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其三、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而在朝廷上则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意识形态的解构
自私，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却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kong、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期。春秋战国，唯有秦国实现统Y，唯有秦国思想最统Y，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Pai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从高唱R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GUO标、马LI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儒学在民间则是言不及义，明末清初，顾亭林就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而，顾炎武会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五、毫无国家利益可言
据杜车别所举例子明人于慎行谷山笔尘卷11一则记载
“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 

感想一：从“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来看，明代万历时期似已有类于现代商业牟利性质而出版或抄行的报道时事新闻的报纸。
感想二：明代政治过于透明化，以至基本国家机密都谈不上，任何行政措施建议都几乎公开于大庭广众之下，置于众口议论之中，明代后期政府无力，与此或亦有关至于军事行动决策都公开化，危害自然更大，萨尔浒战役，奴尔哈赤对明军行动了如指掌，未必不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