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7月10日发生在维希卡西诺剧院的事情，最生动的故事来自社会党人莱昂·布卢姆，他是当时投反对票的80人之一.
布卢姆代表了极右翼所厌恶的一切。法国行动派（Action france - aise）的辩论家查尔斯·莫拉斯曾这样评价布卢姆，说他是一个应该被枪毙的人——但是得从背后枪毙.保守派痛恨他的犹太人身份，憎恨他的信仰.布卢姆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出道，他的一生都像一个萎靡不振的文学怪人，德雷福斯事件促使他从文学走向政治，并于1920年成为社会党领袖.对布卢姆的仇恨不仅仅是口头上的，1936年，他在巴黎市中心遭到右翼暴徒袭击，并在医院住了几天.选举后，布卢姆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总理.
面对纳粹主义，布卢姆重新考虑了他对和平主义的承诺.是他的政府开始了法国的重整军备.但在30年代，社会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许多人拒绝放弃和平主义.该党的副领袖保罗·福尔就是如此.
布卢姆也寄希望去北非，他被告知这件事会发生.接着，他听到了相反的声音，他讲了让内尼和勒布伦已经讲过的故事：6月20日上午，他动身去佩皮尼昂，下午到达图卢兹，然后奉命返回.回到波尔多后，布卢姆被告知，警方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于是他回到图卢兹，在报纸上看到了停战的消息，想起那一刻，布鲁姆的声音哽咽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我们背叛了她的盟友……我看到被占领并分裂成两部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接下来所有的肢解.我看到了那个可恶的条款，我想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根据这个条款，法国承诺把那些在我国国土上避难的“亡命之徒”、流亡者交给德国.”
最后，布卢姆于7月9日至10日在维希投票，大家一致认为，他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是整个审判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之一：
“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至今仍令我不寒而栗.在那两天里，我亲眼目睹了人们的变形和腐化，就像他们被浸在某种有毒的浴缸里一样.让他们改变的是恐惧：对街头游荡的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的法西斯团伙的恐惧，对军队的恐惧，对几公里外穆兰镇（Moulins）的德国人的恐惧.1793年5月31日入侵国民议会或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捕时，法国革命议会中的Maris团体也经历过同样的恐惧.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沼泽了.我再说一遍，这确实像某种人类社会的沼泽，人们所熟悉的高贵和勇气，在这里就在眼前腐蚀和溶解了……
我离开维希时，与其说是沮丧，不如说是凄凉.当我在走廊里最后一次见到激进派政治家卡米尔·肖坦普时，我对他说："那么，共和国就此结束了."他回答说：“是的，恐怕是这样！”

布卢姆在1939年至1940年的处境很奇怪,他完全支持开战，并深受雷诺的尊敬，但雷诺认为这位社会党人太有争议了，不适合加入他的政府.这样布卢姆就沦为了促成停战事件的密切观察者不是参与者.他显然是维希政权的主要目标，于1940年9月被拘留，并在里奥姆受审.他出色的辩护是审判被暂停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被送回监狱的原因之一.1942年11月，德国人占领了自由区，布卢姆和曼德尔一起被驱逐到德国.他们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附近，除了闻到阵阵怪味外，他们对那里发生的恐怖一无所知.布卢姆的拘留条件并不太苛刻，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和曼德尔都被德国视为可能的谈判棋子——他们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枪毙.
布卢姆在里奥姆的辩护被英国工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使他成为左派的国际英雄.人们热切地期待着他出席对贝当的审判.布卢姆的身体更瘦声音也更弱——他在法庭上只讲了几分钟，就有陪审员打断他，要求他大声说话——但他的身体似乎还没有完全康复，他的穿着一如既往的优雅，为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的兄弟戴着丧服.
布卢姆以他在1940年6月9日听到政府要撤离巴黎的回忆开场：“我一直抱着一种信念——一种幻想——巴黎会被捍卫，我想在战斗期间留在那里.”在朋友们的劝说下，那天晚上他暂时离开巴黎去找他的女儿.
“6月11日星期二，我回到了巴黎，我非常渴望得到一些信息，我想和那些可能还在那里的人保持联系……我发现全城已经空无一人，人们正在撤离.我意识到抵抗的念头已经被放弃了……我到处想找个人说话，最后我去了荣军院，去了军事长官那里……我既激动又痛苦地问：‘这么说，巴黎要被抛弃了？”
他回答说：“你想让我说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指示，没有命令，昨天我们接到魏刚将军的电话，我们正在等另一个电话，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对他说“巴黎不仅仅是首都，还是所有交通的中心，它有塞纳河的渡口……所以这一切都要放弃吗？”’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们在等一个电话，它随时都可能打来.”我绝望地离开了.

“我离开维希后就回到了乡下老家，9月15日我就是在那里被捕的."
到目前为止，布卢姆的证词一直是审判的高潮.由于他避免使用那些说明性修辞，让人产生其他的联想.每句话的措辞都充满了知性的考究也充满了艺术性.即使是对所有控方证人都充满讽刺的伊索尔尼，也承认布卢姆说话像“一个大领袖……流利而精准，尽管他的声音又细又弱，他还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缺乏激情——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此时记者席上的犹太籍人士情绪异常激动.
玛德琳·雅各布写道：“布卢姆颤抖的声音突然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时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布鲁姆一开口，往事就再现了.只有亲眼目睹布卢姆的眼泪，才能如此生动地感受到过去的遭遇.
下图布卢姆在法庭上发言


”

辩方的反击
在每个证人站在证人席上讲述他们的故事之后，辩方律师提出了他们的问题.这是一项微妙的工作，陪审团中有一半是抵抗组织成员，他们对任何对抵抗组织声誉的轻视都极为敏感.在对雷诺的辩方交叉盘问时，一名陪审员大声喊道：“我想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对雷诺还是贝当坦进行审判……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两个月。。。”
贝当的三位辩护律师，帕恩有时一个不幸的抽搐会使他的嘴看起来像牛蛙一样张开和关闭，勒梅尔经常提出了一些不重要的法律程序问题.最年轻的伊索尔尼很有头脑，但在现场他总是打断别人的习惯使对方也很苦恼.
在这三人中，勒梅尔是最咄咄逼人的，他在一直盘问雷诺时，注意到了雷诺的说法，即1942年11月德国占领自由区时，维希没有采取任何对应措施.勒梅尔驳斥了这一指控，他宣读了贝当在雷诺被德国人扣押后的抗议书.即使这只是事后的抗议，勒梅尔拿出这封信说”是否有许多自称为抵抗者的人，能在他们的抵抗档案中找到一封像贝当那样为他声明的抗议信.”陪审员们对这句极不得体的话大为光火.
伊索尔尼和帕恩对彼此保持警惕，不知是被雷诺的自信吓倒了，还是因为作为一名民事律师，他们不习惯咄咄逼人的提问，在雷诺的长时间证词之后，帕恩并没有计划提出问题.当伊索尔尼看起来好像要站起来时，帕恩低声说：“最好不要问任何问题.”由于伊索尔尼不愿转移话题，帕恩自己也站起来，开始问雷诺在1940年5月发表的一次演讲.雷诺轻而易举地反驳了这一说法，证明帕恩错误地引用了他的话.帕恩瘫倒在长凳上，嘟囔着如果有人问问题就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伊索尔尼则嘘声道“那是因为有人问了不好的问题”
在这个错误开始之后，帕恩的主要策略是引诱证人指向拉瓦尔.因为拉瓦尔还没有出庭，不用担心拉瓦尔的当庭反击.但大多数证人都避开了帕恩的陷阱，怀疑的种子已经被播下，拉瓦尔的名字进入了诉讼程序：
达拉第说：”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但我必须说，在我看来，有一个主要负责人要负责，而不是他的合作者.”
让内尼说“我在议会认识拉瓦尔很长时间……我一直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厌恶……我所知道的是，拉瓦尔采取了有力而有效的行动来促成停战，这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这与他天生的卑鄙和懦弱的本性是一致的.他对贝当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
布卢姆：“的确，在7月9日至10日，我们面对的是拉瓦尔.他是策划这件事的人.当被问到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时，他会说他得去问贝当，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决定这到底是贝当还是拉瓦尔该负责……但有一个假设不容忽视：他们都有罪……我确实认识拉瓦尔，但我并不真正了解贝当.他身上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神秘，我自己也不能满意地解释他行为的真正动机.”
伊索尔尼在提问时更有创造力，他仔细研究了初步证据.在询问勒布伦时，他提到了前总统说过的一些话，他要求对这些话保密，以免激怒英国政府，这涉及1940年3月28日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即在另一方仍处于战争状态时，任何一方政府都不得签署单独的和约.

证人发言是都背对着贝当坦说话，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坐在几英尺后面的贝当，有一个例外，当布卢姆在回答帕恩的问题时，谈到了贝当的“秘密”，他的声音变得很低，以至于蒙吉博法官要求他转过身来上发言，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布卢姆稍微向前移动了一下，直到他发现自己正好在贝当的前面，中间只隔着一张小桌子.（就是前面布卢姆转身那个图）.
约瑟夫·凯塞尔写道：“两人的目光相遇了，贝当微微抬起手.他苍白的嘴唇紧闭着，脸上的肌肉一动也不动，但随后他用双手做了两次手势，似乎在说不.”
这是一个难得的时刻，大多数时候，贝当瘫坐在椅子上，漠不关心，毫无表情，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除了他的眼睛快速地眨着.他就坐在扶手椅上玩弄他的手套.
一天，当摄影师们在开始前按惯例蹲在他脚下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无视他们，而是表现出一丝恼怒，拍打着手套，好像要把他们像苍蝇一样赶走.（见下图）.一位记者抓拍到了这一刻：“他的脸变得有生气了，他的举止显得傲慢.那个人突然显示出了一丝军事权威.但很快他又恢复到了正常的麻木状态，他的举止一如既往地令人费解.
玛德琳·雅各布告诫读者们不要产生尊敬或怜悯之情：“人们谈论他丑陋的面容，那是一张木头人的脸，一张狡猾的老农民的脸，一张没有高贵气质的脸……一张叛徒的脸……他的每一个特征，他的每一次眨眼，都流露出虚伪和诡计.这个人看起来很自私，只顾自己.
一些观察人士甚至怀疑他是否能听到谈话内容.他当然可以，一天，他对旁边的警卫约瑟夫·西蒙说：“保持冷漠是很难的，我尽我所能保持冷静，但这很难.”
有三次，让他的律师们惊慌失措的是，贝当表面上的冷漠几乎要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达拉第作证期间，一名陪审员提问迪耶普电报的事情，伊索尔尼、勒梅尔、帕恩和蒙吉博法官展开了一场深奥的讨论，以确定这封电报是否发出过.与此同时，贝当明显变得激动起来.他的脸变红了，他看上去好像要站起来.他的律师俯身阻止他，帕恩小声说：“什么也别说，不要回应.”由于大家都很清楚，贝当确实听到了什么，于是另一名陪审员（佩尼）插嘴说，以下是对话内容：
佩尼：在我看来，贝当并没有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他的名誉受到威胁，他就是能给我们对电报作出明确解释的人.
帕恩：他会在书面回答里解释的.
当帕恩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贝当说：“如何解释？我听力不好.我什么也没听到，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证明了一件事：贝当想听就能听到.
当天晚些时候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法庭告知贝当出示了他的部长名单.陪审员让·皮埃尔·布洛赫（Jean Pierre-Bloch）看到了这个机会：“我们正处于这场辩论的核心，这是一场针对共和国的阴谋指控……必须再次询问被告，他的部长名单是提前多久准备好的.”
蒙吉博法官命令被告站起来，当贝当似乎没有听到的时候，他身边的警察奉命让他站起来.
贝当：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听到.
蒙吉波：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你提前多久准备好了你向勒布伦总统提议的部长名单？
贝当：问题是什么？
帕恩又重复了一遍：
贝当：我确实先考虑了一些名字，但和我提出的名单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我口袋里的名单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我已经回答了.

在第一个星期，似乎没有人比米歇尔·克列孟梭的简短证词更能影响贝当的了，米歇尔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人，也不是外交官，对在法庭上辩论的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具体作用，他只是一战中法国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的儿子
米歇尔之所以出现在法庭上，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出奇地像他的父亲，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保守派政治家和抵抗运动人物乔治·曼德尔的记忆.曼德尔是克列孟梭在一战期间最亲密的议会助手，1944年7月7日，曼德尔在维希政权的最后几周被警察处决.由于曼德尔是犹太人，极右翼指责他出于个人原因将法国拖入战争.在雷诺政府中，没有人比他更坚决地反对停战.
曼德尔在马西利亚号返回法国时被逮捕.当德国人进入自由区时，他被驱逐到德国，在那里他与布卢姆待在同一所监狱.在被监禁期间，这两位截然不同的犹太政治家——一位是精明而慷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另一位是顽固而愤世嫉俗的保守派爱国者，他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44年6月，曼德尔被从监狱解救回国，却被维希的准军事警察组织Milice暗杀.
米歇尔后来访问了曼德尔被关押的波尔塔莱要塞，他个人代表已死的曼德尔出庭.
帕恩提醒法庭贝当曾抗议曼德尔被驱逐出境.米歇尔反驳说，贝当的抗议信是在他自己写信请求他在德国人到来之前把曼德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之后才写的.米歇尔清楚地表明，贝当对曼德尔的死负有间接责任，而且几乎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去救他.在法庭上进行讨论的时候，贝当涨红了脸，开始挥动双手.一位记者写道：“他整个人都在喊‘不’”也许那个时候勾起了贝当对米歇尔的父亲老克列孟梭的回忆.

也许他对曼德尔的死感到内疚，贝当的激动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米歇尔·克莱孟梭讲完后，一位陪审员问贝当是否愿意发表评论.他拒绝回应，一位记者说，突然间，就像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一样，他又放松了.他的脸又变得毫无表情，他放下双手，又恢复了沉默.
法庭已经从雷诺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魏刚的情况，魏刚在法国战役的最后几周担任法军总司令.7月21日星期二上午，当魏刚要出庭作证时，雷诺再次出现在法庭上准备好了笔记本，准备为任何对他名誉的诽谤辩护.自1940年6月以来，这并不是两人第一次相遇.他们最后都被关进了奥地利的同一个德国拘留营.对于这两个人，德国人故意让他们在一块，这是再好不过一种心理折磨了，他们彼此的仇恨并没有因为他们作为同一个敌人的受害者的新身份而变得模糊.在拘留营里，雷诺拒绝和魏刚说一句话，拒绝和他握手.雷诺和魏刚分开吃饭.有一次，雷诺从魏刚身边走过，却没有跟他打招呼，魏刚嘴里嘟囔着“流氓”.这一次，雷诺不打算保持沉默.
魏刚是直接从巴黎Val-de-Grâce军事医院的病床上来的，他身材瘦小，干瘪的黄皮肤像羊皮纸一样铺在脸上，沉重地拄着一根拐杖走进了法庭.老将军停了一下，在经过贝当面前鞠了一躬.贝当有些吃惊点头回应.由于年龄的原因，魏刚被邀请坐下，但他在作证过程中一直站着.他穿着平民装束，不像个军人反而像个律师.随着他对自己讲的越来越感兴趣，很明显他看起来很老，但他的头脑和以前一样敏锐，他的脾气也和以前一样暴躁.
魏刚是个简单的人，他出生在布鲁塞尔，有传言说他是比利时皇后的私生子，在一战期间，他在福煦元帅的参谋部工作，赢得了杰出参谋的声誉.和福煦一样，他以反动的政治观点而闻名，这一点在1940年6月与雷诺的一次交流中可以看出.雷诺曾表示，荷兰军队在战场上投降，而女王则带领她的政府前往伦敦，遵循荷兰人采取的解决方案并没有什么可耻之处，魏刚反驳说，没有哪个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能够掌握历史上君主制的合法性.
虽然魏刚签署停战协议的责任是无可争议的，但他在维希的角色是复杂的，他支持该政权保守的政治议程，谴责戴高乐反对停战，并视他为背叛法国合法政府的叛徒，但他也反对拉瓦尔的亲德政策.1940年9月，魏刚受命指挥维希在北非的军队，这一职位赋予了他相当大的影响力.停战协议限制了法军的规模，但法国在北非的军队还足够强大，足以将盟军挡在门外，这符合德国的利益——当然这些军队有可能有一天被用来对付德国.盟军一直希望魏刚会打破维希的中立，转而投靠他们.魏刚从未迈出这一步，但这并没有减轻德国人对他的怀疑.1941年11月，在德国的压力下，贝当最终被迫解除了他的职务.
魏刚证词的第一部分更多的是对雷诺的攻击，而不是为贝当辩护.他提醒法庭，雷诺让他在最后指挥军队——就在同一天，惊慌失措的法国外交部官员在巴黎奥赛码头的内务法庭焚烧文件.在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刻接受军队指挥权的人会被指责怀有个人野心吗？
这时候的任命给了魏刚一个信号，让他详细描述了他试图扭转军事灾难的努力：“有人可能会认为，从报纸上读到的某些报道，根本没有战斗，只是一个元帅和一个将军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在夜里策划他们的阴谋.”他煞费苦心地向法庭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直到6月12日，德军突破了他在索姆河和艾纳河后面建立的新防线，魏刚才通知雷诺，停战是不可避免的.他断然驳斥了雷诺认为他把“秩序”放在“荣誉”之前的说法.

魏刚证词的第二部分是迄今为止法庭听到的第一个为停战协议进行持续辩护的证词.在他看来，军队虽然投降，而政府之间没有同时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即停战），法国将遭受波兰或荷兰的命运.但是，如果法国政府继续在北非运作，那么法国本土在德国直接管理下所遭受的苦难是否值得呢？对魏刚来说，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幻想：北非缺乏防空系统和重炮，没有时间从本土调遣大量部队，德国将在利比亚的意军的支持下，通过西班牙进入北非.魏刚问法庭：“难道有人会说，在我们因投降而失去荣誉和法国本土之后……我们还能保住非洲吗？，不，我们会失去荣誉，失去本土，失去非洲.”
魏刚还认为，停战协议的一个重大作用是把德国人赶出了北非.他说，“当盟军到达北非时，他们发现了一个自由的非洲，他们找到了后来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法军的核心.因此，停战不仅保护了法国，它还帮助盟军赢得了战争.第二天，1940年法军的二把手阿方斯·乔治将军又重复了这句话.他还告诉法庭，丘吉尔曾在1944年对他说：“1940年6月，法国战役结束后，英国没有武器……因此，停战协议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希特勒犯了一个错误，批准了它.他应该进入北非，这样他才能继续前往埃及.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会很艰巨.”
丘吉尔真的这么说过吗？这当然不是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如果丘吉尔真的说了这些话，那很可能只是他对戴高乐的一次经常性的愤怒争吵时发脾气这么说的.但是，停战协议帮助盟军赢得了战争的说法，多年来一直引起争议的话题，此时把丘吉尔扯到一块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魏刚一讲完，他就面临蒙吉博法官和陪审员的一连串问题，难道魏刚错误低估了英国继续抵抗的可能性吗？正如他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所揭示的那样，英国将像一只鸡一样被拧断脖子.
魏刚回答“我正式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但要说……我断言，就像其他某些人在1940年6月声称的那样，英国的胜利是肯定的.啊不!我没有断言，我的预言能力还不够.在那一刻，英国在战争中孤军奋战.俄国与德国结盟.美国还没有参战.”
显而易见的反驳是，“其他人”不仅“声称”在1940年做出了这一预言：这正是戴高乐在1940年6月18日所说的话.魏刚与戴高乐的关系隐藏在陪审员皮埃尔-布洛赫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背后，他问魏刚在1940年是否收到过来自伦敦的信件.

魏刚：我很感激，既然你想让我说真话，如果你自己也愿意说真话的话，我不明白你的问题，这是个陷阱.
布洛赫：在伦敦的自由法国领导人给你在阿尔及尔的信（你收到了吗）
魏刚：你指的是谁？（他非常清楚答案）……
布洛赫：你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了吗？
魏刚:是的.
布洛赫：那你做了什么？
魏刚：我保留了它.信的结尾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向你表示致敬.”这不是给我写信的方式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以脾气暴躁著称的魏刚把棍子摔在地板上.那封有问题的信冷淡地邀请魏刚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戴高乐很清楚他不打算这样做.
另一位陪审员（Levêque）提出了他所谓的“审判的核心”：
列维克：你之前说过，停战不是和平.所以严格来说我们还处于战争状态.那么，你怎么看待你们的领袖，贝当可怕的叛国行为，他下令军队来对抗盟国，而这些盟国仍然是我们的盟友.1942年11月，是谁下令在北非与盟军作战？这就是这场审判的意义所在！
魏刚：不，陪审员先生，这不是审判的目的.这场审判关乎：停战还是投降.
列维克：不（在法庭上大喊）……问题就是叛国.
魏刚：……你永远别想让我对贝当元帅说这样的话，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之前谈到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志愿军（LFV）L.我说我不同意，在我看来，穿德国军服的士兵是不光彩的.
列维克：那领导他们的贝当呢？
魏刚：我说的不是贝当，我说的就是你的问题，你可以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但你不能逼我说贝当是个叛徒.
PS:魏刚出庭的场景

贝当开始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律师拼命阻止他发言，然而贝当突然跳起来说话了.
贝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后悔我的听力不好，有时我听到别人念我的名字，听到一些回答，但我听不清谈话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没有参与，但我刚才听到了魏刚将军所说的话，因为我坐得离他最近，在我看来，他说的完全遵循了我的想法.
蒙吉博法官对贝当终于打破沉默感到兴奋，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蒙吉博：魏刚曾说过，那些身穿德国军装的人是不光彩的，与他们为伍的领导人的态度应该受到谴责.你能解释一下这件事吗？
魏刚:是在问我吗?
蒙吉波：不，是贝当，因为贝当已经回答了……
贝当：我没听到你们在说什么
在魏刚发表证词时，雷诺一直在疯狂地乱写乱画，现在终于轮到他说话的机会.
他回顾了魏刚的论点：我为什么不解雇魏刚呢？因为，刚在几天前解雇了甘末林，这么快就解雇另一位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难道他忽视了法军的问题吗？相反，他提出的立即停火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更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将立即停止战斗。
魏刚又跳了起来.
魏刚：我看到雷诺先生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不再是投降，而是停火.
雷诺：在我看来是一样的.
魏刚：请把事情说清楚一些，投降就是无条件地投降……这不是一回事.为了停火（他在这里把停火和停战看作是一样的），需要有两方参与，如果一方停止战斗，另一方继续战斗.
雷诺：投降也一样……关键是停战有双重效果，它把法国舰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从盟军阵营中撤出……这违背了我们对盟军的承诺

当这两个人重新开始五年前的争论时，他们几乎是带着恼怒的心情被贝当二次突然打断分散了注意力.
当雷诺重新想到停战是对英法同盟的破坏时，贝当突然发问，丘吉尔在1940年说过“如果法国人要求停战，他不会责备他们”，这是不是真的？在这一点上，魏刚必须纠正贝当的错误.贝当又像往常一样昏昏沉沉的，很明显，他的律师希望他保持沉默.雷诺和魏刚又开始了他们无休止的争吵.矛盾的是，虽然这两个人互相憎恨，但他们都相信停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凯塞尔（Joseph Kessel）在《France-Soir》杂志上写道，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两人之间的仇恨.雷诺说完后，蒙吉博给了魏刚最后一次发言权，但坚持说这这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审讯可能会再持续三周.”魏刚最后的发言令人震惊，但也不无道理：
“我们交换了意见——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已经达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礼貌所能缓和彼此间暴力的极限.先生们，这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在危难时刻，保罗·雷诺先生，当他的肩膀无力承担他所急于承担的重担时，却高兴地找到了贝当和我……在这件事上，雷诺先生犯了一个领导人所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他缺乏坚定信心，不符合过去伟大领导人的榜样……在这一切之后，他指责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叛国！”
法庭上响起了欢呼声，蒙吉博马上结束了辩论，魏刚则回到军事医院等待自己的审判，雷诺显然认为和魏刚的恩怨没有结束.

来自美国的信
8月1日星期三，我们开始朗读前美国驻维希大使威廉·莱希海军上将的一封信，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热切地关注对贝当的审判.在战争期间，美国政策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它对法国的行为.罗斯福的政策是与维希的关系正常化，争取维希脱离德国.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持谨慎态度.
1941年12月，自由法国军占领了纽芬兰海岸外的法国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谴责了这一行动，这种对自由法国的谴责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报纸嘲笑这位国务卿.
1942年11月上映的电影《卡萨布兰卡》体现了美国民众对戴高乐的支持.在影片的结尾，鲍嘉离开维希政府控制的摩洛哥，加入戴高乐在刚果的军队.与他同行的是当地的法国警察局长（克劳德·雷恩斯饰演），他在与维希上级决裂后，在影片结束时将一瓶印有维希标准矿泉水扔进了垃圾桶.
罗斯福为了讨好维希，在1940年12月派他的朋友莱希担任驻维希大使.莱希的职位持续了18个月，直到1942年4月拉瓦尔重新掌权.甚至在他被召回华盛顿之后，美国还留下了两名临时代办.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与英国的摩擦，英国自1940年以来一直支持戴高乐.在对贝当的审判前几周，美国媒体曾广泛报道鲁吉尔教授声称他曾代表贝当访问伦敦的，丘吉尔忧心忡忡的对外交部说：“美国人没有资格向他们投掷石块.在火炬登陆前夕的新闻广播稿中，罗斯福曾提议把贝当称为‘我亲爱的朋友，凡尔登伟大而值得信赖的英雄’类似的话，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收回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在法国是会遭到唾弃的.”
罗斯福的政策在解放后给法国留下了对美国的怀疑，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不信任——“我不喜欢这个***的”他有一次评论道——但现在戴高乐是法国的领导人，对贝当的审判可能会让人想起一段令人尴尬的过去.
早在5月25日，贝当就在牢房里直接写信给莱西上将，请他在审判时作证：
“盟军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我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喜悦被一团日益增大的乌云所掩盖……我处于背叛祖国的被告的境地.”
莱希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的是一封难以回复的信，由于他现在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亲自作证是不可思议的.”莱希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大多数维希领导人的蔑视——拉瓦尔被称为“黑彼得”，达尔朗海军上将被称为“大力水手”——以及“自封的法国领导人”戴高乐，但莱希对贝当的态度明显更温和，他称其为“维希时期的好朋友”.然而，如果贝当看到过莱希给罗斯福的机密报告，他可能会更谨慎地寻求他的帮助.

在莱西眼里，他认为贝当更多的是受害者而不是叛徒，他在给贝当的回信中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亲爱的贝当元帅：
您6月10日的来信今天已由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转交给我，我从中了解到，由于欧洲事态的积极发展，法国得以解放，纳粹的野蛮行径得以消灭，而你却陷入了这种悲惨的困境.您要明白，作为参联会主席，我不可能把自己卷入法国国内的任何争论，我不知道你需要我回答具体什么问题.关于您需要我协助的对指控的回应，我一无所知.我对您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个人和官方态度的了解仅限于 1941 年 1 月至 1942 年 4 月期间，当时我有幸担任驻法国大使.
在此期间，我高度重视与您的个人友谊和对法国人民福祉的奉献，您经常向我表达您热切希望看到纳粹侵略者被消灭.
除了对法国无助人民的福祉和保护，我不相信你目前还有其他问题的顾虑.
在此期间，我与您私交甚好，为法国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
帕恩说莱西的这封信里有“十句话表明贝当总是为法国的利益而行动”，“10”是一个相当乐观的数字，莱希是给他说了些好话，但并没有帮到贝当多少忙.也没有引起多大兴趣.但法庭上发生的一切都比不上法庭外爆炸性的新闻：拉瓦尔将很快回国，自从被德佬带去西格马林根城堡后，就没有多少关于拉瓦尔的消息.

拉瓦尔此时很孤独，与贝当和布里农都保持着距离，他整天不停地抽烟，思考着有些人的忘恩负义，由于拉瓦尔在城堡里闷闷不乐的存在削弱了布里农伪政府的士气，德国人最终将他转移到几公里外的另一处住所.随着末日的临近，拉瓦尔开始计划逃跑.由于被拒绝进入瑞士，他设法乘坐一架德国飞机到达了西班牙.
拉瓦尔在西班牙的出现让佛朗哥感到尴尬，他得到了移居爱尔兰的机会，爱尔兰政府已经同意接纳他.拉瓦尔拒绝了，他说他不想像一个脏兮兮的包裹一样被人运过来.他居住在巴塞罗那的蒙特惠奇城堡，而西班牙和法国外交官正在研究方案.法国希望把他弄回来，但与西班牙没有引渡条约.最后，双方同意将拉瓦尔用飞机带到美国在奥地利的占领区，在那里他可以被移交给法国人.8月1日星期三，他在因斯布鲁克附近着陆，第二天被遣返回国.
贝当的辩护律师称，在没有预审法官进行全面初步调查的情况下传唤拉瓦尔是不合适的，很难想象法官会放弃听拉瓦尔讲话的机会，他在8月3日星期五抵达法国后第二天就被传唤出庭.
大家都在等待这拉瓦尔的到来.
PS:后面重点人物出场，The Pierre Laval Show。。

拉瓦尔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