它遗留下来的水道。南宋末，文天祥从石港东出南下的“卖鱼湾”就在这里。这个海湾直到清末才全部淤积，成为陆地。

宋初海门岛及其组成
海门岛的名称首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北宋初长江口诸沙洲的总称。海门岛有两个主岛，一为东布洲，位置偏北；一为顾俊沙，在东布洲的南方。北宋初的海门县就是建立在这些沙洲上的。东布洲的位置在今启东市北部，吕四以东、以南一带。海门岛除这两个沙岛以外，还有一些小沙洲也是它的组成部分，名称失考。因此，从自然地理角度理解，海门岛实际上是群岛。这些沙岛因处于江口海域，成为海盐生产要地。
东洲与布洲是长江口的两个较大的沙洲，渔盐业生产基地，这里一度成为五代吴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它们雄踞江口，犹如出入江海的门户，控制海上交通，为兵家必争之地。10世纪前期，为姚氏地方军事集团控制，因其处于地理要冲，南方吴越政权经常与吴国发生争战。《资治通鉴》记，后梁贞明四年（918），吴越大举伐吴，吴越战船500艘进抵东洲，吴越水师大败吴军，缴获战船400余只。第二年，两军又在东洲及狼山海一带交战。布洲的开发晚于东洲。五代吴大和年间（929～935），有个蒋司徒到布洲教民煮盐，此后布洲逐渐繁荣，成为吴国盐业生产基地。
东洲和布洲的位置比较接近，由于长江对泥沙的搬运作用，两沙洲约在10世纪中期并接，并洲后的大沙洲称东布洲。与史料中的写法并不完全相同。在《五代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均记作“东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记为“东北洲”。马端临依据宋代资料，对这个洲名做了考订，在其巨著《文献通考》中记作“东布洲”。此后，明清史料中均同此说。
长江口的这些沙洲并不稳定，顾俊沙后来坍没，而东布洲则不断扩大。11世纪中期，东布洲与通州大陆连了起来。于是，海门岛由于其主岛的连陆而失去岛的形态，成为历史名词。东布洲与通州大陆连接后，长江北岸砂咀扩展到现在的启东市的东部一带，其东南顶端古称宋蓼角嘴。东布洲的连陆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三次沙洲大并接。东布洲与通州大陆涨连后，海门岛的名称渐渐被淡忘。清代陆进《海门岛赋》：“烟波杳霭，锦禽籍此以栖迟；浊浪排空，樯乌因之而托寄。戴青山畔，西僧以此安禅；吕四场边，仙侣于兹游戏”，生动地追记了当年海门岛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