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的悲剧性事实上是与阿Q共轭的，或许你会觉得他的问题在于不愿意放弃当小偷，然而这其实只是他悲剧的表象，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候，小武却仍然保留了旧时代的革命话语，认为商业社会就是无耻的投机倒把，他也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他在道德层面合理化自己的偷窃行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偷来钱包以后只留钱而把身份证扔到邮箱里，以此来淡化自己的罪恶，这是自身层面的；二是认为自己的这种偷窃相比于投机倒把和歌舞厅的肮脏是一种小恶，这是对于外部环境的一种自我行为合理化，这一点在份子钱被退回的那一场戏有着重表现，即当小勇说他的钱来路不净的时候小武并没有否认，而是指责小勇的钱是不义之财。那么小武的偷窃其实是一种对于旧时代的隐喻，当他对新时代仍旧提防时，他的偷窃会依旧顺利，转折在于他对梅梅的感情，他为了梅梅买了呼机，这似乎隐喻小武开始进入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容不下盗窃，因此小武被抓巧妙的安排在了呼机响起的一刻，也就代表着小武所代表的价值观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