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桥下的阿卡迪亚——简明日本史，中岛美雪著

化解撕裂的生育危机，无法可想吗？解决之道，在于Political Revolution（不是#Me Too那样的社会革命）。
说话的，还什么革命，不就是扭转现代女性职场处境吗，搞法律出政策，消灭两性双标，确保女性在工作与生育之间，不被人力资源管理所困。想法好，但是①这样的改革所能够的，是鼓励现代女性工作之余多生几个，还是免除现代女性顾虑、好教人一心扑在事业上？方向性的问题；②当前条件下，职场性别平权还能走多远？选择生小孩的女生，即使在公认性别最平等的北欧，一样要付代价。学界称之为“育婴惩罚”（child penalty）。
丹麦女性生下第一胎后，薪水会快速缩水三成，且不可能再回到原有水平——倒不是因为性别歧视，而是女性在生育后，为了照顾小孩，会自动减少工作时数：全职转兼职、或者干脆换工作。因为怀孕，瑞典女性成为高阶主管的机会也只有男性的一半。
该怪责社会结构吗？制度设计和福利环境上的支持，固然能够缓解女性的困境，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她们的困境。如果说，现代女性是困在工作和家的两难，时间和价值权衡，为什么你只想在工作上谋改革，提升女性权益，减免育婴惩罚？抑或，潜台词是“家族主义传统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为什么不是推动家庭制度改革？家有儿女，可赋予女人不一样的现代性价值，正向激励促生产，已生育反弹的瑞典法国也都是这样来的。
作为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欧洲的高福利低生育是有名的，而瑞典等北欧国家又是洼地中的洼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国家；但在1980年代之后，欧洲各国生育率下跌时，北欧却开始不跌反涨，在瑞典尤为成功，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瑞典，90年代经济危机为界：1978年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60，触底反弹，1990年达到最高峰的2.13；2000年是1.54（一说1.53），2014年后稳定在接近1.9的水平上。
法国，2000年是1.75，2012年达到2.07，高产稳定，近些年是唯一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注：数据来源Index mundi，部分参考快易理财）。这并不是因为移民的贡献：法国在2008年就估算过，第一代移民的贡献率仅相当于把全国的生育率提升了0.07，按这些年移民占法国人口8%的比值计算，他们也就只比法国本国人平均多生一个孩子。瑞典也是一样的，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妇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单身母亲——好吧，你应该相信，像这样的70%的生产大部队，主力是那些由内而外裹得严严实实的新（月）移民……

没错，改革解放生产力，关键是家庭模式的自由选择与政治保障。并不是去“神化北欧”、说他们多先进平等和完美，而是“别人的社会”给出的那些能赋予人更多自由的制度化手段，或许也能拓宽我们想像的边界。北欧相关制度发展的脉络：合法婚姻合法同居并存，同性伴侣异性伴侣地位平等，婚姻、共居（登记为家庭伴侣）可以自由切换选择。瑞典语的sambo（同居），就是一种可以共同拥有房子和孩子（但不包括车子，车属于个人财物）的受法律保障的关系。
1976年开始，瑞典法律就已经不使用“婚生”、“非婚生”这类名词，新生儿一概予以合法地位；70年代末，开始推动一项婚姻和家庭制度变革，就是大规模的非正式同居，1987年，调整“类似婚姻关系”的非婚同居伴侣关系的《同居（联合家庭）法》颁布，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同年，《同性同居法》规定《同居（联合家庭）法》也适用于同性同居。百尺竿头，1994年6月23日通过《登记伴侣关系法》，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瑞典《登记伴侣关系法》内容与挪威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一条“在其他国家建立的类似的伴侣关系瑞典予以自动认可”。
对比婚姻家庭，同居（伴侣）家庭自由度会高很多，有趣的规定在于“家庭责任”的分配——至少瑞典的婚姻法和同居法里就有微妙差别——婚姻法除了财产捆绑，家务也要共同负责；而同居法的精神则是各管各的财物、各做各的家务，相当符合“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的理想状态。
瑞典sambo（同居）所受法律保障几何？根据经济调查发放的基本生活保障及社会服务福利，如子女照顾、社会资助和住房津贴等，都是以共同收入的家庭户为单位的，无论是结婚还是同居——平等保障；非婚同居伴侣分手后，不是像离婚一样直接向非子女监护方要求给付子女抚养费，而是由国家（社保部门）先行支付子女抚养费，然后国家向非子女监护方要求补偿（挪威法律相同）——生育优待；未婚父亲确认生父身份，必须在官方进行认领登记，并得到子女母亲的认可——女性中心。

法国，别看现在闹得欢、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的，197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法国人可是为人口问题操碎了心。1870年的战败让法国人蒙受了奇耻大辱。法国人痛苦地发现，无论从人口、出生率、还是工业水平，他们都被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超过了。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当时甚至担心法国长此以往将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其他大国瓜分；随着讲法语的人口减少，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左拉在小说里反复告诉法国人民，不生孩子意味着堕落和灭亡，而子孙满堂意味着道德和美好的未来。
于是法国舆论万众一心鼓吹生育，法国的左派报纸宣称法国被资本主义阉了，而右派的报纸则宣称法国被犹太人阉了，左派和右派在法国被人阉了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唯一的分歧是具体被谁阉了。但是，你要说是被资本主义阉了，法国是欧洲最左的，说是被犹太人阉了，反犹太人反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德雷福斯间谍乌龙……就问你，生了吗？开源节流，不生也不许你流，1920年出台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废除），刑法规定堕胎是犯罪，要被判处6个月到3年不等的监禁，到1942年甚至将堕胎等同于叛国。于是乎不生不灭，法兰西佛了。
真正带来改变的是法国女性的觉醒。1971年，经受非法堕胎的343名法国妇女发表宣言“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第二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承认非婚生子女和婚内子女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韦伊法案”不顾天主教会和右翼的激烈反对，宣布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合法化。这被广泛视为启蒙运动的世俗价值理念战胜了传统、自由思想战胜了天主教信仰。避孕越自由，堕胎就越少，通过授予女性避孕和堕胎的自主权，生育热情反而上来了——合法化的今天，法国每年有20万次人流手术；1974年，捍卫女性流产合法化的西蒙娜·韦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对每年30万次非法流产视而不见。”
开胃酒而已，蜗牛鹅肝酱大菜还没有上桌。下一轮政治革命，重新定义法国家庭、改写拿破仑法典。历史上，法国立法几乎没有任何有利于非婚同居伴侣的规定。《法国民法典》长期秉承拿破仑对于非婚同居的强硬态度，未有非婚同居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1804年拿破仑制定民法典时就明确表示：“同居者无视法律，法律也无视他们。”
20世纪90年代，法国激进的左翼势力在同性恋运动者建议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四个非婚同居法律草案，其中，将同性同居伴侣与异性同居伴侣纳入一体保护的方案，支持率最高。政治社会运动相推动，家庭结构变革风起云涌的90年代，法国生育率开始好转。
1999年11月15日，法国议会在经历了重重阻挠、辩论、修改后通过了“紧密关系民事协议与同居关系法”。200年的法典孕育诞生一个创新的“二人生活模式”与婚姻并行，这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全新尝试，使法国的“伴侣家庭模式”分为婚姻、“紧密关系民事协议”PACS、自由同居三大块：具有法律效果的伴侣家庭，分PACS与婚姻两级；非婚家庭伴侣，分登记的PACS和不登记的自由同居，登记的PACS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的条文规定，不登记的自由同居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条文规范。新千年新生产运动拉开大幕——一路改，一路生，尘埃落定见高峰，高卢维京同道中。

分来分去，PACS都是最核心的。现行《法国民法典》第515-1条规定,“紧密关系民事协议”，是两个异性、两个同性的成年自然人之间，为组织共同生活而订立的协议；缔结的实质要件，与结婚的实质要件大致相同。但是正像1998年11月法司法部长强调的，新法要关注法国约500万非婚同居者的处境,他们或是想结婚而不能结婚,或是根本不想结婚,对他们的关注和保护，划重点——应不同于婚姻。不同有三：
第一，当事人身份不同。PACS申报，不是登记在民事身份登记簿,而在一个特别的登记簿。因此,对缔约双方的民事身份状态不造成影响。从民事身份的角度来看,PACS缔结者仍然属于“单身贵族”。
第二，法律性质不同。还是单身贵族，显然PACS的权利义务不是从婚姻中的权利义务类推出来的（不像瑞典1987年《同居法》，还强调“类似婚姻关系”的非婚同居伴侣）,它不是“准婚姻”，是“契约”,要用民法典一般规定来规范。所以为了避免PACS与婚姻制度混淆，法国在立法安排上将PACS重要条款放在“自然人和民事身份”一章节，没有和婚姻一样安排在民法典家庭法章节。
第三，权利义务来源不同。PACS与婚姻制度区别,归根结底是约束程度不相同,法定的权利义务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比例不相同。PACS将大多数的问题留给伴侣，自由商定，法律不作过多干涉。PACS缔约人的意志可以自由地表现在财产、非财产领域,可以涉及到当事人也可以涉及到第三人，缔约人自由约定的限度是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不损害第三人利益。
比如，紧密关系民事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如无约定,则同居期间财产所得对半共有；缔结PACS不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定继承权,同居者可以通过订立遗嘱让对方继承自己的财产。也不是全无法定：双方为日常生活需要和共同住房产生的债务，向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续时间3年以上的伴侣，可以像夫妻一样合并申报所得税；同居伴侣还享有住房继续承租权、社会保障、劳动福利等权益。
PACS提供了婚姻之外的选择, 与婚姻约束程度不同，优势在于便捷、低成本、松散，但是可以获取一些类似婚姻的权利，打破婚姻作为法律认可的家庭模式的垄断地位。但是从实践结果来看，在法国，婚姻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制度，维系传统婚姻的主要地位是一个政治高度的问题，像规定结婚6个月之内不能协议离婚——毕竟是重大身份变更，避免随意。
有其国，有其民。有个人，不点名，讲史讲出一句话：任何时代的道德败坏，都是从政治败坏开始的。反过来，正常的时代，就像我们的新时代，肯定是民声作主推动政治，政治反哺社会良性发展——可选择、可退出、可重复博弈的三可社会，止于至善。三可社会予人恒心做最好的自己，对史上饱受结构性桎梏的人群尤为珍贵——
19岁那年……Samaa自己查资料，联系学校，考取了法国的一所公立大学，学心理学……Samaa所观察到的欧洲人，尤其是女人，绽放而快乐，“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只能看到人们行色匆匆，很少看到有笑脸的，但在这里不一样。”Samaa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很高贵的，哪怕是单身妈妈，哪怕经历过好几段婚姻失败没有完整的家庭，脸上都找不到挫败感。在她们看来，破裂的婚姻不算是人生的失败。”另外一方面是，性爱这个东西在这里可以公开被谈论被以各种方式实践。
——王景春、梁音等《躲进山的城里人：我们都是被时代挤压的病人》

美国Marriage Story

H小姐的男友是瑞典人，他们已经一起养娃四年了…H小姐刚和男友恋爱时，他给她看那种一到圣诞节就会放的北欧古装片（可以理解成瑞典版的还珠格格），是讲维京时代的故事。
有个情节是维京男人出海回家，发现家里多了个儿子，女人让儿子管男人叫爸爸，男人半信半疑。但女人特别凶悍，于是男人就一边小心翼翼询问着儿子出生的细节，一边手上做着家务，场面很心酸。
其实，瑞典从儿童绘本开始，就在颠覆传统的性别分工：瑞典的公主要能除恶霸、能打败怪物、还要能救出王子……
——贾选凝《那些没结婚的女孩到底有多少是孤独终老的？》
总结一下，需要政治推动的家庭结构变革，赋予女性充分自主性，我的家我当家是多生孩子的充分条件，公共财政不是不重要，是必要条件，其实是合二为一的——
A面：法国，民间态度是务实的，大多数选择PACS的法国人，是将其作为获得税收和社会福利等利益的简便手段（瑞典相反，税务方面，同居没有结婚来的省钱）。
B面：×国，按照各地的生育保险待遇审核规定，申请生育保险金，包括生育期间的医疗费用以及生育津贴，需要提供计划生育证明，而办理计划生育情况证明，则又需要提交婚姻状况证明，一环套一环。各地仍然是沿袭旧的规定，将作为一项兜底性保障的生育保险，和计划生育政策紧密捆绑在一起，事实上无论是《社会保险法》还是《劳动法》等上位法，都没有任何条文提到，享受生育保险必须以“属于计划内生育”为前提条件（计划内生育=婚内生育）。
而且对未婚妈妈的政策歧视，远远不只生育保险。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婚生育子女办理户口相当困难。根据“RUC新闻坊”的梳理，在裁判文书网以“非婚生子女”为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户口问题是最突出的。除此以外，还有社会抚养费区别对待等问题。

因为充分的自主权，女人涅槃“重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美雪的饭，因为《命の别名》喜欢了很多年：听中岛美雪的音乐，只觉得她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尽了…潇洒、有才、中性、不婚，一把年纪仍可以将白衬衫扎进腰带，既有少女的柔软，又有少年的坚定，这样的中岛美雪很像是亦舒女郎的化身经历…回头我也天天白衬衫
https://mp.weixin.qq.com/s/NWB1T3oKcaKGk7nileZxNg
席越，满族，“家里还被朝廷御赐过一块‘关外第一读书人家’的牌匾，书香传承，代代读书”，自云先人高中探花，查清朝状元榜眼探花没有席姓，顺治九年和十二年有满榜，探花分别是巴海和索泰，若祖上探花属实，或为其一。1975年1月28日出生在北京，“我记得爷爷说过，你算是第二代北京人”，1949祖父和外公“被带到北京”，一个铁道部一个教育部（外公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回国后“放弃旧政府给的督学职位，在晋察冀边区做一所中学的校长”，“又从北京市教育局申请支援边疆到青海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父母“经历了远离家乡各种农村的改造”，回京，换了人间，“从最低的工资开始拿起，从最基本的职位开始做起”，返城青年写照。4岁前住铁道部大院，1979送到外公身边，上小学，在青海师范附小读书，考虑她的父母重新融入北京的时代遭遇，想是因为户口什么的不让在北京上学，后来解决了。小有才名嗜书而不第，19岁独身去往枫叶国，读书上大学，商科，学会计，2001年大三，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创建枫叶国，录取比例300:1）下了offer，五年内晋升高管还跳槽世界500强（康菲石油）拿百万年薪，后来的工作是加拿大最大的信托银行。2009曾转行记者（21世纪经济报道），跨界半年收割一圈国际政商名流。2011年和加拿大老公结婚，在加生了大甜二甜。
2013任加拿大最大在线广告公司的中国负责人，为了突破中年危机事业瓶颈，“2015年底，我拖着不会说中文的老公和两个学前娃娃从温哥华跑回北京，信誓旦旦要搞番为中国女性带盐的事业。”2015年9月14日注册成立北京玲兰文化有限公司，10月15日公众号“遇言不止”开业，2016年11月获得275万的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娱乐工场（《奇葩说》投资方），2017、2018分别招聘11人，平稳发展。今天，令人欣慰：打造中国女性的TED Talks“遇言不止”（女性励志演讲视频平台），主打高端商务演讲培训，最出名的业绩——腾讯的《星空演讲》，佟丽娅、董璇，漩涡中的女星，一番话重塑人设、大规模实现黑转粉路转粉，幕后英雄是席越；开头，让人崩溃：时逢资本寒冬，2016在“腾讯大家”发文只有一篇，远低于正常频率，“三年了，我没有跳楼，但脱过发、失过眠、抑郁过、崩溃过，一次半夜3点胸口疼痛，把老公踢起来：‘我是不是乳腺癌早期了？我是不是要死了？’然后放声大哭”。2018岁末，空前的下行压力，又是资本寒冬，席越深吸一口气准备“活下去”，也就在这个事业关键期，席越下了决心，生三胎。
没错！四十四，俩孩子，企图心极强的老母亲，二十多年劈波斩浪步步高升吹尽狂沙始到金的互联网创业达人，要生三胎………why？？？

毕竟无论在哪个社会里，绝对意义上的“男女平等”都很难实现。就像在挪威瑞典，虽然有“爸爸专属育婴假”，最多也不过三个月。所以即使所有国家都效仿北欧去立法，让爸爸们必须休“育儿假”，那他们顶多也就是帮宝宝换几个月纸尿裤，“法定假期”一结束，剩下的漫长责任还是会落到女性身上。
——贾选凝《那些嫁了好老公的女孩后来怎样了》
不是说枫叶国男人不中用，是因为时代的局限，今天的男性多么持家，养育的重头还在女性。生三胎的核心因素，当属“主人翁精神”。
2016自我定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独立的女性…一个幸福的人。给自己打85分。如果有闲有钱再生一个孩子就更幸福了”，2019做广告还秀恩爱：“一直以来，我最骄傲的不是我的事业有多成功，而是我和老公8年多的婚姻。”善哉，女性成家立业二律背反，并非人类历史的常态，是转型的插曲，“优秀的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也是当初我选择创业的原因之一”。在枫叶国，能干，做到金领，会说，收获长久保鲜的婚姻，生，是自我实现的证书；温哥华到北京，“当家做主”了，创业三年，生了，这个家大功告成，可以自豪宣布“我是一个自己背着吸奶器到处出差工作的老板，但是绝对不会要求员工这样”。
9月30日，顺产不耽误生意，“工作到最后一天，（注：产房3个小时完成使命）生完宝宝4小时后上线”，“是一个8斤重的大宝宝”，一家之主两开花，三“生”有幸我的家。荷兰的中央统计局曾公布调查数据，人们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怀第一胎和第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而生第二胎和第三胎的时候这种幸福感就不太明显了，看看人家，生三胎还那么有激情，喝满月酒该请韩磊，唱：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性权益家庭结构变革，是当下社会女性“重生”的充分条件，宏观经济个人财务公共设施福利措施不是没有影响，那是必要条件，没有肯定不行。
怀了“小甜”，席越考察北京妇产卫生事业，发现公立医院“你的尊严不值钱”，“床位申请得早，幸运地被医院接收。即便如此，她最终是在产科走廊里，度过了临盆和产后的两天”，“护士的态度跟80年代无有不同，动辄吆喝：‘喊什么喊，就你一个人生孩子？！疼什么疼，生孩子还不疼两下？！’”，“这不是生娃，是在生小猪”；私立医院，又是hold up problem，卖套餐先收两万八，2天单间的报价“顺产在10万左右，如果有紧急需求，比如要刨腹产，还要有不方便告之的额外费用”，问题是，产检、抽血…你不知道后来有多少环节会收你多少钱……总而言之，“要么成为待宰的羔羊，要么放下为人的尊严”。
我敢说，考虑年龄、事业，特别是越想越怕的医护体验，她不会要第四个。

享受生孩子，席越的解释非常简单“我就是喜欢孩子”、“如果我不创业，真的想变出四甜、五甜”，可是①如果说因为喜欢所以生孩子，就这么简单，那么拖到36岁婚育，是绝对说不通的，就算非要生在发达国家，像拉丁、非裔拼命生混福利，才是正经，回老家创什么业呢；②如果说创业耽误生孩子，2015年底之前，有了二甜还没创业的两三年，年龄上更合适，席越反而踩刹车。这样的解释，说服力有限。图片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dr7Zj1xmacUN1InQDnqysw

需要说的是，保守进步，自我预期向前、社会惯性拖后，都是发展的相对的概念。上一代人地平线，也许不过是下一代脚下的起点。像席越，自我发展的诉求得到极大满足，家庭事业都丰产；大甜二甜生在全新的起点上，人生会有新的期许，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未可知——
即便思想暗网无法开创一种新的立场或派别，至少作为一个征兆，反映出了文化左派的困境…这些研究有很强的道德诉求，主要是揭示“非对称的权力结构”对边缘群体的压制，并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提供正当性辩护，被称为“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从事“伸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思想与文化）》
总结陈词：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用担心嫁错郎、受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这也一样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则开放同居、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结果可能又变成女性独自承受结果：未婚妈妈更容易贫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这已经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简单问题了，需要的是全方位的社会结构、观念和制度发生相应的变革。
人口自然增长的一般规律，完成立论。但是呢，有人抬杠，不辨不明，考虑文的篇幅、人的耐心，所以接下来的驳论，不单独发出。尾附文档，早日收藏。
社会大生产一般化规律，解析日本当代生不出来，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女性—传统”二元对立，∴生产困难，在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否？
仿佛是不言而喻，仿佛也不低。前引日本通，作家刘柠的话：日本女性虽然在参政权等社会参与度上评价不高，但她们在经济上却是高度独立的。而经济的独立，又反过来强化了女性意识，所以多数女性一般不会选择在经济上“不达标”的男性，也不大会为结婚而选择消费降级。终身大事，男惟女命是从。
旅日作家唐辛子，也不认可低下。2018年11月18日，俞敏洪阐发“中国女性堕落论”，指“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官民喧哗，唐辛子撰文《明治维新的成功，“女人强则国家强”的理念功不可没》反驳荒唐言。部分原文：
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并不高，认为只要能做好家务、照顾好家人、担负养育责任但不溺爱孩子，就是合格的母亲。但是，江户末明治初，下决心要“文明开化”步入现代国家的明治政府，在派出大批年轻精英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后发现：欧洲国家之所以拥有高度文明，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女性，都有高尚的文化修养和不凡的见识。当时公派出国考察或留学的，有明治维新之后的首位文部大臣森有礼、以及教育家中村正直、女子教育先驱者下田歌子等人，这些人从欧洲回到日本后，开始大力倡导日本的女性教育，认为要让日本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先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而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必须先培养出优秀的母亲。这就是由明治时代开始的日本女子教育中著名的“良妻贤母”论。
要注意的是，明治时代日本提倡的“良妻贤母”论，与中国儒家传统所说的“三从四德”是完全不同的。“三从四德”是对男权的绝对服从。而明治时代提倡的“良妻贤母”论，则是在国家主义这个大框架下，旨在强调家庭成员“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合作。女人绝非“无才便是德”，而是必须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常识、有见识，有品德、有文化，能够承担起家中的后勤工作，这样才能令男人们安心走出家门，去为社会与国家服务。这样的母亲，同时也肩负儿童的家庭教育重担，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与国家的未来输送有用之才——这便是日本起源于明治时代的女性教育观。
对于这一女性教育观的核心认识，其实至今为止在日本社会并未有过大的改变。
通常令不了解日本社会的人，认为日本女性的地位低下。确实，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不高，但家庭地位却至高无上。换言之，日本女性的主外的“女权”不发达，但主内的“母权”则太发达。
至于“女人强则国家强”这一理念的实施结果如何，大家看看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的日本社会发展如何，就一目了然，不多赘述。
第二，∵“女性—传统”二元对立，∴生产困难，在日本，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
谢谢诸公，明天接演

2，明治女权的国家主义底色和《桥》隐含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时代
唐辛子旅日廿年，所谓良妻贤母论“在国家主义这个大框架下，旨在强调家庭成员‘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合作”、日本女性“必须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常识、有见识，有品德、有文化，能够承担起家中的后勤工作，这样才能令男人们安心走出家门，去为社会与国家服务”“同时也肩负儿童的家庭教育重担，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与国家的未来输送有用之才——这便是日本起源于明治时代的女性教育观”、“对于这一女性教育观的核心认识，其实至今为止在日本社会并未有过大的改变”，应是作为女性切身体会到的。对此，企业家媒体人日本通俞天任表示赞同：
“在日本，社会‘主流潜意识’却还顽固地在坚持着男尊女卑…如果只看内阁有多少女性阁员、国会有多少女性议员这些数字指标的话，或许日本在世界上的排名还不那么靠后。但这些数字基本上都是屈服于普世价值后的一种表面让步，还是和普世价值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日本的所谓‘男尊女卑’，并不是男性无条件压迫女性，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表现出来的…日本社会本身就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概念设计、完成并运行的。”
俞天任还以《东京女子图鉴》为例：“女主斋藤绫，曾经有过一个家住东京高级住宅区密集的港区的开业律师情人洋介，洋介对斋藤绫说他只能娶港区出身的女人，其他女人只能作为情人。洋介的这席话对于斋藤绫很不公平，但实际上不公平的不是洋介律师或者他的那个社会阶层，不公平的是日本社会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洋介律师的意思是说，他们这种世家子弟的婚姻对象，只能在已经几代人交往的圈子里选择，不会扩大到圈子之外。这是因为日本特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使得洋介所属的社会阶层对女主人的要求非常高，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女人们很难担负得起这种责任…绫之所以不被接纳，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她向往的那个阶层太封闭。更大程度上是那个阶层怀疑绫是否具有他们所需要的那种治家、社交才能。这个阶层当然需要具有打拼才能的人，但在日本社会中，那是男人的活动范围。所以能见到攀龙门的女婿，而很难见到灰姑娘。在选婿时可以根据已有的业绩或者资格来判断，而对女性所要求的那些才能，却无从事先判断而只能看实际表现。对于斋藤绫们来说，不公平的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和社会构造，而并不是那个她所向往的阶层。”
是什么到为什么，我们要问：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化大分工的良妻贤母论，“日本社会本身就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概念设计、完成并运行的”，肇因国家主义，所谓“国家主义这个大框架”，又是什么呢？
了解国家主义，最直观的话就是看《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是二战前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文件，发布于1890年，适用于全日本所有学校（后亦扩及台湾、朝鲜）。当时的官僚认为，日本的学校太偏重近代化知识（西来知识）的传授，有必要强化日本所固有的道德教育，故出台了该文件。敕语全文不长，照录于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开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其德。
显然，《教育敕语》所谓国民教育，是人伦日用泛集体化，“在强调传统伦理道德的同时，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如宣扬‘忠良臣民’‘义勇奉公’），缺乏近代民主、人权理念，故与军国主义颇为合榫”。二战后《教育敕语》被排斥于教育体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