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这段证词中，拉瓦尔不失时机地提醒法院，贝当与所有决定都有牵连.
蒙吉博：当贝当听到法国许多村庄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时，他的反应是什么？
拉瓦尔：当达尔南德被任命时，贝当似乎并没有特别不高兴.
当拉瓦尔被告知没有其他问题时，他本来转身离开，手里拿着公文包和帽子.突然，他停住脚步，又回到他的椅子上请求法庭继续询问他，他似乎很遗憾对他的询问已经结束，也许他很享受回到聚光灯下.这两天，似乎他已经喜欢了自己在法庭上刀枪不入的这种感觉，而不是像个犯人一样被扔回牢房，除了不知道最终对自己的审判结果是怎样，拉瓦尔对法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贝当对我所做的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了如指掌，我每天早上都与他保持定期联系，我尽我所能，向他充分介绍了情况，我考虑了他的意见……他当然是知情者.”
在拉瓦尔出庭的第二天，贝当像往常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有一次，拉瓦尔带着谄媚的微笑转过身来，想对他说些好话，贝当举起手来，做了一个几乎让人觉察不到的轻蔑的表示感谢的手势.当拉瓦尔从贝当身边走过，离开法庭时，他转过身来，露出他的黑牙，弯下腰用他浓重的奥弗涅口音对贝当打招呼时，贝当把目光移开，假装没看见他.就连伊索尔尼也被贝当这种冷漠的蔑视所困扰：“拉瓦尔向前对他弯下腰时，在那一瞬间，我察觉到了同情，一种暂时的但真正的团结和互助的感觉，在我看来，这种感觉应该得到贝当一种更好的回应.”
拉瓦尔说，贝当一直都很聪明，这句话显然是有私心的.听众很难知道这是不是真，。一次又一次，审判遇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要确定贝当在维希政府的行动中有多大程度的个人牵连？他是否用个人影响了具体行动？他知道多少？是否有人在他背后操控？他有多自由？他到底相信什么？

拉瓦尔一离开法庭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显然是控方为了得到答案而精心策划的.一名陪审员要求法庭听取指控书中提到的p贝当的电文草稿.检察官莫奈假装没听明白：“你说的是哪份文件？我这有很多，是贝当亲笔写的吗？”陪审员证实了这一点，莫奈开始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来自外部的消息引起了我对一种邪恶的关注，这种邪恶正在我们的海外领土中蔓延，并像一种微妙的毒药一样对人们产生作，使他们失去了现实感，使他们远离了对祖国的责任.这种邪恶被称为戴高乐主义，源自前法国将军戴高乐的名字.”
这份电报以同样的调子继续写了几页，莫奈读着读着被贝当的律师帕恩打断
帕恩：“这是什么东西？元帅的口信？”
莫奈：一份贝当手写的草稿
帕恩：有什么问题吗？
莫奈：我不知道……
伊索尔尼：这文件的信封上没写什么内容吗？
莫奈：只有这一份“属于Dr Ménétrel的文件，”反对戴高乐主义的计划，1942年4月，未完成.”
伊索尔尼:啊!不!
莫奈：经过深思熟虑，这是贝当亲手写的.
佩恩：诱惑从来不是犯罪，一个人可以受到诱惑，但如果他不屈服……
莫奈：我认为这样的手稿等同于一直行动，对我而言，我现在的行动就是把它读出来.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耳聋不那么严重的贝当突然大笑起来，辩方曾要求法庭以贝当是被迫发表的言论为理由不予考虑，或者为他开脱这是拉瓦尔等人发表的言论，但法庭现在收到了一个相反的例子：贝当显然是自己写的.

无论法庭上的人对拉瓦尔的出庭是何种看法，周末的媒体头条显示，拉瓦尔已经传达了他的信息：
L’Humanité：拉瓦尔宣称，他的政策得到了贝当的批准；
Combat：拉瓦尔宣称，贝当同意他在1942年所说的话；
Franc-Tireur：贝当是自愿到蒙托瓦去的；
Ce Soir：两个共犯互相指责对方的罪行；
L’Aurore：贝当总是赞同我的合作政策，拉瓦尔的罪恶感只会增加贝当的罪恶感.
.......................
拉瓦尔从未赢得人们的信任，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狡猾，贪财，怯懦……从来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单独追随拉瓦尔.但是人们会相信另一个人……是那个曾被认为是最纯洁、最高尚的人，与希特勒合作，与他握手.
陪审员 Jacques Lecompte-Boinet 还在良心上挣扎，他说：
“拉瓦尔又一次把贝当拉到自己身边，像在维希时那样紧紧地贴着他，要么两人都逃过一劫，要么两人一起完蛋.辩方将不再能够.法庭再也不能相信那个把贝当拖上错误道路的邪恶天才，他们唯一的辩护就是没有做错.
但随后他的思想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为什么今晚我得承认对拉瓦尔的现实立场的理解比我周围那些多愁善感的陪审员更深刻呢？这两个帮凶，拉瓦尔和贝当，真的背叛了法国吗？真的伤害了法国吗？
在他们的辩护中，那些被他们从驱逐出境中拯救出来的人数，以及他们的一些政策拯救的人数，这个人数规模肯定受到影响，我回想起1944年初我在伦敦外交部被问到的问题：“你为什么反对贝当?”例如，比较一下法国和荷兰的损失状况.”
但在天平的另一边，我们也因这一政策而失去了利益——首先是法国的统一，一种精神上的统一多于领土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至于今天仍然受到威胁，除了这个模糊的荣誉概念之外如果盟军要赢得战争，最好有一个法国政府，一个在盟军中代表法国的合法政府，尤其是如果人们想到戴高乐为使法国得到尊重所经历的困难，因为有人对他说：“还有个贝当政府.”
..............
几天后，这位陪审员将投票决定贝当的命运，他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

在拉瓦尔出庭的短暂兴奋之后，最后一周的审判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过程.律师和记者们在司法宫的走廊里闲聊，讨论什么时候结束审判，八月假期已在招手，法庭上有空座位.审判一直占据的头条新闻被国际事件取代.波茨坦会议终于结束了，法国在德国获得了一个占领区，但这只是部分地抹去了没有征求法国意见的耻辱.一份抵抗运动的报纸写道：
“三个大国在波茨坦决定了未来世界的结构，而法国却不在场……与此同时，在塞纳河岸边，在我们城市的中心，我们正在目睹辩论……法国在这一切中处于什么位置？”
8月6日星期一，广岛原爆使波茨坦会议的新闻效果也黯然失色了，社论的作者们把注意力从审判转向了这一事件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就连贝当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命运，他告诉看守他的警卫西蒙，他可能会写一些关于原子弹对未来战争影响的东西。。
最初控方计划进行12次开庭，但审判现在进入了第13天，而且辩方证人要听取更多的证词.公众的兴趣也在直线下降，因为剩下的证人都不是知名人士.一位记者写道，这场审判就像剧院里的夏季演出，明星演员云集，但一旦替补演员开始扮演主角，观众就会变少。。
许多维希高级官员都无法出庭作证：维希海军部长加布里埃尔·奥芬上将和臭名昭著的阿里伯特都躲了起来.前外交部部长查尔斯·罗查特目前流亡瑞士，他的名字与拉瓦尔希望德国获胜的演讲有关.另一个引人注目缺席的是1942年12月被暗杀的海军上将达尔朗，他是继拉瓦尔和贝当之后维希最重要的人物.这意味着法庭对在1941年5月向德国提供叙利亚空军基地后与德国进行最密切军事合作的事情知之甚少.

许多等待审判的证人正在被从巴黎郊外的Fresnes监狱中拉出来作证.在被占领时期，监狱曾关押过抵抗组织成员和普通罪犯.解放时，抵抗成员被释放，通敌分子被关进去，但普通罪犯仍然存在.正如一位通敌者关进去后所写的那样：“混杂在一起的有省长、部长、大使、海军上将、作家、记者、歌手、主教、实业家、银行家、裁判官、医生、柔道冠军、拳击手、警察、电影明星、黑帮和各种各样的人贩子，典狱长和普通罪犯借此机会收集名人签名。。
如此庞大的通敌人群中，那些被高等法院点名要审判的人构成了监狱里的“贵族人士”.他们有特殊的待遇，住在监狱的同一区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社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瓦尔在监狱的第一个晚上就能很容易地与姆萨梅斯特雷尔交流，但他总是喋喋不休，以至于姆萨梅斯特雷尔要求换个地方。。
Fresnes监狱里囚犯们狂热地关注着对贝当的审判结果，抓住每一个令人鼓舞的谣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与贝当的命运息息相关.维希的第一任犹太事务专员夏瓦尔·瓦拉特向他的狱友报告，在播放审判片段的电影新闻短片中，达拉第和雷诺显然受到了现场的嘘声，而贝当却受到了欢呼——警方的报告并未证实这一点.这些囚犯们据此修整了他们的论点，收集数据，整理文件，仔细阅读报纸，以判断法庭的上的舆论走向.

法庭还传唤了一群昏昏欲睡的将军和无聊的官僚，他们曾在各级为维希服务.有些人，比如维希的交通部长让•贝特洛特（Jean Berthelot），流露出职业官员那种圆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其他一些人显然不太自在，比如维希空军部长Bergeret，他从监狱医院刚出来，在审讯过程中，由于咳嗽的折磨，他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所有这些证人都表现得不关心政治，受到爱国责任的鼓舞，在停战协定的范围内为捍卫法国的利益而工作.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维希对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行为辩护时，曾在共和国担任高级殖民地行政官的佩鲁通告诉法庭：“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一个反共和党的人.我是法国政府的殖民地代理人."
贝特洛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只对保护法国的铁路网资产不受德国人的破坏感兴趣.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资产统计负债表，列出了每座重建的桥梁和每辆重新投入使用的机车.当他突然喊道：“德国人屈服了”时，听众们从沉睡中惊醒.但事实证明，“屈服”只不过是撤销了一条与铁路交通有关的相当技术性的指令.最后，蒙吉博再也忍不住了问他“你需要列出每条铁路线、每节列车、每座桥梁吗？”莫奈支持他的说法：“检方承认，在运输问题上……确实有人试图阻止德国的要求……但从‘与敌人情报’的角度来看，我正试图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更高的角度”正是这些证人所希望避免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同情德国，但他们不关心政治的姿态掩盖了对权威的偏爱和对民主妥协的不耐烦，以及对维希价值观的更深层次的同情.高效的官僚比无组织的狂热分子更致命.这些人并不欢迎法国的失败，但他们认为这提供了政治机会.

许多证人回忆说，德国人曾称贝当为“老狐狸”，并声称他狡猾地智胜了他们，同时允许他的部下进行秘密抵抗.前维希省长路易斯·弗朗索瓦-马丁告诉法庭，他接受这个职位是为了保护法国人免受德国人的侵害，他称之为“防御性抵抗”.他确信自己是在解读贝当的真实愿望，他也承认这些愿望很难解读
最后，许多证人提出了牺牲的论点.“我们需要一个人，”拉法格将军在法庭上说，“能够吞下苦药、苦胆和苦艾，还能戴上荆棘做成的王冠.”为了解释为什么贝当在1942年11月之后没有抓住机会加入北非的盟军，塞里尼将军告诉法庭，他当时曾恳求贝当离开法国.贝当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和他的人民在一起是他的使命.塞里尼接着说：
“我的使命失败了……但我确实意识到，一个人为了信守誓言，不让他的人民遭受苦难而留下来，他的姿态中有一种宏伟而感人的东西.比起我给他的光荣的冠冕——那是他很容易得到的——他宁愿戴一顶荆棘的冠冕，那是一种崇高的牺牲.”
这就让辩论进入了另一个方向：离开被视为逃跑，留下被视为卑鄙...
除了这些把贝当作牺牲烈士一样的辩论之外，法庭还辩论了两个具体的问题，这在为维希的辩护中一直存在：那就是所谓的双重欺骗，即贝当与英国人的秘密联系，以及据称的他在1942年11月发送的支持盟军在北非登陆的秘密信息.

那些相信双重欺骗的人急切地等待着鲁吉尔在1940年10月访问伦敦，与丘吉尔达成一项秘密谈判协议的消息.外交部一直在努力工作
数周以来，英国外交部一直在努力反驳鲁吉尔的说法，这需要进行档案调查工作，鲁吉尔在伦敦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痕迹.已经证实鲁吉尔去过伦敦，他在蒙托瓦之后的第二天会见了丘吉尔，但他所说的谈判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结果被证明是对他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发生的事情的极度夸大.据外交部亚历山大·卡多根说，鲁吉尔提出的关键证据是“一份公然伪造的英国文件”，他声称是丘吉尔手写的批注实际上是英国官员威廉·斯特朗写的.所有这一切经过艰苦的论证之后，英国人在审判前夕发表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驳斥了鲁吉尔的说法.
鲁吉尔仍然像一只愤怒的苍蝇在纽约飞来飞去，向任何愿意听他的人兜售他的主张.令英国人尴尬的是，他的故事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许是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美国与维希政府关系的注意力.7月21日，《纽约时报》的标题是《鲁吉尔重申了他进行了维希与英国的秘密谈判，质疑英国的声明》，8月7日，《鲁吉尔指责英国伪造文件》.
由于鲁吉尔不在法国，所以对这件事的指证就落在了贝当的顾问海军上将费内特头上.费内特证实，在访问伦敦前后，贝当都接待过鲁吉尔，而贝当对双方达成的协议给予了“完全认可”.但是，当被追问“协议”的实质内容时，费内说不出话来“鉴于我们现在离这次面谈已经过去了很久，而且考虑到我只是负责组织会面，我当时并没有仔细审查鲁吉尔签订文件的所有条款.”
最后，法庭听到的关于鲁吉尔的访问是个很平淡无奇的故事.但辩方还有另一位证人，他向法庭透露了另一项“秘密任务”.这就是雅克·谢瓦利埃（Jacques Chevalier），一位哲学教授，保守派和天主教徒，曾短暂担任维希政府的教育部长.谢瓦利埃被传唤不是为了谈教育的事情，而是谈维希与英国的关系.他很自豪地夸耀自己与英国前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亲密”友谊，他们从1904年一起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认识了.
这是我们可以从谢瓦利埃的故事中拼凑出来的叙述：
1940年12月4日上午10时45分加拿大外交官皮埃尔·迪皮伊（Pierre Dupuy）带着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的亲笔信拜访了谢瓦利埃，信中说，尽管停战协议在两国之间造成了“人为的紧张”，但英国政府希望恢复接触.
12月5日下午3时谢瓦利埃向贝当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表示支持，只是建议用“人为的冷淡”来代替“人为的紧张”.当晚和迪皮伊起草了一份“协议方案”：如果维希保证不让德国进入维希控制的殖民地，英国将放松对法国的经济封锁.
12月6日谢瓦利埃和迪皮伊拉一起去见贝当，这个方案得到了批准.
12月7日迪皮伊前往伦敦。
12月9日收到来自伦敦的消息，说“tout va bien（一切顺利），意思是协议已经获得英方批准.
法院无法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真的，通过提供信息有如此精确的细节，这个讲述回忆给人创作了一种真实的气氛，要质疑一个不仅提供日期还提供了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的人是很难的.

可以说这两个人证人对对辩方几乎帮助，首先，如果英国人找过谢瓦利埃，那就意味着没有鲁吉尔协议，如果鲁吉尔协议已经签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谈判另一个类似协议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呢？其次，即使“tout va bien”这句话真的存在，也不可能意味着正式批准了一项协议，在只有两天内的短时间就商定好协议是不可思议的.
伦敦和维希都希望避免公开冲突，并达成最小限度的暂时妥协，但到了1945年形式很明了，维希和伦敦之间存在的任何联系都是令人惊讶的.审判结束后，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如释重负地说“我认为我们很幸运，在审判期间没有更多关于英法关系的问题被扯出来.”
这些所谓的给阿尔及利亚方面盟军要登陆的“秘密信息”会不会给辩方一些帮助呢？讲述这个故事的任务落在了一位年轻的海军上尉Édouard Archambaud身上，这个人并不出名，出现在法庭上只是因为他的上司维希的海军部长奥芬躲了起来.在维希政权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美国人在北非登陆时，Archambaud一直在奥芬身边.在这个时刻，贝当本可以选择团结起来支持盟军的事业，但他没有这样做.
在第一周的证人中，达拉第用一种强有力的修辞手法回顾了对维希政府回应的失望：“11月8日，当我在牢房的铁栏后面听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北非登陆的消息时，我开始想收听维希方向的新闻，希望在电波中我能听到一声呼喊，宣告法国灵魂的最终复兴……但什么也没有！”没有表达！什么都没有！即使是最热心的贝当辩护者也难以解释他的沉默.
这次行动并不像盟军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在登陆前的几个星期里，美国人一直在秘密地与一群人物（“五人组”）保持联系，他们准备在登陆时消除反对意见.他们还计划使用法国将军亨利·吉罗.吉罗在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被德军俘虏，1942年4月逃跑后成为英雄.作为一个具有无可指责的爱国主义和无可指责的保守主义人士，他可能比“叛徒”戴高乐更容易被北非的法国军官接受.但由于协调不力，五人组的阴谋以失败告终.其中吉拉德被困在直布罗陀，他试图说服美国人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一切都取决于维希是否会抓住机会与盟军合作，并命令其在北非的军队不要向美国人开火.当然这会导致本土遭到德佬报复的危险.无论做出何种选择，维希的中立都很难做.在像拉瓦尔这样希望维护和德国关系的人，和那些希望支持盟军的人之间，贝当必须做出选择.
维希最后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法国在北非的军队奉命抵抗盟军，但这又不足以让希特勒相信维希还是可以信任的.11月11日，他将德军调入自由区，以保护地中海沿岸.贝当发表了一份抗议电报.与此同时，维希最资深的人物之一达尔朗恰好在北非探望他生病的儿子，他断定抵抗美国人是徒劳的.犹豫了两天后，他改变了立场，签署了停火协议，声称这是合理的，因为自由区被占领后，贝当已不再是一个自由区的领导人，实际上他秘密批准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一困惑让丘吉尔打趣道“如果达尔朗海军上将不得不射杀贝当，他无疑会以贝当的名义这么做的.”
到那个周末，维希已经失去了在北非的殖民地和在本土的自由区.几天后，它也失去了自己的舰队，这支舰队在11月28日自沉，而不是落入德国人之手.贝当的许多顾问都敦促他前往北非，戴高乐自己后来评论说“我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在1942年11月去阿尔及尔.”

戴高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他当时去了阿尔及尔），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会为他欢呼，美国人会拥抱他，英国人会追随他……元帅会骑着白色战马凯旋返回巴黎”
在海军上尉Archambaud出庭之前，法庭听取了另外两名证人的证词，称贝当秘密批准了达尔朗的行动，但他们没有提供证据.上尉在法庭上提供了细节，这是可以从他令人费解的证词中拼凑出来的叙述：
11月8日，北非登陆的消息在凌晨传到维希，政府决定让达尔朗尽其所能处理当地的局势.大多数政府成员对德国要求飞越法国领空并使用突尼斯的空军基地感到不满，但拉瓦尔在电报中批准了这一要求.
“我想，”上尉说，“这件事是那天晚上在泰尔登（维希附近拉瓦尔的住所）并且贝当不知道的情况下决定的.”
11月9日，由于法国北非的军队被美国人击溃，达尔朗问维希，他应该如何回应美国的停火请求.得到的答复是，达尔朗不应该回应.这是在前往慕尼黑见希特勒的拉瓦尔的坚持下发出的命令.如果希特勒认为法国人在北非不值得信任，拉瓦尔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来阻止德国对法国本土的报复.
11月10日上午，达尔朗把美国人提出的停火条件发给维希.奥芬和魏刚想让贝当接受，但在接到拉瓦尔从德国打来的一通愤怒的电话后，贝当向达尔朗重申了他的命令“我下令保卫北非，我重申这一优先顺序.”与此同时，贝当命令奥潘芬向达尔朗发送加密电报信息“请理解，这个（抵抗）命令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拉瓦尔与德国人的谈判）是必要的.”
11月11日，在收到要求他继续抵抗的电报之后，达尔朗向美国人投降了.
贝当任命Noguès将军接任达尔朗，同一天，尽管拉瓦尔努力向希特勒保证法国人可以被信任保卫北非，但德军还是被派往自由区.
11月12日，北非一片混乱，法国一方谁在掌权（如果有的话）已经不清楚了.
11月13日，达尔朗通知维希，他已与美国人达成停战协议，并以“元帅万岁”结束了他的信息.同一天，Archambaud奉命发出第二份秘密电报“贝当与拉瓦尔达成协议，但在回复之前，我们正在与德军占领当局协商.”
11月16日，贝当公开否认达尔朗与美国人的协议.
在部长会议上，拉瓦尔宣布他仍然致力于合作，奥芬辞去了海军部长的职务，拉瓦尔完全控制了政府.
可能法庭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但它的主要观点是明确的：拉瓦尔（一如既往）是邪恶的天才，“真正的贝当的确出现在加密电报中，只是在那之后，“真正的贝当”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了，正如Archambaud对当时情况的总结：“那些在1941年和1942年忠于贝当的人，现在认为他是一名囚犯，我们必须追随他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他的官方言论.”
“秘密电报”一直是为贝当辩护的依据，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如果真的有，意思是什么.1989年，11月13日那封电报的复印件最终在达尔朗的传记中发表.这证明了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如何解释它.事情一分钟一分钟地在变化，阿尔及尔和巴黎之间有那么多的电报在快速的来回传递，所以很难确定贝当认为他秘密同意了什么.

由于法庭上没有人愿意指控Archambaud说谎，蒙吉博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蒙吉博：所以有必要认为贝当没有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真实想的和在电报中表达的意思不一样？
Archambaud：是的，但是这个想法是通过我编码的电报发出来的.
帕恩：他的想法在他的秘密电报中已经表达出来.
蒙吉博:在我看来，秘密电报的信息价值有限.
蒙吉博的反驳很弱——一条信息即使是秘密的，也肯定是一条信息——但法庭没有机会深入了解更多细节.关于1942年11月事情的资料长达数千页.要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需要数周的分析研究.更复杂的是，在审判进行的同时，对那个混乱的一周里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文件以贝当签署的文件形式继续出现，这些文件被陆续补充到高等法院的审判档案中，但送达太晚，无法在审判时使用.例如有一份在11月11日发出的外交照会中，贝当向德国大使阿贝茨抗议对自由区派遣德军：
“我可能会再次抗议……我的威望对你来说是必要的……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决定，让我们达成谅解，一切都可以解决.事情还是可以修复的，你必须接受我的抗议.”
这是一个仍然相信德国会合作的宣言吗？这是他躲避德国报复的一种方式吗？什么代表了他的真实观点——是公开抗议还是私下向阿贝茨保证？双重欺骗和秘密信息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互相叠加到一起.事实上，贝当的反应可能更多地是由于困惑和疲惫，而不是由于算计和诡计.这位老人受到相互矛盾的建议的冲击，在最该选择的道路上摇摆不定——他只有坚持他最初给法国人的“礼物”，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
莫奈宣读了1942年11月8日部长会议的会议记录，表明允许德国人飞越法国领土和使用突尼斯空军基地的决定并非拉瓦尔一个人的倡议（正如Archambaud所声称的那样）：它已经得到了贝当的批准随后在11月10日又作出了一项更为关键的决定，授权德军在突尼斯登陆，但贝当在11月11日发给突尼斯的一份电报非常明确：“元帅决定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作斗争.”因此，当美军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巩固阵地时，维希允许德国人在突尼斯增兵，解放突尼斯还需要5个月的战斗.
不管有没有秘密信息，达尔兰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他都会改变立场.但在突尼斯，不幸的忠诚的埃斯特瓦上将无法让自己违抗命令，他对贝当的忠诚得到了贝当发来的贺电的肯定，他说他对埃斯特瓦的态度“非常满意”.在审判贝当的几个星期前，高等法院因对贝当的服从行为判处埃斯特瓦终身监禁.

缺席的犹太人.
犹太人的命运在控诉中两次被提及，其中一次提到了一种“羞辱性的合作”，这种合作“将所有类别的法国人置于法律之外，并像在希特勒政权下一样组织对他们的迫害，然后把受害者交给德国”.另一次问道“（维希）没有援引可能违反法国法和传统的理由，而是颁布了这些可恶的种族法律，这些法律如果交给德国占领当局处理，要好上百倍，如何为这一事实辩护？”
这两段令人费解的话将维希的犹太政策与通敌联系在一起，这是必要的，因为贝当被指控为“通敌”.但他们模糊了维希的反犹太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固有的，而不是德国强迫的.
起诉书也没有指明是哪些“种族法”存在问题.维希立即对犹太人实行了自己的歧视措施，这与德国人在占领区颁布的措施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1940年10月颁布的《犹太法令》，禁止犹太人担任公务员和其他一些职业.该法令还附有一项命令，授权将外国犹太人拘留在自由区.1942年，在德国的命令下开始逮捕犹太人，法国警方执行了这些行动.
贝当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邀请受害犹太人最为证人出庭，几乎听不到普通受害者的声音，法庭收到了许多被驱逐代表要求作证的信件.这些大多被忽视了.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目睹了一位老妇人向司法宫的警卫介绍“在下午的高温下，她穿着沉重的丧服，满身是汗”.弗兰纳说“她告诉司法宫的警卫，她的一个儿子被维希的士兵打死了，另一个死在了诺德豪森集中营.”她之前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拒绝入境.
检察官莫奈不喜欢别人偏离他的计划，他认为受害者的证词不会有什么帮助.对他来说，审判的目的与其说是回忆我们都知道的恐怖事件，不如说是解释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受害者的声音可能会营造“气氛”，但他最终会拿出“比你可能传唤的所有证人都更有说服力”的文件.蒙吉博驳回了他的请求，法庭还是听取了两名前抵抗者的简短证词，其中一人被驱逐到布痕瓦尔德，另一人被驱逐到毛特豪森.但两人都不是犹太人，法庭上没有大屠杀幸存者，也没有大屠杀受害者的亲属.事实上，当时在“被驱逐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这个词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来指代犹太人和作为抵抗者被驱逐到德国的人.大多数被驱逐的犹太人没有从集中营回到法庭现场讲述他们的故事.

历史学家最近对以下观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945年，没有人了解大屠杀的具体情况，或者犹太人只是想重新融入法国社会，而不想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注意.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成为法国政治家的西蒙娜·维尔多年后写道“我们想谈谈，但没人愿意听.”
1945年春天，紧张局势的一个来源是犹太人试图收回他们在占领期间被驱逐的房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新业主们组织起来，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是爱国者，是他们阻止了这些财产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么高呼“犹太人去死”、“法国属于法国人”时，巴黎发生了丑恶的事件.
在这种有毒的气氛中，犹太代表必须小心行事.解放时，法国的大多数犹太人，不管是世俗的、宗教的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成立了一个保护伞组织，即法国犹太机构代表理事会（CRIF）以保护他们的利益.1945年5月，委员会就贝当案件与CRIF接洽，要求其提供有关维希在反犹太迫害中所起作用的证据.CRIF委派了一名成员收集证据，但是两个月后，在审判开始前不久，CRIF指出仍然缺乏“证明贝当责任”的文件.该组织内部是否应提出正式请求在审判中作证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以微弱多数作出了反对出席的决定 .鉴于这几个月来，CRIF全神贯注于巴黎的反犹太事件，该组织倾向于对贝当案保持低调.

准备审判贝当的委员会确实建立了一个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档案，作为处理“法国与德国在国内政策上结盟”的档案的一部分.这份档案中有一些令人心酸的证词，例如，1943年1月，律师杰奎琳·朗在马赛的回忆：
“在拍摄照片的德国军官和同时充当警察的法国军官嘲弄的目光和笑声中，我们尽可能地钻进车厢，当时是上午10点，然后车厢门被关起来，封上了.我们非常缺乏空气，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封闭的.我的车厢上有60个法国人和外国犹太人.没有水，没有水桶……我们在旅途中提出要求，说有个女人快死了，需要喝点东西，但门从来没有打开过……在经历了一个晚上后，我们在周二的早上到达时，发现我们中间有一具尸体和三个疯了的女人.”
她最后写道：“我不知道贝当元帅是否知道这件事，所有以色列人被捕的事.”
更令人震惊的——因为它直接提到了贝当——是Abbé Glasberg关于里昂附近的Venissieux集中营的证词，1942年8月，800名外国犹太人被扔在那里.当时在场的里昂省长的代表听到了妇女与孩子分开的情况，对我说：“我们正在做一件多么可恶的事情！’我回答他说“可是你却这样做了.”’他回答我说：‘我们必须服从元帅！“
虽然这些材料没有在法庭上被引用，但在审判中，对犹太人的迫害确实受到了一些有限的关注.在公审前的审讯中，贝当说“我总是强烈地为犹太人辩护，我有犹太朋友.”1942年5月，当德国人要求维希像在占领区那样，给所有生活在“非占领区”的犹太人戴上黄星勋章时，贝当拒绝了.他还回忆说，他曾对极端反犹的犹太事务专员达尔基耶·德·佩勒波瓦说：“你是个折磨人的人”——尽管他的意思可能是达尔基耶也在折磨他.
让内尼和赫里奥特告诉法庭，当维希要求他们提供犹太议员名单时，他们拒绝了.在拉瓦尔的证词中，反犹主义也被提了整整三分钟.在法庭上的第二天，拉瓦尔讲述了1943年8月德国人要求对所有法国犹太人剥夺国籍时他的反应：
“我非常清楚他们想要什么，一旦犹太人被剥夺国籍，他们就会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我对德国人说，‘我拒绝’……不用说，元帅也同意我的意见.”
当然，事实要复杂得多，但没有人有足够的兴趣去进一步探索.
只有两名证人被专门传唤讨论犹太人的命运——而且他们都是辩方的.第一个是法国新教教会领袖巴斯德·马克·博格纳，他比天主教会更强烈地反对迫害犹太人，博格纳被传唤为辩方证人，而不是控方证人.他曾为自己是否应该同意作证而苦恼不已，但当他听说伊索尔尼也找到了一位天主教主教也为贝当辩护时，他才放心下来.最后，梵蒂冈不允许任何神职人员作证，那位主教没来.但博格纳还是同意出席.

楼主，我想问一下，贝当是真的主张君主制吗？如果纳粹胜利，贝当会怎么处理法国的体制？是建立寡头共和，还是建立贝当王朝，或者让奥尔良，波旁，拿破仑之一的后人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