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 Du Portalet

由于期望很快就会被调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贝当心情好了点.他对法国南海岸Île Sainte Marguerite监狱抱有很大期望.他唯一关心的是这所监狱与巴赞元帅的关系，巴赞元帅在1873年曾被关在那里，虽然他在妻子的帮助下逃了出来.还有一次，贝当认为他可能会被带到西海岸Marenne附近的监狱.他的妻子告诉西蒙：“如果他能吃到牡蛎，他会很高兴被关在任何地方..."
经过几个月不舒服的日子后，11月14日，贝当换了个地方，他的新目的地不是圣玛格丽特，而是距离布列塔尼西海岸约20公里的Île d 'Yeu.这个小岛相对来说是难以到达的：在天气好的时候，只有两艘渡轮与大陆相连，但在暴风雨时，没有渡轮可以运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渔民，偶尔会有夏季游客.1795年，未来的国王查理十世，路易十六（的兄弟阿图瓦伯爵率领一支英国舰队登陆该岛，希望加入法国本土旺代叛乱（保皇党起义）.阿图瓦来得太迟了，因为旺代起义在几周前就被镇压了.两个月后他离开了，发现那里的气候不适宜居住，居民也不友好.岛上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历史事件.皮埃尔莱夫萨城堡（Pierre Levée）建于19世纪50年代，曾先后被用作军营和监狱.最近关押的囚犯都是在二战静坐战争时被关押的GD.
后来，伊索尔尼将贝当在Île d 'Yeu的命运与关押在法属圭亚那恶魔岛的德雷福斯的命运进行了比较，但条件要好得多.贝当有两间房间，布置得很简朴，他可以在城堡的院子里散步.与恶魔岛的唯一相似之处是，法国政府希望贝当在他死前被人遗忘.一位牧师被指派照顾他的精神需要，一位当地的医生负责照顾他的身体健康.牧师像许多神职人员一样，是维希政府的支持者，这个医生因从事抵抗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他是同性恋，而且有酗酒倾向，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与贝当相处得很好.虽然贝当的妻子不被允许居住在监狱，但她被允许探视.她住在他们在巴黎的旧公寓里.在她逗留期间，她住进了岛上唯一的酒店Des Voyageurs，这是由一对在战争期间亲德的Nolleaus夫妇经营的.当地的抵抗者对解放时期被捕的Nolleaus没有受到惩罚感到愤愤不平.因伯特医生怀疑是诺洛向当局告发了他.解放之后，他煽动一群水手冒着犯法的危险，把旅馆洗劫一空.这个孤立的小岛是占领期间分裂法国的冲突的完美缩影.

菲利普·贝当逝世70周年纪念日（2021年7月23日），在法国西部Île d 'Yeu的一家私人博物馆里展出的他的雕塑画像

忠诚的贝当夫人Maréchale经常背着购物篮费力地上山探望丈夫的形象，后来成为了贝当支持主义神话的一部分.她的出现引起了与西蒙的摩擦，她还没完没了地抱怨监禁的条件.西蒙对她的干涉很不满，他的日记里满是这样的评论.
“真是个**”、“老巫婆”、“我多么想踢她的屁股”和“每个人都讨厌她”.如果西蒙的话是可信的，那么本人也非常期待他妻子的来访，但当她在场时，他却常常对她生气.
贝当的身体健康状况出奇地好，在最初的18个月里，尽管偶尔会感到困惑，但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每天早上花一个小时像军人一样精确地整理床铺.他读《世界报》，开始学习英语.一家出版商中给他寄了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这是开玩笑吗？），西蒙想知道是否被授权将这些书给贝当.西蒙对贝当谈话的记忆表面，他没有失去尖刻的愤世嫉俗.有一次，在一次关于他被开除出法兰西学院的讨论中，他夫人说她没有时间和那帮“老家伙”相处.贝当回答说：“我很高兴这是一群年迈的老人.既然我在那儿待久了，那就少了一个老糊涂.”听说达拉第在竞选活动中被人扔了西红柿，贝当评论道：“我希望这些西红柿是生的.”然而，他对布卢姆的态度却出奇地温和——这让伊索尔尼担心，布卢姆毕竟显示出了衰老的迹象.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是戴高乐，贝当确信戴高乐在设法让他获释.他对戴高乐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他错误地记起戴高乐曾经是他在法兰西军事学院（École de guerer）的学生.
在西蒙、他的囚犯和囚犯夫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中，唯一的闯入者是伊索尔尼，他得到政府的授权，偶尔会来访，有时和勒梅尔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帕恩于1946年1月去世，但伊索尔尼与他发生了最后一次口角，原因是帕恩出版了一些辩护时期的作品，前言中还把自己与被告拉开了距离，伊索尔尼和勒梅尔采取法律行动将序言中的部分内容删除.
伊索尔尼对Île d 'Yeu的访问是对贝当忠诚的考验，因为他在坐船时遭受了严重的晕船.他会住在旅馆里，他对监狱访问的描述构成了他关于贝当审判的书籍的最后一部分，在贝当死后不久出版.他为元帅画像作了最后的润色，把他描绘成一个基督般的人物.在他第一次拜访贝当的生日那天，伊索尔尼讲述了贝当的反应，当他送给他一包黄油小礼物时，伊索尔尼说：“我们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个农民，把它交给我们，让我们送给你.”
贝当收到这份礼物时眼里含着泪水，“想到这个在他全身心热爱的土地上劳作的人一直在想着他”.他坚持要把这份礼物分享给他的警卫.而西蒙记录的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形象，在贝当抱怨伙食菜单后，有人告诉他这是巴黎人四年来一直吃的东西，贝当回答说.“我觉得这不够，我要吃东西.”

高等法院还在继续审判
当贝当在监狱中忍受煎熬的时候，高等法院在暑假后恢复了工作.蒙吉波、莫奈和布夏尔登的原班人马还在工作，使用的是司法宫同一个法庭.
第一个审判发生在1945年10月3日，是前警察局长约瑟夫·达尓南德的案件.对他的审判只持续了一个下午，他被判处死刑，一周后被行刑队处决.在已进行的对四个人的审判中（埃斯特瓦、丹茨、贝当、达尔南德），这是第一次实际执行死刑.
三天后，对皮埃尔·拉瓦尔的审判开始.就连拉瓦尔的死敌也认为对他的审判是一场闹剧.当他真正被允许回答问题时，他绕过了指控他的人，但蒙吉博基本上不让他说话.陪审员们高喊着“混蛋”、“绞死他”、“背后有12颗子弹”，打断了庭审过程.在忍受了三天之后，拉瓦尔拒绝再出庭，甚至拒绝听取有罪判决.行刑那天，布夏尔登和莫奈来到他的牢房，发现他已经半昏迷了.拉瓦尔服用了氰化物，但不足以杀死他.布夏尔登为了不辜负他的名声，坚持要执行枪决.即使拉瓦尔必须躺在在担架上也要被枪决.最后，在被洗胃后，拉瓦尔被拖出去执行死刑，不是在 沙蒂永要塞监狱，而是在弗雷尼斯监狱的一个角落.
对拉瓦尔拙劣审判的公众愤怒引发了高等法院的重组.无论如何，改革是必须的，因为在1945年10月的选举之后，法国有了议会，尽管还没有一部宪法.由于对政治人物的叛国罪审判传统上是由议会进行的，因此在解放后这种临时安排需要审查调整，根据新的安排，所有24名陪审员现在都是从与每个不同党派在议会的人数比例按照比例挑选出来的.莫奈被格萨姆萨检察官替代，莫奈退休后一直在写他的回忆录并于1955年去世.他在犯罪和司法领域的搭档夏尔登继续监督指导委员会，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但在他开始撰写1940年之后的回忆录之前，他于1950年去世.
蒙吉博被律师、抵抗者和前社会党议员Louis Noguires取代.诺古勒斯非常认真地投入到他的角色中.他可不是蒙吉博，在查阅了更多资料档案后，他震惊地发现，有那么多与贝当案件有关的文件从未提交给高等法院，于是他利用这些文件出版了一本冗长、严谨、难以消化的书，题为《对贝当元帅的真实审判》.
法院也搬到了更宏伟的地方——先是卢森堡宫，然后是凡尔赛宫.尽管这是人们希望审判贝当的环境，但没有人再关心了.诺古蒂勒斯感到沮丧的是，即使安排了车辆把陪审员送到凡尔赛宫，他们也很难出席.事实证明，在煤炭短缺和极度寒冷的冬天，这座宫殿无法供暖.陪审员和证人都裹着毯子和大衣——这与贝当审判时闷热的夏季环境截然不同.1948年4月的一项新法律将陪审员人数减半.指导委员会从波旁宫搬到了以前由农业部占用的一幢大楼里更狭窄的地方.布夏尔登找了个在厨房旁边的狭窄小房间做办公室用.
即使在1947年3月对布林农的审判中，凡尔赛法庭也几乎空无一人.他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这是法院最后一次宣判死刑.在贝当审判中作证的人总共有9人受到法院的审判.其中4人被判有罪，并被判处20年监禁或较轻的流放.曾在西马林根与贝当在一起的海军上将布尔萨姆豪特，在受审前设法逃到瑞士，在那里当木匠，被缺席但被选判10年徒刑.在给贝当辩护的其他证人中大部分都从轻判罚.
在贝当审判中，支持停战本身并不是叛国行为.但戴高乐从未原谅魏刚在1940年的所作所为，当魏刚最终于1965年去世时，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拒绝为他举行国葬.
高等法院总共审理了108起案件.

这108起案件中18人被判处死刑其中10人缺席.这其中8人真正执行了3人死刑，另外5人减刑包括了贝当.另外8人在他们的案子上法庭之前就死了.3人被判无罪，55人被判监禁或苦役.法院的最后一个案件于1949年7月1日作出判决。但那时没有人注意到——当然也没有人再关心在Île d 'Yeu上的贝当.
在对法国战时历史的调查中，1947年7月的一天，一个由13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他，希望再次与他面谈.就在前一年，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1940年的失败进行调查.这次的目的是要审查“1933年至1945年在停战之前、伴随和之后发生的全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事件，以确定所产生的责任，并在适当情况下提出政治和司法判罚”。选择1933年作为开始日期，是因为纳粹政权在那一年重新引入了征兵制.委员会更多地关注占领之前的事件， 1936年莱茵兰的再军事化、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战败和停战，而不仅仅是占领之后的时期.
听证会于1947年2月开始，在被审讯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在贝当审判中作证.现已下台的戴高乐以傲慢的态度拒绝作证，他说“不反对设立委员会的人的利益，但辩论显然不是历史的，而是政治的.”魏刚接受了9次单独的询问，他的好斗丝毫未减，有一次他对委员会说“有些人的血液里流淌着投降的血液”（当然是雷诺！）.在他的证词中，雷诺对自己在1940年的行为越来越自责；路易·马林又回来争辩说，雷诺政府里从来没有一个多数人赞成停战.
当委员会表示希望会见贝当时，伊索尔尼敦促他拒绝.最后，贝当——或者说是他夫人——得出结论，拒绝就像是承认有罪，或许他喜欢再次短暂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1947年7月10日，一群经历晕船的议员抵达Île d 'Yeu.贝当受到了一些尊重，当一名死刑犯进入房间时，当选代表议员必须站起来，这是违反礼节的，为了克服这一困境，他们都设法在贝当到达时马上站起来并与他落座时马上同时坐下.
他接受了两个小时的询问，涉及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计划、停战协定、他与拉瓦尔的关系、1942年11月的事件等等.就军事计划而言，贝当承认一战后脑子里对军事计划的思考就停止了，在维希期间，他坚持认为有一个贝当丘吉尔协议，并让他们参阅丘吉尔的著作了解更多细节——但几分钟后他又自相矛盾地说，他不记得在1940年至1944年期间与盟军有过任何接触.他也不记得囚禁过布卢姆或雷诺.偶尔，他会完全走神，因为他不再记得这条信息应该是什么.关于1942年11月的事件，他后悔没有去北非，但他说他没有飞机可以用.当被问及他是否同意他所说的针对德国违反停战协定的抗议没有任何作用时，他回答说：“是的.”

从战术上讲，贝当可以用他逐渐衰退的记忆来给自己辩护，直到1949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醒，但他的记忆力正在衰退.精神混乱的时期变得更加频繁，他会开始将过去的片段重新组合成奇怪的故事.一个反复出现的困扰是，他相信在诺曼底登陆那天，他想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去诺曼底，但不可能找到一架飞机.这是对1942年11月火炬登陆和1944年6月D日登陆的混淆，当时他受到一些压力，要求他加入北非的盟军，而D日登陆在诺曼底加入盟军是不可想象的.一天晚上，贝当拒绝睡觉，因为他确信美国人会来救他.
这种询问毫无用处，调查委员会在议会于1951年任期结束时会自动终止.这次调查的目标是计划发表九卷的证词，但只弄了一卷，到1936年的事件为止.这些证词为将来研究1940年以前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些材料，但除此之外，委员会的审议并没有使人们对历史有更多新的了解.

法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帮助贝当找到了更多同情支持者，戴高乐自身的改变是政治转型的一个标志.他于1946年1月辞职，因为他无法与议会一起起草新宪法.宪法一经通过，戴高乐就谴责它复制了第三共和国最糟糕的特点.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党——法国人民大会党（RPF），以攻击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并使他重新掌权.戴高乐现在变成了强烈的反GD主义者，为了争取保守派选民，他准备向前社会党成员做出和解的姿态.在1949年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宣布：
“今天监狱里有一位老人.一个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识的老人为法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为什么这位老人死后就不能再看到鲜花和朋友呢？我们应该让这个曾为法国带来荣耀的人死得体面一些，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现在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老人.”
戴高乐一直在进行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赢得前社会党成员的支持，又不要疏远他的天然支持者.但是一位戴高乐主义的盟友，吉尔伯特·雷诺，一位前自由法国特工，以“雷米上校”经营的一个重要的抵抗网络，打破了这种平衡.战争结束后，他开始出版畅销回忆录，这使他成为公众眼中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他显然是撰写一本广受欢迎的传记《未知的戴高乐》的人选.在这本无耻的传记中，有一段话是雷米回忆起戴高乐曾经告诉他，法国需要“两根弦来系她的弓”——一根是贝当，一根是戴高乐.戴高乐修改了雷米最初的打字稿，把原来的时态改成了虚拟语气——法国“应该有两根弦在她的弓上”（que la France disposât de deux cordes），这可以被理解为回顾的愿望或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陈述.戴高乐还插入了一个条件，“当然前提是两者都应符合（另一个虚拟语气）国家的利益”——这使得这个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变得模棱两可.因为很少有人费心去读雷米写的，这些话，即使在戴高乐修改之后，也没有人注意到.

1949年2月，三名医生被派往Île d 'Yeu，他们建议贝当住院治疗，但政府却选择在监狱里提供额外的医疗护理.同时也在考虑当贝当去世后该怎么办.1949年11月制定了一项详细的计划，贝当的死亡不会提及他的职业，他将被就地埋葬在Île d 'Yeu，穿着平民服装，没有任何军人装饰，不允许任何公众人士参加葬礼仪式.但贝当又坚持了一年.1951年6月，由于病情恶化，他被转移到岛上一所被选定为医院的房子里.22天后，他于7月23日在那里去世.
当戴高乐的助手、未来的总理乔治·蓬皮杜向他传达“贝当死了”的消息时，戴高乐纠正道：“是的，元帅死了.”当蓬皮杜又说“这件事现在彻底结束了”时，戴高乐又纠正他说：“不，这是一出伟大的历史剧，而历史剧永远不会结束.”

考虑到该岛的交通不便，正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贝当的葬礼是低调的.只有他的律师和家人被允许进入他死亡的房间，最后看一眼.而且没有得到拍照的许可，当棺材的供应商被发现带着一家报纸提供给他的相机时，他就被替换了.伊索尔尼成功地将贝当的元帅头衔写进了死亡证明里，但他提出的将贝当转移到大陆埋葬在凡尔登的正式请求如预期的那样被拒绝.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家人在当地的墓地找到了一个地方.
贝当的灵柩由8名凡尔登老兵抬到那里，一小群送葬者、渔民和好奇的游客在一旁观看.送丧人群中最重要的是魏刚将军，国外的反馈也不多，西班牙的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萨拉查分别表示哀悼.还有巴黎的几个教堂也举行了弥撒仪式.
葬礼结束后，贝当支持者们立即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捍卫纪念贝当元帅协会（ADMP）.名誉主席是魏刚，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伊索尔尼、勒梅尔、吉拉德和鲁吉尔，还有拉姆斯坦上校，另一位活跃的成员是前网球明星让·波勒特拉（Jean Borotra），她曾是维希政府的青年部长.该协会（1954年有4700名会员，1955年有6700名会员）出版了一份公报，驳斥了新闻界对他的负面报道.
ADMP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邪教.它有一个完整的庆祝日历：为了庆祝贝当的生日，他去了他出生的村庄Cauchy；庆祝5月1日是为了纪念维希劳工宪章，并因为它接近天主教的圣菲利普纪念日（5月3日）.高潮是每年前往Île d ' yeu的“朝圣”，以纪念这位元帅的去世.在他被囚禁了六年的监狱里，“朝圣者”被禁止进入，他们聚集在外面，沿着岩石小路走到乔维尔港——沿着他妻子的“十字架之路”走，因为她要从旅馆跋涉到监狱.富有进取心的旅馆老板诺洛制作了一本名为《Île d’Yeu, Terre de Pèlerinage》的小册子，并把她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小型私人文物博物馆，到1959年已有75000人参观过.最后，信徒们聚集在坟墓前，对于那些无法完成长途跋涉的人，在巴黎的教堂里也有一场弥撒进行.

我们对ADMP的普通成员了解不多，有一战的老兵，1940年的老兵，怀旧的维希主义者，在解放运动中受苦的人.一些匿名信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的精神世界.一位1940年的退伍军人写道：
“1940年6月，我20岁，被抓当了俘虏.我既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发表任何政治观点，我处在这场使我不知所措的灾难的边缘……我们排成长长的纵队，顶着酷热的太阳沿着法国的公路行进，我们疲惫不堪，肮脏不堪，饥肠辘辘，看守门看着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被当局抛弃，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我们……村庄在燃烧，到处都是一队队不幸的难民，令人难忘的悲伤和被遗弃的景象.
然后有一天晚上，一切都变了，我们的看守改变了语气，告诉我们一位光荣的法国领袖正在寻求停战……
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痛苦中（也许只有那些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才能理解），升起了一束光，我们为这位伟大的领袖祈祷，他在最严重的危机中，以他的荣耀加冕，一直在那里保护我们.
8个月后，我设法逃了出来，我将永远感激元帅为我保留了在法国的一个小角落里，让我和家人可以在那里避难.”

除了组织成员对贝当的纪念活动外，ADMP还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将贝当的遗体转移到凡尔登，与他在一战中指挥的士兵们躺在一起.并将这与1840年拿破仑的遗骨运回相比较.两年之内，38000人签署了请愿书.
1957年，一个由前抵抗者组成的组织试图禁止ADMP.法院驳回了这一案件，但《自由法国》杂志发表了他们的律师长达84页的诉状，标题为《新的贝当审判》.实际上，十年前莫奈的论点的重述并没有什么“新”，只有少数人出席了法庭，再次听取了他们的观点ADMP和抵抗组织之间的暗斗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法国正进入战后繁荣时期，后来被称为“光荣的三十年”.1951年和1953年，议会投票赦免了大多数在审判中被定罪的人.由记者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于1954年出版了关于维希的历史著作.战前，阿隆属于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后来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不墨守城规者”.这群人的共同点是对第三共和国的深刻疏离，不仅是因为它的无能，还因为它的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在1940年后走向了各种政治方向，一些人加入了维希，一些人加入了与德佬合作，一些人加入了抵抗运动.虽然他是犹太人，但由于拉瓦尔的助手让·贾尔丁（Jean Jardin）的保护，阿隆本人在占领期间幸免于难.贾尔丁在战前曾在同一知识分子圈子里活动，对阿隆个人来说，维希是一个“盾牌”.
阿隆的人脉非常广，他的书依赖于大量的个人证词，以及高等法院的记录，在这些记录公开之前，他被允许查阅.他的书并不是完全洗白，但他倾向于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给维希政府以善意的怀疑.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书有超过一半的篇幅——整整300页——讲述了维希政权的头六个月，而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180页——讲述了1942年11月之后的时期.他写了六页关于鲁吉尔任务的内容（前面维希和英国秘密合作的事情），还有两页是关于1942年对犹太人的围捕.他的结论是，贝当“在短期内是正确的……而戴高乐在长期内是正确的”，这是对“剑与盾”理论的重新包装.在他的书中，阿隆竭尽全力的力求公正.这也是戴高乐对他的指责“你的书是如此客观，可是有时结果并非如此.”但是ADMP也不喜欢这本书，阿隆同时惹恼了贝当主义者和戴高乐主义者，但它完美地体现了许多法国人对他们最近的过去仍然怀有的痛苦感受.
阿隆的维希著作2卷本

贝当的复仇
ADMP他们的出版物很少提及当前政治.在1954年9月的ADMP年会上，一位发言人指出，现在许多主张与德国和解的第四共和国政治家——这是朝着有朝一日成为欧盟的方向迈出的一步——正是那些谴责以前“合作”政策的人.一些左翼人士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一幅漫画将1951年法国总理罗伯特·舒曼（被称为欧盟之父）和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会晤比作11年前希特勒和贝当的会晤.
ADMP确实把过去和现在做了比较——当然这是对过去有利的——那是帝国.自1945年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卷入无法取胜的殖民战争.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此后，为了保住阿尔及利亚，陷入了一场更加血腥的冲突.在贝当主义者看来停战使帝国脱离了德国人的控制，从而拯救了帝国.1941年，当戴高乐对维希政府控制的叙利亚发动进攻时，一切都开始变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叙利亚在1945年独立——这是帝国衰落之路的第一步.
1956年4月，在贝当诞辰100周年，ADMP将他描绘成“帝国的守护者”.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危机影响到本土时，贝当主义才有机会吸引到新的受众.
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和法国军队越来越怀疑，历届法国政府并没有真正致力于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斗争.1958年5月，温和派政治家皮埃尔·普雷姆林（Pierre Pflimlin）成为法国总理，并试图组建政府，这种怀疑演变成了暴力.持续了两个星期，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反对普雷姆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得到了军方的支持.法国似乎处于政变的边缘.已经失去权力12年的戴高乐成为了一个可能的救世主.对于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来说，他是使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的人；对于法国的政治家来说，他又是那个能把他们从军队中拯救出来的人.
与1940年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在国家危机的时刻，一位幸运的英雄出现拯救了国家.在宣布其意图的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被问及他是否代表了对民主的威胁.他俏皮地回答说：“难道我67岁开始当独裁者了吗？”.很多人都记得，贝当在84岁时开始了他的职业政治生涯，最后，就像1940年7月的贝当一样，戴高乐被议会赋予了解决危机和起草新宪法的紧急权力.与1940年一样，宪法得以保留，但又与当时一样，那些投票的人是在议会外力量的压力下行事的.在这两个案例中，救世主的历史合法性战胜了法律上的诡辩.

那些花了10年时间反复思考，并对戴高乐仇恨的极右翼人士面临着一个选择的时刻.对戴高乐拯救帝国的希望是否应该超过他们对戴高乐过去罪行的记忆？
投票前4天，最恶毒的反戴高乐主义刊物《Rivarol》的封面上刊登了贝当和戴高乐的肖像.社论的标题是“当戴高乐把自己当成了贝当....”但两天后，他们又别无选择“现在最重要的是戴高乐将如何利用这个新的、不可思议的机会来拯救这个国家……这是一场我们既没的选择也不想的赌博.”这很难说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但对于一家以发表“坏查理”（Charles the Bad）的恐怖故事为生的出版物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一步.另一家支持贝当主义的刊物Écrits de Paris更咬牙坚持了同样的观点“他过去的错误让我们担心未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热切希望他的事业取得成功.因此在议会中，极右翼人士愿意相信戴高乐.

伊索尔尼不是，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他援引了与1940年的相似之处.他在投票前几天宣布，他将成为“80人”中的一员——“80人”指的是1940年拒绝投票支持贝当的那80名议员.当他看着他的议员同僚们一个一个地表达对戴高乐的反对意见时，他想起了1940年7月布卢姆投票当时描述自己经历的话：“我亲眼目睹了人们的变形和腐化，就像他们被浸在某种有毒的浴缸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