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桥下的阿卡迪亚——简明日本史，中岛美雪著

因为充分的自主权，女人涅槃“重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美雪的饭，因为《命の别名》喜欢了很多年：听中岛美雪的音乐，只觉得她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尽了…潇洒、有才、中性、不婚，一把年纪仍可以将白衬衫扎进腰带，既有少女的柔软，又有少年的坚定，这样的中岛美雪很像是亦舒女郎的化身经历…回头我也天天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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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越，满族，“家里还被朝廷御赐过一块‘关外第一读书人家’的牌匾，书香传承，代代读书”，自云先人高中探花，查清朝状元榜眼探花没有席姓，顺治九年和十二年有满榜，探花分别是巴海和索泰，若祖上探花属实，或为其一。1975年1月28日出生在北京，“我记得爷爷说过，你算是第二代北京人”，1949祖父和外公“被带到北京”，一个铁道部一个教育部（外公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回国后“放弃旧政府给的督学职位，在晋察冀边区做一所中学的校长”，“又从北京市教育局申请支援边疆到青海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父母“经历了远离家乡各种农村的改造”，回京，换了人间，“从最低的工资开始拿起，从最基本的职位开始做起”，返城青年写照。4岁前住铁道部大院，1979送到外公身边，上小学，在青海师范附小读书，考虑她的父母重新融入北京的时代遭遇，想是因为户口什么的不让在北京上学，后来解决了。小有才名嗜书而不第，19岁独身去往枫叶国，读书上大学，商科，学会计，2001年大三，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创建枫叶国，录取比例300:1）下了offer，五年内晋升高管还跳槽世界500强（康菲石油）拿百万年薪，后来的工作是加拿大最大的信托银行。2009曾转行记者（21世纪经济报道），跨界半年收割一圈国际政商名流。2011年和加拿大老公结婚，在加生了大甜二甜。
2013任加拿大最大在线广告公司的中国负责人，为了突破中年危机事业瓶颈，“2015年底，我拖着不会说中文的老公和两个学前娃娃从温哥华跑回北京，信誓旦旦要搞番为中国女性带盐的事业。”2015年9月14日注册成立北京玲兰文化有限公司，10月15日公众号“遇言不止”开业，2016年11月获得275万的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娱乐工场（《奇葩说》投资方），2017、2018分别招聘11人，平稳发展。今天，令人欣慰：打造中国女性的TED Talks“遇言不止”（女性励志演讲视频平台），主打高端商务演讲培训，最出名的业绩——腾讯的《星空演讲》，佟丽娅、董璇，漩涡中的女星，一番话重塑人设、大规模实现黑转粉路转粉，幕后英雄是席越；开头，让人崩溃：时逢资本寒冬，2016在“腾讯大家”发文只有一篇，远低于正常频率，“三年了，我没有跳楼，但脱过发、失过眠、抑郁过、崩溃过，一次半夜3点胸口疼痛，把老公踢起来：‘我是不是乳腺癌早期了？我是不是要死了？’然后放声大哭”。2018岁末，空前的下行压力，又是资本寒冬，席越深吸一口气准备“活下去”，也就在这个事业关键期，席越下了决心，生三胎。
没错！四十四，俩孩子，企图心极强的老母亲，二十多年劈波斩浪步步高升吹尽狂沙始到金的互联网创业达人，要生三胎………why？？？

毕竟无论在哪个社会里，绝对意义上的“男女平等”都很难实现。就像在挪威瑞典，虽然有“爸爸专属育婴假”，最多也不过三个月。所以即使所有国家都效仿北欧去立法，让爸爸们必须休“育儿假”，那他们顶多也就是帮宝宝换几个月纸尿裤，“法定假期”一结束，剩下的漫长责任还是会落到女性身上。
——贾选凝《那些嫁了好老公的女孩后来怎样了》
不是说枫叶国男人不中用，是因为时代的局限，今天的男性多么持家，养育的重头还在女性。生三胎的核心因素，当属“主人翁精神”。
2016自我定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独立的女性…一个幸福的人。给自己打85分。如果有闲有钱再生一个孩子就更幸福了”，2019做广告还秀恩爱：“一直以来，我最骄傲的不是我的事业有多成功，而是我和老公8年多的婚姻。”善哉，女性成家立业二律背反，并非人类历史的常态，是转型的插曲，“优秀的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也是当初我选择创业的原因之一”。在枫叶国，能干，做到金领，会说，收获长久保鲜的婚姻，生，是自我实现的证书；温哥华到北京，“当家做主”了，创业三年，生了，这个家大功告成，可以自豪宣布“我是一个自己背着吸奶器到处出差工作的老板，但是绝对不会要求员工这样”。
9月30日，顺产不耽误生意，“工作到最后一天，（注：产房3个小时完成使命）生完宝宝4小时后上线”，“是一个8斤重的大宝宝”，一家之主两开花，三“生”有幸我的家。荷兰的中央统计局曾公布调查数据，人们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怀第一胎和第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而生第二胎和第三胎的时候这种幸福感就不太明显了，看看人家，生三胎还那么有激情，喝满月酒该请韩磊，唱：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性权益家庭结构变革，是当下社会女性“重生”的充分条件，宏观经济个人财务公共设施福利措施不是没有影响，那是必要条件，没有肯定不行。
怀了“小甜”，席越考察北京妇产卫生事业，发现公立医院“你的尊严不值钱”，“床位申请得早，幸运地被医院接收。即便如此，她最终是在产科走廊里，度过了临盆和产后的两天”，“护士的态度跟80年代无有不同，动辄吆喝：‘喊什么喊，就你一个人生孩子？！疼什么疼，生孩子还不疼两下？！’”，“这不是生娃，是在生小猪”；私立医院，又是hold up problem，卖套餐先收两万八，2天单间的报价“顺产在10万左右，如果有紧急需求，比如要刨腹产，还要有不方便告之的额外费用”，问题是，产检、抽血…你不知道后来有多少环节会收你多少钱……总而言之，“要么成为待宰的羔羊，要么放下为人的尊严”。
我敢说，考虑年龄、事业，特别是越想越怕的医护体验，她不会要第四个。

享受生孩子，席越的解释非常简单“我就是喜欢孩子”、“如果我不创业，真的想变出四甜、五甜”，可是①如果说因为喜欢所以生孩子，就这么简单，那么拖到36岁婚育，是绝对说不通的，就算非要生在发达国家，像拉丁、非裔拼命生混福利，才是正经，回老家创什么业呢；②如果说创业耽误生孩子，2015年底之前，有了二甜还没创业的两三年，年龄上更合适，席越反而踩刹车。这样的解释，说服力有限。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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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欧洲人口地图，呈哑铃状分布。“北欧—法国”进步主义西北阵线，处于生育高地，家族传统浓厚家庭观念保守的南欧，处于生育洼地。可以参考世纪初的几份调查，非婚同居比例最高正是北欧，法国次之，也相当高，这还是PACS刚落地时候，东南欧非婚同居比例最低。欧罗巴东南隅红彤彤的土耳其，那是亚洲的库尔德人勤劳生产只为贫，凯末尔一百年来世俗化的洗礼下，面向现代土耳其人也深陷“女性—传统”二元对立，生产困难。
也有不是一般人的人想搞生产，发huo扬shang传jiao统you。新千年上位，新修××寺上千，各国游客都看到妇女戴头巾的比例开始增加，非世俗化反弹——2017年3月17日，埃尔多安在一场演讲上公开宣称：“我对居住在欧洲的土耳其同胞们发出呼吁……生三个孩子不够，要生就生五个！”群众欢呼。此前，埃尔多安曾表示如果女性没有后代，那么生命将会不完整，建议女性至少应该生养三个孩子，因为人丁兴旺的家庭才能造就强大的国家。随后全民公投，有惊无险胜出一点，大苏丹埃尔多安临朝。所以呢，2018土耳其总和生育率一下由2.07降至1.99：2017大开倒车，土耳其自由派眼前一黑，不生了。
下图：2016年，安卡拉街头的妇女示威，支持埃尔多安总统发表对西方的强硬讲话
说话的，又错了，不列颠好生育人又该怎么说？是，家庭制度改革，腐国无甚出色，本来也是高福利低生育。21世纪到现在，联合王国造人的上升趋势，得益于高福利华丽转身，吸引众多英联邦穷人上岸，多生多福利。移民是穷到一定程度，即使没有高福利之诱，在老家大概也不会有生之外的指望。所以，现代女性诉求向外拓展，可以得出人口自然增长一般规律——
自我实现预期和社会发展惯性的矛盾，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生育态势，生育的话，女性的分量重于泰山，故现代社会女性自我实现预期是否满足，至关重要。自我实现，是一脉相承双重实现，比如，为什么不婚不育，网上有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回答：我所在的世界太坏了，不想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也可参考英雄母亲席越的看法“先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后再帮助孩子尽可能的成长”）预期，不是某个人随心所欲，是带有社会性的。解决矛盾促生产，或像法国北欧，推动改革，让社会发展适应人的自我实现预期，或像鬼畜英米，投食改变人口结构（美国“老墨”），拉低一个社会的自我实现预期，让更多女性换个体位，接着鼓吹：现在真好！
自我实现预期压得愈狠，生育的水平愈低，有朝一日反弹愈烈，法国人口生育的百年老大难、千年大反转，由此而来——

需要说的是，保守进步，自我预期向前、社会惯性拖后，都是发展的相对的概念。上一代人地平线，也许不过是下一代脚下的起点。像席越，自我发展的诉求得到极大满足，家庭事业都丰产；大甜二甜生在全新的起点上，人生会有新的期许，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未可知——
即便思想暗网无法开创一种新的立场或派别，至少作为一个征兆，反映出了文化左派的困境…这些研究有很强的道德诉求，主要是揭示“非对称的权力结构”对边缘群体的压制，并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提供正当性辩护，被称为“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从事“伸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刘擎《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思想与文化）》
总结陈词：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用担心嫁错郎、受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这也一样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则开放同居、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结果可能又变成女性独自承受结果：未婚妈妈更容易贫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这已经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简单问题了，需要的是全方位的社会结构、观念和制度发生相应的变革。
人口自然增长的一般规律，完成立论。但是呢，有人抬杠，不辨不明，考虑文的篇幅、人的耐心，所以接下来的驳论，不单独发出。尾附文档，早日收藏。
社会大生产一般化规律，解析日本当代生不出来，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女性—传统”二元对立，∴生产困难，在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否？
仿佛是不言而喻，仿佛也不低。前引日本通，作家刘柠的话：日本女性虽然在参政权等社会参与度上评价不高，但她们在经济上却是高度独立的。而经济的独立，又反过来强化了女性意识，所以多数女性一般不会选择在经济上“不达标”的男性，也不大会为结婚而选择消费降级。终身大事，男惟女命是从。
旅日作家唐辛子，也不认可低下。2018年11月18日，俞敏洪阐发“中国女性堕落论”，指“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官民喧哗，唐辛子撰文《明治维新的成功，“女人强则国家强”的理念功不可没》反驳荒唐言。部分原文：
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并不高，认为只要能做好家务、照顾好家人、担负养育责任但不溺爱孩子，就是合格的母亲。但是，江户末明治初，下决心要“文明开化”步入现代国家的明治政府，在派出大批年轻精英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后发现：欧洲国家之所以拥有高度文明，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女性，都有高尚的文化修养和不凡的见识。当时公派出国考察或留学的，有明治维新之后的首位文部大臣森有礼、以及教育家中村正直、女子教育先驱者下田歌子等人，这些人从欧洲回到日本后，开始大力倡导日本的女性教育，认为要让日本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先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而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必须先培养出优秀的母亲。这就是由明治时代开始的日本女子教育中著名的“良妻贤母”论。
要注意的是，明治时代日本提倡的“良妻贤母”论，与中国儒家传统所说的“三从四德”是完全不同的。“三从四德”是对男权的绝对服从。而明治时代提倡的“良妻贤母”论，则是在国家主义这个大框架下，旨在强调家庭成员“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合作。女人绝非“无才便是德”，而是必须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常识、有见识，有品德、有文化，能够承担起家中的后勤工作，这样才能令男人们安心走出家门，去为社会与国家服务。这样的母亲，同时也肩负儿童的家庭教育重担，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与国家的未来输送有用之才——这便是日本起源于明治时代的女性教育观。
对于这一女性教育观的核心认识，其实至今为止在日本社会并未有过大的改变。
通常令不了解日本社会的人，认为日本女性的地位低下。确实，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不高，但家庭地位却至高无上。换言之，日本女性的主外的“女权”不发达，但主内的“母权”则太发达。
至于“女人强则国家强”这一理念的实施结果如何，大家看看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的日本社会发展如何，就一目了然，不多赘述。
第二，∵“女性—传统”二元对立，∴生产困难，在日本，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
谢谢诸公，明天接演

2，明治女权的国家主义底色和《桥》隐含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时代
唐辛子旅日廿年，所谓良妻贤母论“在国家主义这个大框架下，旨在强调家庭成员‘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合作”、日本女性“必须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常识、有见识，有品德、有文化，能够承担起家中的后勤工作，这样才能令男人们安心走出家门，去为社会与国家服务”“同时也肩负儿童的家庭教育重担，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与国家的未来输送有用之才——这便是日本起源于明治时代的女性教育观”、“对于这一女性教育观的核心认识，其实至今为止在日本社会并未有过大的改变”，应是作为女性切身体会到的。对此，企业家媒体人日本通俞天任表示赞同：
“在日本，社会‘主流潜意识’却还顽固地在坚持着男尊女卑…如果只看内阁有多少女性阁员、国会有多少女性议员这些数字指标的话，或许日本在世界上的排名还不那么靠后。但这些数字基本上都是屈服于普世价值后的一种表面让步，还是和普世价值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日本的所谓‘男尊女卑’，并不是男性无条件压迫女性，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表现出来的…日本社会本身就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概念设计、完成并运行的。”
俞天任还以《东京女子图鉴》为例：“女主斋藤绫，曾经有过一个家住东京高级住宅区密集的港区的开业律师情人洋介，洋介对斋藤绫说他只能娶港区出身的女人，其他女人只能作为情人。洋介的这席话对于斋藤绫很不公平，但实际上不公平的不是洋介律师或者他的那个社会阶层，不公平的是日本社会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洋介律师的意思是说，他们这种世家子弟的婚姻对象，只能在已经几代人交往的圈子里选择，不会扩大到圈子之外。这是因为日本特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使得洋介所属的社会阶层对女主人的要求非常高，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女人们很难担负得起这种责任…绫之所以不被接纳，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她向往的那个阶层太封闭。更大程度上是那个阶层怀疑绫是否具有他们所需要的那种治家、社交才能。这个阶层当然需要具有打拼才能的人，但在日本社会中，那是男人的活动范围。所以能见到攀龙门的女婿，而很难见到灰姑娘。在选婿时可以根据已有的业绩或者资格来判断，而对女性所要求的那些才能，却无从事先判断而只能看实际表现。对于斋藤绫们来说，不公平的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和社会构造，而并不是那个她所向往的阶层。”
是什么到为什么，我们要问：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化大分工的良妻贤母论，“日本社会本身就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概念设计、完成并运行的”，肇因国家主义，所谓“国家主义这个大框架”，又是什么呢？
了解国家主义，最直观的话就是看《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是二战前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文件，发布于1890年，适用于全日本所有学校（后亦扩及台湾、朝鲜）。当时的官僚认为，日本的学校太偏重近代化知识（西来知识）的传授，有必要强化日本所固有的道德教育，故出台了该文件。敕语全文不长，照录于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开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其德。
显然，《教育敕语》所谓国民教育，是人伦日用泛集体化，“在强调传统伦理道德的同时，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如宣扬‘忠良臣民’‘义勇奉公’），缺乏近代民主、人权理念，故与军国主义颇为合榫”。二战后《教育敕语》被排斥于教育体系之外。

民心沸腾，离不开军方造势。杰出的演说家荒木贞夫校长（注：陆军大学校长，皇道派领袖，皇道派=反建制派）赶上了好时代，大受基层军官和许多民众欢迎。还别说，当时陆军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诸如创设自耕农、制定工厂法、改进农村金融机关，可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民生改革，许多民众转而支持军部这个似是而非的改革推动者，似是而非，是因为改革的姿态终究是假象，陆军也好海军也好，最重视的肯定是军费军功军事建设，如果到了开战的地步，那些旨在保障民众生活的改革，就会在第一时间弃之不顾。
其实，传统藩阀老派官僚并非只能坐以待毙，军部以内，勋旧、统制、皇道三派分赃，多有冲突，利用军人的弱点和矛盾，可以阻止日本滑向军国主义。但少壮军人暴走维新之日，也是安井英二等新内务官僚蠢蠢欲动革新之时，文修武备，分别以帝国大学、陆军海军大学的学阀为主，应运而生崭新的官僚体系（诸如安井英二、岸信介，皆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传统官僚政治没戏了，皇道派受到全面压制，议会政党从前还假装打橄榄球，现在团结听指挥唱大合唱，天子脚下再拉平，政治战备化经济统制化，皇帝、皇亲、官方、军方再一次出发，昭和维新告成。这，就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路，包含两个方向的过程：职业军人官僚化，官僚军事化。所以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有浓厚的官僚气，算是特殊的君吏同盟。
当然，也不能说军人惠民的许诺一点没有兑现：参加陆军，领满洲国大礼包，米、面、煤套餐等你拿！

日本社会官僚塑造，人自有分一体当差，社会角色泛道德，道德角色泛社会，是百五十年伦常秩序的线索。话说回来，明治维新的日本，会走上君吏同盟治国、王法面前一体当差的国家主义道路，终致对内法西斯对外军国主义，毫不奇怪，因为日本近代立国，政法无论学习德式、英式、普鲁士，都是形式，精神要旨在管商、荀子、韩非，法家一脉作榜样。

管仲讲什么，利出一孔其国无敌（《管子》）国强而霸尊王攘夷；商鞅完全继承之，“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还更进一步：“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篇》）。荀子讲实用，讲功利，誉秦政法“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其百吏肃然”“古之吏也”、“古之士大夫也”、“古之朝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高徒韩非，集诸先师“精华”，总结出最彻底君国至上大共同体本位主义，“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鲜明对比是古儒，权利观念上主张小共同体本位，“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郭店楚墓竹简·六德》），也是荀子老师未尝否认的“周制”立场。也可以说，西学(自由主义)和儒学(反法之儒)在反对“秦制”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近代日本此种思想烙印，试举一二。
德富苏峰（1863——1957），近代日本排名第二的思想家。请看下面这首作于1917年，可以称作“山海关抒怀”的七言诗：
关头榆柳战秋风，
长堑如龙劈碧穹，
回首中原无管仲，
山河形势为谁雄。
这首诗出自他1918年出版的《中国漫游记》，诗中提管仲，就是在讲中央集权，因为《中国漫游记》题眼在此。这本书用写实的笔触描写了满洲、华北和山西的“无尽的资源”以及中国混乱的政治、落后的经济、弱小的军事以及愚昧的国民，核心论点——中国除了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因为德富苏峰认为中国没有过中央集权制也不会出现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只有日本能做到，那么中国就该永远继续四分五裂下去。
德富苏峰的逻辑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现在日本在实行中央集权制，所以中央集权制就应该是最好的，因为中央集权制是最好的，所以就只能是日本人才能实行的，中国这么落后的国家怎么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呢？——“中原”“管仲”是怎地……
也就是说，1917日本当时无出其右的“国师”，立山海关而叹，说中国人不值此般大好河山，因为“回首中原无管仲”。德富国师，把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和中国皇朝经常更新换代的概念，偷换成“日本一直中央集权制，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中央集权制”的命题，再辅以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现实，这些文字确实能忽悠那些对中国和日本历史都不甚了了的少壮派军人。
德富苏峰的思想，明治前期提倡自由民权，到甲午战争的时候又成了“国民膨胀”（这一心路历程完全复制第一位的福泽谕吉）。后来几乎所有的日本的皇国主义或者军国主义思想不是他亲自发明的就是他亲自推崇的。所以在东京审判的时候他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只不过因为高龄和身体虚弱而没有关在巢鸭监狱，只是软禁起来。
又如，靖国神社的“游就馆”，语出《荀子·劝学》：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EVA剧场版《序》一角《韩非子》

近代日本（个人自由）思想虽也受“西学”影响，但却更受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结果是“日本式自由主义”、 “个人独立”接轨于“军国主义”。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走出“秦制”的过程，却更像是一个走出“周制”的过程。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一种诸藩林立、天皇虚位的“封建”状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的“周制”，而维新就是要“大政奉还”(诸侯向天皇交还权力)、“废藩置县”。
中日双方都有不少人把日本的变革比之为“西化”版的“周秦之变”。更有意思的是，与中国周秦时期的“儒法斗争”类似，日本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之前也经历过一场“脱儒入法”的江户时代“新法家运动”：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脱儒”的过程。重要的是，这种脱却变化并非来自海外刺激，而是文化内视——对先秦实学思想的再诠释的结果，该结果刚好体现在明治维新前江户思想所发生的“脱儒入法”运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法家思想资源在日本自生近代化过程中发挥奠基的作用（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
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海保青陵相继存孔抑孟尊荀，宣称“儒者（注：朱子学）尽蠢物也”，王道霸道皆在事功而已何分高下，甚至曰“王道”是“悖理之道”而“霸道”才是“合理之道”，士农工商无非君下役人，礼乐刑政皆孔子正道无所不用（荻生徂徕），乃至于“欲使民自然孝悌忠信，乃难能之事也。惟有刑罚不唯上之命是从之人，此外别无他法”（《海保仪平书》）。而明治时期的“反儒-学西”虽然引进了一些宪政成份，却主要是消除“藩权”，而非消除皇权。藩权消除后皇权反倒坐大，并经其后的发展，在军部专权和北一辉的“皇道社会主义”推动下压倒了宪政，短暂的“大正民主”成为小插曲，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思潮使日本走上军部鸱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造就“虎狼之师”的军国主义之路。
追求“军国主义”就必须实行一种独特的“个人解放”，即严复所谓“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军国”和“军国主义”这类词，在后来抗日时期的中国成为严重的贬义词，但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的早期，它不仅没有贬义，而且明显是一个褒义词，当时严复把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描述为“宗法社会”变成“军国社会”的过程）。“人人自立”，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追求，但何以说是“独特的”?那是因为当时风行的这种个人解放思想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家族、乡里、采邑等依附性亲缘社会、熟人社会“小共同体”的独立，而非个人对民族、国家、“人民”以及自命为代表这些大共同体的“组织上”的独立。甚至，把个人从家族、宗藩中解放出来，就是为了让其能为“国家”或“组织上”的伟大事业所用，成为这些大共同体的工具，而不是让其成为真正自主的、无论对大、小共同体均拥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周秦之变中，法家抨击儒家时就倡导过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伪个人主义”。大共同体本位的强化需要直接对个人进行控制，为此就不能容忍小共同体梗在其间，这就是韩非所谓的“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而日本在明治前的“脱儒入法”即有类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