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的阿卡迪亚——简明日本史，中岛美雪著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夜会》是有主题词的，印在场刊上，VOL.18-VOL.19《桥下的阿卡迪亚》（以下简称《桥》）主题词是“抛弃”，很委婉了，说是“吃人”也不妨——场刊专门摘录史料，讲天明饥荒（1782——1788）时期真实的人吃人，天明饥荒也构成了《桥》的重要叙事背景。桥下，恰如美雪开场所唱，乃是垃圾桶一样的废弃之地，阿卡迪亚，西语所谓世外桃源也。在吃人的时代，废弃之地被吞噬（抛弃）的人，怎样死里逃生，何处人间乐土，这就是《桥》所解答的问题。理解这问题与答案，需要我们搞清楚《桥》所包含的从古至今三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何以吞噬人。
一、低欲望社会与《桥》展现的没落商业街
现实和舞台呼应，《桥》之开场，熙熙攘攘昔日地下商街，现看不到景气、看不到人，保安下达物业通知，土地使用权终止、改“下水道”了；即使如此，无欲无求的小经营者毫不在意，自己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些让人捉摸的设定，比如“天音是酒吧的代理妈妈，那原来的酒吧妈妈又是谁？”（豆瓣网友Nathalie）。

人气萧条地下通道，通道中人，穷而充实极简生活、满满的小确幸，是下流的日本社会和低欲望日本人真实的写照。《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是日本思想家大前研一的著作，2016年由小学馆出版后，纸贵东洋，据说仅在初版本之后刊行的文库本就行销40万册。“低欲望”可谓当下日本社会最精准的概括、最高冷的标签。

《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日）大前研一著，姜建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低欲望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一言以蔽之，是所谓“下流社会”的延伸和归结，2005年，另一位社会学者三浦展出版了畅销书《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指出以“一亿总中流化”为目标的“1955年体制”即将终结，而以“阶层化、下流化”为主要特征的“2005年体制”将全面铺开，“下流社会”的说法遂不胫而走。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证实了下流：“过去十多年，日本不管哪个阶层，其实际年收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参考数字：长期追踪调查过劳死案例的《朝日新闻》记者牧内升平，在其新著《过劳死：工作比命还重要吗》披露，如果把1997年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平均工资作为100的话，那么到2018年，瑞典的平均工资为130.9，法国为127.7，美国为115.3，而日本则变成了90.1！就是说，过去二十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工资呈负增长的只有日本。

《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下流不止而低欲望，低欲望体现在不消费：过去十年来，因一掷千金的豪游男越来越少，银座俱乐部里的女酒保和妈妈桑们已经习惯了在零点前打烊，然后乘末班地铁回家的低调生活；日本店铺同样下班早，大的商场晚上8点下班了。社会风尚紧随其后，在书店，偶尔翻一翻时尚文化志，早已不复是那种物质主义无处不在、呼之欲出的“高大上”存在感，而代之以清新养眼、享受孤独之都会新生活解决方案。
低欲望然后不消费，很好理解，然而不花钱不代表没有钱，工资收入减少，但藏富于民不少啊。2018年有数据：东亚国家拥有1亿日元以上随时可动用资产（可用于生活消费的资产）人数统计，日本仍居第一，国民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保留金约有380万亿日元。如此巨额财富，哪怕只释放一个百分点，无论设备投资还是个人消费，也可以让日本经济大改观。
可东瀛社会的现实是，“随时可动用资产”变成了基本不动用——有钱人的财富都流向了资本市场，所谓“不是有钱人才投资，而是投资才能变成有钱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便有如此雄厚的资金，但就是不想使用，这才是问题之所在”，不是没钱，是有钱不花：国民财富既不能贡献于内需，企业保有的现金储备也不能用于给员工涨薪。那就剩下“低欲望”水域缓慢行驶一条路了。为什么有钱不能花？

对社会财富的构成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国民财富的大半，实际上掌握在老人手中：60岁以上者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的63%；年龄放宽到50岁以上的话，则占到84%。而40岁以下的相当可怜了。越是低龄者，财富占有率越低，大量是非正规雇佣者，缺乏基本生活保障，乃至沦为“穷忙族”（Working Poor），这应该也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草食和蛰居的主因之一。如此，不消费问题便呈两极化发展：老人有钱，但不花；年轻人想花，但真没钱。那么问题简化为：老人为什么不愿花钱？曰：应对“老后不安”。
今天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景气时代上车、从泡沫期打拼过来的企业战士。他们目睹了金融泡沫崩溃后，经济一路下行，收入锐减、个人资产缩水的残酷现实。而与此同时，退休年龄延长，社保的个人负担额度不断增加，使他们不得不未雨绸缪。最大的隐患，是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日本国债堪称“自由世界”风险最高的国债）。而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养老金何以为继……此乃“老后不安”的最大要素。
如此景观之下，一个最明显特征：“草食化的年轻人和活力满满的老年人”之无处不在，前者是没什么可攒、厉行节约，后者是开源节流；与无所用心、但绝不过度消费的年轻人同步增加的，是那些退休后的老人。
于是，我们看到两方面活力焕发“白发经济”：一方面，机场、车站、餐厅、观光景点，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打工的长者；一方面，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中小企业厅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从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创业者（“起業家”）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老年创业潮流涌动，到2012年，60岁以上的创业者已占32.4%。
承上，日本老人确实有钱，“日本55岁以上的人大多有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5万元）以上的积蓄。而在60岁退休时，一般都可以拿到1000万至2000万日元的一次性退休金……也就是说，大概有1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以用的现金，而不是像年轻人那样，需要借钱创业。”老马识途也有其优势，“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人脉比年轻人更广、阅历更丰富、心态更平和。这些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顺利发展，成功概率更大。”如此，很多老人出于“希望自己的技能得到发挥”“想利用自由时间做点事”的动机，走上创业之路，投身创业的老人，希望几十年下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发挥作用，并享受有效率、有成就、被尊重的充实的“黄金岁月”。

看上去很美，但日本人从中看到的是年轻人不敢创业了。《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2012年，三十多岁或更年轻的新创业者，所占比例36%，比三十年前减少21%。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性本部”调查显示，新就业的年轻人不愿意自己开公司的情绪，触及十多年来最强烈水平。而分析早期创业活动的《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早期创业活动”调查中，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同时在失败担忧水平排名中，日本排在第二位。
延迟退休是重要根源，固然可以缓解养老压力，而年轻人在老龄化社会晋升受阻，在所难免了。晋升至管理层，有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为年轻人自主创业奠定基础。在数据中的表现，是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几十年下降很多，20世纪70年代达31.8%，80年代降到18.3%，而在90年代仅有16.4%。
日本财经类刊物《东洋经济》的一位作者认为，创业者的年龄结构正是日本的隐忧，因为高龄创业者大部分趋向保守，但是日本的年轻人又因为没有实务经验，而不敢大胆出来创业。另一位作者揶揄称，“老年人建立的公司很少是成长型公司。相反，如果你不能忍受少量养老金，那么你就开始了一个小型服务行业。”换句话说，那些个老年人出来创业，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或找些晚年乐趣，做些餐饮或旅馆的营生，并不能指望他们带动老年人整体收入增加，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有了这个，日本的增长率不会上升。”所言不虚，2016年后，日本餐饮市场饱和，增长率长期低于1%。
因而看似老当益壮活力焕发老人经济，体现的还是满满的小确幸和黯淡新生代。

在日本，所谓老年人创业很多都是指开一家小餐馆
谈欲望，自然会想到下半身。低欲望日本最重要的一条，也正是年轻人不婚不育不置业。用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的表述，是“多数日本年轻人的DNA发生了变异，欲望渐渐消退”。因为年轻人，穷？那不穷的自然好结婚咯？
战后第二个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数仅次于团块世代的团块二代（按1971年到1974年间出生计），全国共有210万人。这个阶层，经济上虽不及团块世代优渥，但比后面的世代要强不少，按说结婚生子全无问题。（团块世代：日本战后第一次婴儿潮，狭义是在1947年到194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广义上1946-1954。1947-1949年日本出生人口共806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之后若干年，虽然速度降了点，但每年仍有160余万增幅。“团块世代”作为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是日本经济的脊梁。得名是因为他们“为了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辛勤劳动，紧密地聚在一起，支撑著日本社会和经济”）
事实却是，团块二代约有三分之一尚处于未婚的孤男寡女状态，遑论生孩子。作家刘柠日本通，有个朋友，是东京一所私立大学的准教授，作为团块二代，混得算是差强人意。可他一直独身，且做好了终身打光棍的打算。并不是不想结婚，而是觉得结婚“不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结婚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刘表示“这对中国人来说，颇费解，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结婚首先是一个人生观问题（如是否不婚主义），或者是一个爱情问题（有无机缘）”（注：我们不一样…吗？）。他表示团块二代，对婚姻问题有很现实的既成标准——30岁时，年收多少，40岁时，要达到多少，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而他自己，由于读博士比较晚，博士毕业后又做了多年非常勤讲师，故被认为收入“不达标”。

《桥》呈现的相对过剩人口，组成当下“日本株式会社”人力资源两极之一。另一端的，是近年来风行的一个日文词汇——社畜（shachiku）。说起来这个词蛮新的，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产物，2009年前后，才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频密出现，语源系上班族出身的作家安土敏的一本书《日本上班族·通往幸福的处方笺》。
这个显然源自“会社”和“家畜”的造语词传出日本，不同文化语境下出现演绎。和英辞典中，被译成“corporate slave”，比较中性；简体中文世界的社畜，简单粗暴：“狗工头举皮鞭”，残酷资本家无差别压榨；原教旨主义上，日本社畜却在传达对战后、特别是高增长期以降，诸如“会社人间”、“企业战士”等正面价值取向称谓的辛辣反讽。“社畜”们以极低姿态的自黑，表达了对会社文化的腹黑、对现实社会政策唾弃，同时冷静接受了重新阶级化的社会现实。日本社畜，其实就是曾几何时头顶光环的“企业战士”。
日本社畜，成长于“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二十年”，与所谓“平成废柴”是同一代人。这些人生在现代史上最承平的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与父兄们一样，一路过关斩将，以新卒（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光鲜面孔进入公司。可与父辈不同的是，社会环境变了，平成入社的雇员无法像父辈那样：每月加了80小时的班，提交给人事部门的Time Sheet就照填“80h”。到了工资日，公司自会按照加班日的区分（平日、周六日或节假日），支付给雇员以小时工资的1到1.5倍，直至3倍的加班费。除此之外，月度有月奖，年度有年奖（分年中奖和年终奖），在年功序列的框架内，一旦升入管理职，身份上便从“劳动方”变成“资方”，虽然加班工资被取消，但职务工资的涨幅会涵盖，甚至大大超过区区加班费的“牺牲”……
想当初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听上去竟像是励志传说。现实是，一波接一波裁员、减薪的压力下，职场的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无薪加班常态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更是家常便饭。待遇下滑甚至劳而无酬，爱拼才会赢？笑话。故曰：正是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硬是把曾几何时的“企业战士”逼成了“社畜”。
如此看来，临时工也不错哈？到点打卡下班顺理成章。但是要明白，企业中非正规雇佣的派遣雇员是最底层，是“部外者”（日语，局外人），所接触的公司情报有相当限制，也不在企业的年功序列轨道上，准确说，没有权利加班当“社畜”！
社畜（shachiku）向前一步，是过劳死（karoshi），是21世纪日本为数不多而更为广泛的一个“文化输出”。日本是全球公认的过劳大国，过劳问题学者、著名律师川人博先生有一本书《过劳自杀》，1998年出版后，十年中印了12刷，2014年，又推出第二版。作为劳动问题律师，川人博先生着眼于过劳问题中最极端的情况——过劳自杀问题，他以来自劳动现场的一手数据和案例，描绘了一种“令人恐惧的现状”。据统计，在每年多达两万数千例的自杀案例中，与过劳有关者逾千例。自1997年10月，电话热线“过劳死110”开通以来，平均每天接到146件咨询，其中约有60件，最终发展成自杀既遂。另有多年留日学生观察：以不爱给别人添麻烦著称的日本人，卧轨自杀真的多。
2002年，过劳死被收入《英语牛津辞典》（在线版），英语直接采用日语表达“karoshi”。本来从字面上译成英语应该是“overwork death”，但这种英译无法反映日本过劳死的特征，所以才使用日语罗马字。因为日本的“过劳死”，不是强迫工人高强度劳动、体力不支而造成死亡那样的古典范例，日本的过劳死基本上不是单纯体力原因，而是因为精神上的压力。日本的过劳死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在中小企业发生的事例很少，基本上都是大企业甚至政府机关。日本人自己也知道过劳死的独特之处，并不讳言“过劳死是日本的文化”。

下流社会和低欲望日本，问题显然是严重的，好玩的是近年我们有一股推崇的意见。在中国，出于对“低欲望社会”纯语义上的“审美”想象需求，更多出于消费主义的反动，对这个异域的社会现象自说自话、为我所用式的解读，因为看上去很美，深得文艺青年青睐。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低欲望”真的就那么美吗？
一个屡屡被拿来说事的例子，是东京的宅男或家庭主妇，可以完全依赖便利店和百元店（100 Yen Shop）生活，偶尔在优衣库购物，添置几件应季衣物即可。在大前的书中，也有相关描述：一些人选择穷而充实的生活，美其名曰“穷充”。极简生活很时尚、契合环保健康双重绿色标准，很好，然而可持续吗？大前研一用瑞典案例告诉人们：
由于穷充一族大都不需要缴纳税金，因此只能净增社会负担。若国库还有储蓄，不管怎么说，或许还能维持生存，一旦国库储蓄见底，到处充斥穷充一族，也就是国家破产之日了吧。问题是，若要维持现有水准的行政服务，就必须上调能够负担税金的大企业或富裕阶层的税率，而这又会出现当年瑞典的一幕，大家都往海外逃离。这也表明，穷充也能小确幸的时期，真的非常短暂。
所以，“日本的穷充时代也是不会长久的吧。我认为，或许比瑞典、丹麦、英国更短暂，充其量在数年间就会结束”。
换言之，便利店加百元店“极简”生活，需要宏观经济和社会服务加持，大河涨水小河满，一旦限流水量变小，怕是连“下流化”都难保。而“老龄少子化”怪圈中的日本，最大问题不是别的，正是劳动力慢性不足发展无从谈起，《低欲望社会》预计日本劳动力缺口为40-60万人/年，未来还会呈加速度发展；虽然各家研究机构预测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现在的趋势下去，21世纪末日本人减少三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不能正视现实，还一味地沉湎于“低欲望”而不自拔的话，诚可谓“商女不知亡国恨”了。问题是，正视现实不可持续好可怕，桥下商女甘愿活在眼下，《桥》一上来，美雪唱《水晶球》：发生在遥远未来的事，顺其自然不是挺好吗？那些在遥远未来的日子，还不知到底会不会来临。不如试着窥视下吧，即将发生的究竟会是何事。可即便知道了，似乎也毫无用处，不如透过水晶球窥视下只在眼前方的未来吧。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多想就这么一直生活下去呀……占卦女先，角色“开脸”，同时提炼和表达小确幸而不自拔的时代心态，草蛇灰线。

二、天灾：全球化重新洗牌
探寻历史的脉络，日本不景气，简体中文世界很多人归因于“货币战争”：美国搞阴谋，叫日本签《广场协议》→泡沫经济→失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协议我们会谈的，先说结论：这样的神逻辑，也就流行在简体中文世界，严重失实不成立。第一，就没有什么“美国人逼日本人签广场协议”，是日本人劝美国人签的广场协议！
对于“日本沉没”，国人更在意的，其实是大国兴衰轮替和中国崛起：那些年，日本赶欧超美，成了世界第二；如今，中国GDP超过日本，十年矣，G2是也。也是，比较中日经济差距的时候，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始于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的衰退同样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所以，中日经济比较，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关于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大国之间经济成就的比较，需要从发展经济学、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演进的角度，来把握问题。
经济史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奠定了如今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后发优势论的基础。在格申克龙看来，借用先进国家开发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也就是后发优势，并非所有的后发国家可以轻易利用，格申克龙给出了一个比喻：
可以说，那辆被设想、载着一个国家、穿过它的工业化大爆发阶段的公交车，有时会古怪地出现，从而可能会被错过。下一辆公交车也许不如前一辆那样大或那样方便，或者不如前一辆那样快。无论如何，对于它的等待可能要相当得长。
不过，公交车总会到站，乘客们总会下车，面对没有道路的前方，到站下车的乘客，会出现分化：一些乘客留在原地，等待道路的出现（拉美）；另一些乘客会奋勇向前，努力开辟新路（日本）。
世界体系论者乔瓦尼·阿瑞基对于开路的乘客做了归纳。概括地说，这样的国家须有以下特征：
第一，市场经济的每一个发展周期的主导国家都发挥着铺轨机司机的作用：一方面为本国资本寻找出路，一方面为其他国家表率、引领潮流；第二，在微观层面，周期的更迭伴随着企业组织形态变迁，主导国家的企业组织形态，成为周期的主流组织形态。
两个比喻，相映成趣。从公交车乘客到铺轨机司机，正好概括战后日本经济腾飞。
昭和日本兴招核日本亡，日本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西天问道脱胎换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形成模式特色，不但为日本企业带来了巨大进步，而且引发了西方向日本学习的热潮，1980年代流行的管理学术语日本化（Japanization），所指的就是这个现象。
实践出真知：一方面，青木昌彦等学者立足日本经济，大大发展了产业组织理论，创立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Analysis: CIA），完全具有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水准，论证了在原理上，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美国企业的组织形态并无优劣之分；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在战后推动的创新，所体现的日本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西方学者，鱼和熊掌可以得兼，公平效率在日合一，让人赞誉有加，以至于将日本视为精神上的故乡。

青木昌彦及其著作
然而90年代，经济潮汐随太阳升起的顺序起落。事实上，中国首先崛起的产业群和日本最早衰落的产业群，都是电子产业群，一叶知秋，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日本经济的衰退，可能存在连动关系。就从电子工业半导体入手，窥探一下日本战后的兴衰。

1，全产业链时代谢幕
日本经济发展，最简单的概括：外向型经济。简单也有些道理：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现外向型高增长，事实证明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供需角度讲，劳资博弈到底谁能占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可以从容要价，实现共同富裕。
所谓外向型经济，就是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日本，把日本的商品出口到世界；把日本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日本的劳动输出到世界。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劳务输出、人的输出很难大规模运用在制造业，输出劳动主要不是直来直去劳动力输出，而是劳动凝结商品、间接输出，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
等于是日本人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入欧美，同时欧美资本输入日本——西方二百多年积累，资本过剩，日本得以外向型发展而“乾坤大挪移”，然后“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0，社会风气相当好…”。经济学“白左”梦寐以求的“日本社会主义”，就这么回事。一点也不神奇，和什么主义有什么关系？类似情形出现在台湾，宋楚瑜还说是三民主义哈。
引进来走出去，市场经济乘客到司机，日本的法宝在全产业链。日本玩全产业链玩出了人所未及的花样，也可以说擅长就这套，从最初天然原料到最后大型成套产品的成品销售，把一个产品所有的分系统全做了。
比如造个汽车，那先要入股铁矿石相关企业，焦煤相关企业，再是运输相关企业来确保运回国，再冶铁炼钢也要是关系企业，各种零配件也要是关系企业，发动机、变速箱、汽车电子也都是一家子，最后到丰田组装成车，都是一个大老板旗下的，等于一个产品全部环节利润都要吃到——丰田集团以汽车为主，但旗下包括丰田纺织、丰田住宅、丰田合成、爱知制钢、电装等公司在内，到2018年，共有联合结算子公司542家、控股公司54家，甚至从1975年开展房屋业务。
全产业链，内行话有名词曰垂直一体化（Integrated DeviceManufacturer，IDM）。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谁不是这么干的，像半导体行业，整机产品、IC设计与制造、封装及测试等全部过程合于一体，企业都是全能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玩这一套还是主流。当然，日本全产业链确有特色，比如企业和企业、全产业链间，通过信托投资银行环状持股，价值链错综复杂共存共荣，产生庞大的“价值星系”，战后日本十年一次产业升级“50年代煤炭水泥→60年代纺织→70年代钢铁→80年代家电→90年代汽车”，就是日本全产业链“价值星系”不断完善发展的全过程；再有“主银行制度”，日本的银行事实上充当了大股东，监督制造企业管理层，青木昌彦有专题研究，后发的日本资本市场不足，选择主银行制度，树立不同于美式资本市场监督、但有特别作用的大公司监督机制。

具体看半导体行业，全产业链是如何缔造，竞争优势从何而来，从日本追赶美国的成功范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计划（VLSI，1976.03—1980.03），可以知之。VLSI计划的鲜明特征：政府协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机制。
1974－1975一年多时间，日本电子工业振兴协会（注：因通商产业省出台电子工业振兴办法，厂商响应而组成之）每周一次，组织下一代电子计算机所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开发问题的研讨会，参会的有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专业人士、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人员。会上，来自第一线的研究人员对将来如何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建议和想法启发了通产省的有关人员，对后来提出建立共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7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是未来计算机的关键。1975年，日本电信电话公社NTTPC（注：公营事业机构，战后垄断电信行业，后改组为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一位高级官员访问IBM，反馈说IBM下一代计算机，即所谓装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FS系统将于80年代问世，早的话1978可问世。日本政府和企业界都感到压力很大，如不赶快想办法，日本的计算机产业到了80年代就有被挤垮的危险，故而通产省提出了公司间合作、开展共同研究的VLSI计划。
通产省求同存异，和现有价值链相互适应，1976年3月VLSI计划启动，由通产省和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NEC和东芝等5家集团联合实施，政府和企业各分担一部分费用。联合研发中心——“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协会”，由通产省电气技术实验室牵头，和5个巨头共同设立；两个先前成立的公司联合研究机构，也参加了VLSI研究协会，一个是日立、三菱和富士通联合建立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computer design laboratory，简称CDL)，另一个是NEC和东芝联合建立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Nippon Electric - ToshibaInformation System，简称NTIS )；此外，日本电信电话公社也参与部分合作。
联合研发中心，通产省专业人士担任关键性职位，组织结构分为五个层次：董事会、总务委员会、运作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联合实验室和小组实验室。五大公司的总裁，被任命为研究协会董事，但董事会很少涉及最终的决策，每年也只有一两次常务会议。董事会下设总务委员会，主要由五大公司的副总裁或常务董事组成，主要负责协会的最终决策(每月都会面)。总务委员会下设运作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由五大公司的部门经理组成(经常性的交流)，运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一般性管理，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技术领域选择、人员和资金的分配。研究协会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小组实验室两类实验室搞研究。

联合实验室坐落在日本电气中心实验室附近，由五大公司和电气技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有关通用性和基础性的技术研究；小组实验室主要是CDL和NITS实验室构成，分散在与其相关的公司内部，主要搞应用技术研究。联合实验室，负责人来自通产省电气技术实验室，著名半导体专家垂井康夫领衔科研管理，从五大公司和电气技术实验室精选100位科学家工程师联合研究。人力资源从企业流向指挥棒，资金恰好相反，VLSI项目的研究开发总经费737亿日元，其中政府补助金291亿日元，占39.5%，最大头，其余研发费用由各公司分摊，然而仅有15%——20%的研究开发费用是分配到联合实验室，剩下80%——85%是分到各公司内部独立研发机构，政府资金主要给了参与的公司，极大提高了五大公司的研发经费和积极性。

联合研究的重要效果体现在知识产权研发成果共享机制，VLSI计划有600项专利申请获专利权，产生了共同的、半公开化的知识库：成员之间共享、非成员之间限制，各公司可能获单独的专利，但其专利权必须是共同享有的，由VLSI研究协会设定专利许可协议和专利费用的一般性条件。参与公司从中可以发展商业化产品，但并没有降低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摆脱过去低水平重复建设菜鸡互啄：举国之力基础性研究，夯实五大公司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国际竞争领域长期竞争实力；提高了NEC和三菱这两个相对比较弱的公司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实力；同时，还促进了分包商的技术进步，例如，佳能和尼康作为提供特殊仪器的VLSI计划的分包商，通过共享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研制出新型打印机。这样，VLSI计划鼓励具有广泛用途的通用技术的扩散，普遍提高了日本企业的技术能力。知识和信息在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供应商之间更大程度流动和蓄积，带来国家工业体系的有序性和一致性。

VLSI计划成功，则日本半导体成功：四年努力成功开发了VLSI所必需的微细加工技术，大口径单结晶培育技术等结晶技术，理论设计、CAD等设计技术，膜形成、结点形成等工艺技术，元件、材料的试验评价技术等基础技术，同时也开发了适用于这些技术的逻辑元件和存储元件的制造技术；1978－1981年日本的16K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已占到全球份额的40％，到1982底，日本的第一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64K RAM已经占到国际市场的66％，日本还超前美国一年左右，研究出256K DRAM（动态存储器）。
市场大丧失，美国人开始认真对待日本采取的措施。1983年，美国就日本当时技术的成功，多次举行国会听证，在这些听证的基础上，完成报告《日本技术的进展和美国对运用共同研究(research joint ventures)的可能反应》。报告写道：“分委员会已经做出结论，日本在技术发展和国际竞争方面的成功来源于许多因素，包括政府的政策、劳动力、管理风格和日本的国家目标。”谈到日本政府的政策，报告指出：“通产省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R&D事业。在70年代，最成功的就是通产省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通产省的资助超过整个计划投资的41％。这个计划成功的明证是：到1982年底日本公司占据当时最先进的64K RAM芯片世界市场份额的66％（这一事实）。”报告还特别地提到日本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原因：“在半导体工业方面，协同的研究（coordinated research）（部分由日本政府承诺）给了日本公司64K RAM芯片在世界市场的主要份额。”
日本政府出头，引导日本企业打败美国公司，那美国政府也要替美国公司出头，于是借口国家安全和日本进行“美日半导体交涉。1986年，达成《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在5年内出让20%的国内市场份额给外国公司也就是美国公司。奈何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之后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日本半导体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1990年，日本半导体企业在全球前十中占六位，前二十中占十二位，协议对日本半导体毫无影响。
那时候有多猛？所谓“半导体产业”由三块组成，一块是半导体材料，一块是半导体装置，还有一块是半导体产品，现在大家所说的“芯片”属于产品类。先说半导体产品，1986年，日本的半导体产品占世界市场的45.5%，高于美国的44%，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1989年，日本公司占了DRAM存储芯片全球市场份额53%，美国仅37%；然后，所谓“自由世界”老大，不惜撕下自由要“公正”，为了美国厂商讨了市场份额，但一来美国公司和政府就没那么密切联系，二来鞋不合适脚知道，所以Intel干不过日本也不领美国政府的情，我行我素干脆放弃DRAM；还有，到1990年，全球90%的液晶屏都在日本生产，1995这一比例更是达到95%。
半导体材料和装置的话，不提当年，就现在日本还控制着上游领域，它有40%以上的半导体装置市场份额和66%以上的半导体材料市场份额。如氟聚酰亚胺产能，日本占全球90％，氟化氢市场份额高达8-9成，高纯度氟化氢气体占全球70％产能，而韩国三星电子、LG和SK等财阀巨头所需的大多数氟聚酰亚胺和高纯度氟化氢是从日本进口；日本产氟聚酰亚胺，住友的最好，三星电子在高端智能手机上只用住友的产品，Galaxy系列100%使用住友的氟聚酰亚胺，因为“从三星的立场出发新开发的折叠屏手机应该使用最高级的材料”。在某些领域甚至以90%以上市场份额形成垄断地位，像电子束扫描、显影、切割装置等。

冷战终点上，日本半导体全产业链全面开花，石原慎太郎向美国叫板，底气在这里。但是一转眼，半导体辉煌不再，传统的企业间关系开始松动，从业员主权型的企业治理机制受到冲击，通货紧缩缩不停，日本人曾经引以为傲的相对平等收入分配逐渐恶化，美国的经济意识形态90年代大行其道，对外日本化（Japanization）不彰，对内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明显，旧日的经济特色消失，往昔魅力似乎烟消云散。
逆势挺住的，大概也就是日本现在唯一元气的汽车行业的旗手——丰田。20世纪90年代，反潮流的丰田公司，以自己的经营业绩坚守日本式经营方式，坚守全产业链时代遗产：终身雇佣、定期升进、年功序列（注：到2019也快坚持不住了）…所以丰田成了每年应届大学生的心头好，这安全感太强了。
然孤胆英雄无法改变时代谢幕，这些年日本的成套产品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迅速消失，家电剩下索尼的一些黑电比如相机还可以，松下东芝，白色家电基本上死透了。原因何在？

就该说《广场协议》了，该协议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级的互换协议，汇率为手段，要的是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回报互换。当时的背景：里根上台要兑现承诺“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注：没错！唐纳德抄罗纳德~），不过经年滞涨、制造业空心化有那么好解决吗？世所谓“里根经济学”者有招，美国银行利率弄得极高，让全世界游资统统冲向美国，然后美国人什么都不干一样吃好喝好（注：经济学立场出发，70年代美元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高利率能“模拟”黄金天然保值，恢复美元的货币信用，意义重大）；日本人搞世界工厂，从给美国人供吃供喝上也好赚钱。这样的循环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有很严重的问题：①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这种日子不可能长久；②高昂的美元利率把资金全部引向了美国，日本赚大顺差，看上去连年有余，结果还闹资金荒；③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冷战，北极熊血盆大口太吓人，全靠美国老大军事发达罩着小弟，老大吃伟哥强身，空心化头也不回，若军工垮了，北极熊来了，那可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和美国人讲清楚这个问题，要增高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日本首相倡议，美日欧共同干预汇率，协议就这么来的。设想的是，美元贬值提升美国出口制造业回流向好，日元升值消除钱荒实现日本经济发展多元化。1985年《广场协议》，然后1986还有半导体协议，互换的意味更明显了。

但是插个嘴，日本官僚的思路，纯然是静止的观点看经济问题，而且没有考虑严重的路径依赖和高昂转换成本。头一年，美日欧完成协议的汇率目标，发现不中用——美国当然不可能一下降低15%—20%的成本，而对日本人来说提高一二成劳动生产率似乎没什么困难，日本人很善于干这个，“再绞一把干毛巾”式的成本企划（一般日本制造企业每年都能降低5%左右的成本）。所以，日元升值预期在前，日本制造业掀起了技术革新挖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浪潮，1987年，大多数日本大中企业都创造了盈利的历史最高纪录！
于是广场协议的效果根本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的话就再加把劲，然后日元开始升天，从广场协议开始时的238.7升到了1995年4月19日的79.75，其中故事为人熟知：87年美国大股灾，游离资本掉头冲向日本，金融泡沫越吹越大，受大藏省（日本银监会）和通产省（日本工信部）影响，日本央行缺乏独立性，猛踩刹车猛踩油门，终于，破灭……
不用等那些故事，前所未有的本币升值，已不是挖潜和技术革新消化了的了，所以日本制造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外迁，规模之大，不再只是员工技能依赖性很小的简单作业，开始包括了产品零件，甚至一些很重要的产品零件，所以人力资源成了此轮外迁的关键性问题，顺理成章。
那时候，就算是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第一大国，也远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或者说“有经验的人”来满足这一次的产业大转移。比如机械加工就需要车床工、刨床工和钳工，而培养合格的车工、刨工和钳工十分困难，起码要3年以上的时间，而要独当一面，没有10—15年以上的磨练则根本就不可能。工厂外迁容易，问题是何处落脚，日本企业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
决定时代走向的第一个关键原因，就此出现：科技树点开了。①IBM在8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PC的开放性系统结构，把计算机从大学或者研究机关的实验室里解放到了一般的办公室；②Intel公司又弄出了个mother board（主板）的开放性结构概念出来，泡沫化了计算机技术；③1995年，微软推出“Windows 95”操作系统，更是使得无论什么人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学会最基本的计算机操作。
计算机革命PC时代来临，超乎以大型计算机为准绳的日本电子工业如日中天的发展预期和既定轨道，尤为重要的是，Windows95问世后，IBM PC系统结构的普及带来的各种计算机辅助变得可能，工业自动化随数字化迅速提升。使用数控机械加工，对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不太高，只需会按按钮就行了，就算是一个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连电灯都没有见过的乡下孩子，有个把月的时间，就能操作了，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在一个月内肯定能掌握CAD/CAM软件最基本的应用方法。
技术人力的组合没问题了，日本巨头逼迫他们的配套企业，在巨头的“帮助”下，数字化总结生产经验以利产业技术迁移，日本的中小企业恨得咬牙切齿。但日本的大企业完全无视本国中小企业的利益，因为在海外生产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大利益。
信息科技升级，随之而来是生产方式换代。出现了第二个关键原因：模块化取代垂直一体化，胜出制造业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