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第四小节PÉTAIN’S RETURN的注释是下面这个，朱利安•杰克逊手头有大量的资料和弹药.

贝当的行动路线，前面说的是标红部分，每个地名他在干什么前面都说的很清楚了，最终在瑞士边境小镇瓦洛尔贝回国，然后去了巴黎.

贝当回国的消息在法国引起了恐慌，第二天，一位波尔多的政府官员向巴黎的上级报告说：
“这一消息……引起了人们的麻木.在公众舆论中，这导致了其他重大国际事件都没有人去关注，在那些仍然支持前国家元首但不公开表态的圈子里，很多人在私下议论，他们认为他当时做的是一个对他有利的明智决定.人们谈论他的衰老，他希望避免法国人在占领期间受苦；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人士非常担心，怀疑这是德佬故意放他回来想造成国内混乱.
审判的准备工作首先陷入混乱，正如一家美国报纸所言“对戴高乐来说，贝当是个烫手山芋.”在公开受审时，他可以顶嘴辩论，有必要审问检查他带回的文件.德国的即将失败也意味着许多被驱逐到德国的法国政治家也已经回国，他们也要接受质询，审判将不得不推迟数周或数月.律师莫瑞斯·加帕尔松用他惯有的愠怒口吻写道：
“除了少数狂热分子之外，每个人都对贝当的归来感到遗憾——对他活到现在感到遗憾......人们已经开始争吵了，这次不仅仅是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争吵，法国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
奇怪的是，那些先前大声疾呼要求审判贝当的人也感到担忧.在抵抗运动的圈子里，一个普遍的反应是，贝当的归来是希特勒为了在法国制造纷争而采取的一个狡猾的策略.甚至连英国观察家都怀疑，这是不是“这位元帅在希特勒的纵容下对他的国家玩弄的最后一种肮脏伎俩”.一家美国报纸的标题是：“贝当是德国对法国的新式武器V2导弹”.这一报道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即一名德国官员正式要求瑞士允许贝当回国.
不只是在法国审判的前景引起了忧虑，美国政府很担心其与维希的密切关系被曝光，而英国人则担心有传言称贝当与丘吉尔之间有秘密协议.来自加拿大的警告说，审判可能会“在魁北克重新激起有利于贝当的争论，因为贝当一方面是天主教会的捍卫者，另一方面是反英政策的捍卫者.”
戴高乐的档案中有一篇法学家的论文，似乎指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法，它认为目前组成的高等法院已不足以进行这种敏感的审判.目前的高等法院是在法国处于宪法还没重新修订的过渡阶段设立的，由于战争即将结束，很快就有可能选举新的议会，为什么不把审判推迟到那时呢？这样的拖延也可能会造成贝当因衰老提前死亡这样就不用审判了，但是戴高乐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贝当的审判再拖上几个月的时间.

没有人比戴高乐更不热衷于亲自审判，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36年前的1909年.在进入圣西尔军校前，19岁的戴高乐曾在53岁的贝当上校指挥的步兵团服役一年.三年后，戴高乐毕业后重新加入了这个团，当他被认为在1916年3月的凡尔登战役中阵亡时，是贝当写了一篇追悼词，赞扬他在战场上的勇敢.
尽管他们年龄和地位悬殊，但戴高乐显然给贝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5年，从École de Guerre（法国战争学院）毕业后不久，他被邀请加入贝当圈子.他在这里的一年并不愉快，由于多次与上面发生冲突，他的期末成绩很低，如果没有贝当的个人干预，他的成绩会更低.贝当想让戴高乐帮他写一部法国军队的历史，他当时正在写这本书，目的是为了入选法兰西学院.贝当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天赋，这位年轻的军官似乎是一位完美的代笔作家.1922年，戴高乐还写了第一本书《与敌人不和》( La Discorde chez l’ennemi)，这说明他的确有协作的天赋.
有好几年，戴高乐和贝当关系密切——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军阶和冷漠的性格.1926年，他们一起参观了凡尔登战场，贝当将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贝当是菲利普的教父只是个传言不属实），因为戴高乐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赞成贝当与一个离过婚的人结婚，但戴高乐一家还是经常与贝当一家一起吃晚饭，贝当曾抱怨戴高乐夫人只会在吃饭的时候谈论怎么做果酱.
后来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贝当找来了其他帮手来写书，戴高乐感觉被侮辱了，他写了一封愤愤不平的信，以一个上尉的身份给法国最受尊敬的军事人物写信，表现出非凡的自信——更不用说傲慢了.震惊的贝当向戴高乐保证，一旦书出版，他的贡献还是会得到承认的，但这本书后来也被搁置了，因为不再需要这样做，贝当已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938年，当戴高乐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他一直在帮助他写的那本书时，贝当试图阻止他.戴高乐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你可以在军事上指挥我，但不能在文学上对我下命令”，他们的关系从此越来越疏远.

1944年8月，当贝当被德国人“绑架”时，一大群人聚集在贝尔福为他欢呼.当他到达莫维拉尔村时，镇长热情地欢迎他，对他到来感到高兴而不是尴尬1945年4月，在他穿越瑞士的旅途中，他受到了欢呼声，在一行人停下来吃饭时，围观的人拿着酒和花束走近贝当夫人——尽管德贝尼将军很明智地建议在进入法国之前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当把他从瑞士边境送回巴黎的火车停在蓬塔利埃( Pontarlier)车站换车时，大约1500人聚集在一起，高喊着“打倒叛徒”和“把他送上断头台”.有人朝车窗扔石头.贝当夫人问卫兵：“我们会在这里被暗杀吗？”也许贝当在回家的火车上的感受与路易十六在1791年逃到瓦勒纳失败后被强行带回巴黎时的感受相似，也许贝当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留在瑞士也许更好一些.
蓬塔利埃的抗议集会是由GD组织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GD在法国各地张贴海报并组织游行活动，要求处决贝当.“把他送上断头台！”其中一人说：“路易十六背叛了，他付出了代价，贝当也背叛了，他必须付出代价.”5月31日在土伦，人民参加了在大剧院举行的对贝当的模拟审判.在克莱蒙费朗，7月14日，也就是大革命的纪念日，架起了一个用来处决贝当的模拟断头台.
自解放后，公众舆论对贝当的反对在上升，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民调出现了下面有趣的数字：
1.认为他无罪的人数在直线下降，从64%下降到了16%；
2.认为他该死的从3%上升到了44%；
3.这点很有趣，认为他有罪但不足以判死刑的比例变化不大，至少40%的人是这么认为的.

贝当被关在了Montrouge堡垒，这是19世纪在巴黎周围建造的环形堡垒之一.贝当和他夫人共用一间有两张床的小牢房.他们被允许每天在院子里散步，这里是被定罪的通敌者被枪决的地方，贝当牢房的窗户上也可以看到执行死刑的院子.
在法国的法律制度中，任何审判之前，法官要传唤被告，收集证据和审讯被告和证人.在这一过程结束时，就案件是否继续进行作出决定.如果需要继续，就要起草一份起诉书.在贝当回国后，现在需要进行补充调查.在第一次与贝当会面时，审讯委员会主席皮埃尔·布夏东（Pierre Bouchardon）也在场，只是宣读了指控：
“根据高等法院委员会4月23日发出的逮捕令，你被指控攻击国家内部安全并与敌人勾结，你今天对你被指控的行为有何评论？”
他回答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在审讯过程中，我会详细回答.”
当布夏东在欧洲胜利日那天第一次正式审讯时，贝当还没有自己的律师.在审讯期间，钟声响起，人群庆祝德国战败和欧洲战争的结束，除了他的夫人，贝当完全是一个人.他的反应混杂着逃避、推卸责任、失忆和困惑举几个例子：
关于1940年7月10日废除共和国的投票：“主要组织者是拉瓦尔……我认为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完全缺乏经验，我受到议员们的鼓励，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参与了一场非法的活动.”
关于停战：“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没有要求停战，法国就会遭受波兰的命运.”
1941年11月6日，他给极端合作主义的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LVF）的一位领导人的信中说，这体现了“我们军事荣誉的一部分”：“我从未在反布尔什维克军团的招募中发挥过作用……我看到了这封信，但它不是我写的，肯定有人以某种借口得到了我的签名，甚至是伪造的签名”
在1941年5月15日发给丹茨将军的一份支持法德在叙利亚谈判的电报中，作为我们“希望在新秩序中合作”的标志：“我不明白，简直目瞪口呆，我不记得这封电报了.”
5月11日，当再次出庭时，贝当拒绝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布夏东交谈，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上次停训是多么糟糕.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律师，费尔南德·帕恩，除了帕恩外，贝当还找了个一个叫做雅克·伊索尔尼（Jacques Isorni）的协助，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现在集合好了.

在贝当的案子中，除了来自维希政府的60箱档案外，材料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审判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描述说，堆积到天花板的箱子挡住了通往办公桌的路：“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官方文件，很快就把我们的走廊和办公室弄得像战时的战壕一样，为了减轻查阅资料的工作量，从国家档案馆调来了一支由档案保管员和古文字学家组成的队伍.据说，只有一个人——能在这个迷宫中找到出路.”
维希政权的混乱意味着很多文件的出现是偶然的.1944年9月，一名前维希军官带着三份文件向当局自首，这三份文件是姆萨梅斯特尔在前往德国时委托他保管的.军官把它们缝在了他妻子皮大衣的衬里.其中一张是贝当在40年8月写的一张纸条的照片，上面说，他在1940年被迫判处戴高乐死刑，但从未打算执行这一判决.
几个星期后，在维希附近发现了一只旧木箱，上面写着“Etat-Major du marsamchal psamtain”，这又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再一次又和姆萨梅斯特尔有关，1944年10月14日，这个箱子被移交给新的当局.第二天，守卫这只珍贵箱子的警察午休回来时，发现箱子被三个自称是当地抵抗组织成员的人拿走了.但几个小时后，它又出现了，看起来完好无损，大概是因为这几个抵抗组织承认是假货他们只是在找钱.当箱子终于运到巴黎时，媒体称这个箱子为“贝当的箱子”（la malle de petain），并声称里面有他的“秘密档案”.
装在这些箱子里面的文件确实包含了有趣的材料.例如，1941年7月，达尔朗给贝当写了一封便条，申明他希望继续“由你决定”的合作政策，贝当在边上注释道：“是的，但不是军事合作，也不是移交公众舆论无法接受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对这样一份文件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证明贝当支持合作但他给合作设置了限制，或者说，他只是被公众舆论阻止了，不能走得更远."

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压力很大的检察官还依赖于战争期间在纽约的法国逃亡者发表的反贝当主义的论战，当时纽约聚集了许多杰出人士.1941年，法国剧作家亨利·伯恩斯坦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还有1944年由记者安德烈·施沃在纽约出版的《贝当事件》一书.但是他们在停战协议签署后就离开了法国，缺乏占领时期的亲身经历，他们倾向于关注30年代发生的事情.
6月11日，第三名律师加入了为贝当的辩护小组，伊索尔尼找的那位被帕恩拒绝，帕恩推荐了自己的人选让·勒梅尔.勒梅尔41岁，年龄在他们之间.勒梅尔有一辆汽车，所以伊索尔尼不再需要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去Montrouge与贝当会面.现在审讯可以正式开始了.

辩护律师的首要任务是抹去5月8日那场灾难性审讯的所有记录，他们解释说那天被监狱外庆祝胜利的声音扰乱了情绪.为了避免贝当老糊涂给出不恰当的答案，律师鼓励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回答说，他会以书面形式回复.
比如就像下面的例子~
逃避或遗忘：
我给莫拉斯写信了吗？这是可能的，但我不记得了.
自欺:
我一直抵抗德国人，所以我不得不支持反抗军，抵抗运动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标志，但作为国家元首，我不能在占领者面前公开支持，我总是把那些对抗德国人的抵抗者和那些以此为借口犯罪的人区分开来.
推卸责任或撒谎：
当被问及拉瓦尔在1942年6月22日发表的表达他希望德国取得胜利的臭名昭著的讲话时，他回答说：
“很明显，我本应该发表相反的声明.但我只有辞职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国家的元首，在盟军即将胜利的时候，我必须让德国人在表面上感到满意.拉瓦尔是德国人强迫我任命的，我利用他来安抚他们，这使我能够隐藏我的政策的真正方向.”

关于叛国罪（与敌人勾结）.控方一直想找到证据让贝当承认这点.1945年6月19日的最后一次审讯时间很短，贝当被问及最近发现的两份文件，控方希望这两份文件能证明他犯有叛国罪.
第一份是1943年12月18日，贝当给里宾特洛甫的信，信中说“修改宪法将在公布前提交德国占领当局”.这封信的背景是1943年底，贝当试图把拉瓦尔赶下台重新确定自己的权威但失败了.里宾特洛甫给贝当发了一封愤怒的信，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要求和不满.贝当在回信里已经表面他彻底投降了
他对审讯者的回答，比其他许多回答都更充分，他不确定这封信是否已经发出，但如果已经发出，这是“纯粹形式上的让步”，因为他永远不会把立法提交给德国人批准，这是一种荒谬的主张，他说他有时“在他们的压力下被迫采取某些立法措施.”
第二份是1942年8月18日英加联军在迪耶普的失败登陆——被德军轻易击退.两天后，占领区的报纸发表了一份由贝当和拉瓦尔签署的公报，祝贺德国人成功地保卫了法国的边境.像往常一样，当面对一个让人棘手的证据时，贝当就会把此事归咎于拉瓦尔，但比这份文件更能证明有罪的，是几天前落到布夏东手中的份文件——令人尴尬但绝非叛国，这是一封在同一天发给希特勒的电报：
“鉴于英国最近对我国领土的侵略，我建议设想法国参与其自身的防御，如果你接受这个原则，我愿意研究细节.请将我的想法视为我希望法国为保护欧洲做出贡献的真诚表达.”
如果这意味着法国愿意与德国并肩作战以保卫法国的领土，那么这是朝着军事合作迈出的明确而危险的一步.文件前面有几句话：“请转交给贝诺斯特先生的随员德·格罗斯维尔先生”贝努斯特.梅钦是维希政府驻巴黎的代表，他致力于极端合作，但不被贝当信任.
这份文件有几个奇怪之处。为什么贝当没有通过通常的渠道与德国大使馆沟通？为什么要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格罗斯维尔和一个备受争议的梅钦？这份文件是否曾传达给德国人？难道它真的来自贝当吗？它没有像通常那样署名为“Philippe Petain”，而是以“Signed Petain”结尾.
调查人员对这份文件如此着迷，以至于派警察去采访负责从维希向巴黎发送电报的两名邮政工作人员，他们证实电报的原件是写在贝当的官方电报纸上的，但由于不熟悉他的笔迹，他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签了名.调查人员还采访了布里农的办公室主任他的秘书（兼情妇）西蒙娜·米特尔（Simone Mitre），以及他办公室的一名打字员.最后他们甚至找到了神秘的格罗斯维尔，他用了一个新名字在马赛为美国人驾驶卡车.格罗斯维尔告诉他们，他从未听说过这封电报，而且由于他从未与德国人接触过，所以不知道该把电报传给谁.

控诉书中较短的部分追溯了贝当在1940年7月之后的“叛国罪”：“不仅是可耻的合作，而且是对德国的臣服.”证据包括：对德国战争机器的贡献，1941年允许德国人使用法国在叙利亚的机场，1942年11月在北非向盟军开火.
在最后定案的时候，戴高乐的司法部长、法学家和前抵抗者皮埃尔-亨利·泰根告诉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官员，控方将“相对较少关注”1942年11月之前的事情，因为辩方可能有机会提出辩护，控方将更多关注1942年11月之后的事情，但戴高乐坚定地认为贝当的原罪是签署了停战协定，这是之前发生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控方采用泰根的方法，审判任务会更容易完成.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在哪里举行宣判？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它需要一个比普通法庭更宏伟的环境，一个能够容纳更多观众的地方.巴赞是在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受审的，而路易十六则在国民代表大会中受审.问题是，如果是设在卢森堡宫，会影响到参议院工作，另一个可能的地点是凡尔赛，但人们认为凡尔赛宫离巴黎太远了.政府希望避免被指控为进行脱离公众的单独政治审判，于是选择了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也有说是选择这里，是因为担心最后宣判的声音在更大的室内怕被人听不到。。

政府还接受了另一项要求，即在《官方公报》（法语《国会纪要》）上公布审判过程的完整速记记录，很少有公众能够旁听审判，记者的位置也受到空间限制，但每个希望旁听的人都有机会阅读辩论的每一个字.
1945年8月1日的GD杂志《Regards》将审判的画面与最近解放的集中营的尸体并列在一起

巴黎的司法宫是一座与法国历史密切相关的建筑，它位于首都中心，在西堤岛（Île de la cit）上，那是塞纳河上罗马人定居的地方，距离巴黎圣母院只有一步之遥.也是法国国王的第一个住所，它从13世纪开始合并了圣礼拜堂，用来保存真十字架的碎片.14世纪末，当查理五世国王将他的主要住所搬到河对岸的罗浮宫时，皇家法庭仍留在岛上.从那时起，法院就一直矗立在这里.在这座建于19世纪的古典式的宫殿外后面，许多中世纪的建筑还保留着.司法宫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圣礼拜堂镶嵌在其中，在它的北侧，可以俯瞰着塞纳河，是古监狱的中世纪塔楼，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监狱.法国大革命期间，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许多贵族和革命领袖都被关在这里，对他们的审判是在另一个地方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路易十六，他在河对岸的国民代表大会受.自1934年以来，贡塞杰里监狱就不再作为监狱使用，但宫殿里仍然有一些牢房，囚犯被临时关押在那里.这些牢房离司法警察总部很近，司法警察总部相当于伦敦的苏格兰场，位于Quai des orfires 36号
7月22日星期日中午前后，贝当正是被赶出了Quai des orfires 36号的大门，他是乘坐一辆囚车从Montrouge过来的，a panier à salade意思是窗户上的铁丝网，这是一种法语俚语，指的是囚车，他的律师声称，他们对一个法国元帅竟然像一个普通罪犯一样被运送感到震惊，但这样做可能不是为了羞辱贝当，而是为了避免引起人们对他到来发生抗议暴动的保护措施，贝当直接被带到宫殿里的房间，离法庭只有几步之遥，那是为他匆匆准备的，在审判期间他就住在那里.这个临时居住房间是由一个法庭书记员的办公室和地方法官的衣帽间改建而成的里面有两张床给他和他夫人，隔壁还有一个洗手间.为了安全起见，可以俯瞰庭院的窗户都被用砖堵住了.邻近的办公室改造成他的两名护士、他的医生和他的狱卒约瑟夫·西蒙的工作地点.

在贝当到达的前一天下午，陪审团宣誓就职，高等法院由三名法官和二十四名陪审员组成-（含十二名抵抗组织成员和十二名议员，议员是从1940年投票反对贝当的80名议员中选出的）.伊索尔尼对陪审员的素质不屑一顾：“这些人还算正派，大多数都很诚实……头脑简单……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元帅的憎恨.”
今年夏天，美术馆和博物馆继续开放，游客们涌向卢浮宫，观看四年来首次展出的珍宝.其中最重要的是《蒙娜丽莎》，在战争期间，它被转移到至少四个不同的法国秘密地点，直到1945年6月才回到巴黎.对于那些渴望参观大皇宫“希特勒罪行”大型展览的人来说，时间只剩下一周了.16岁以下的人禁止入场，展览的目的，根据介绍，不是为了“传播恐怖”，而是为了定义什么是“战争罪行”.
周末戴高乐访问了布列塔尼.周六，他在雷恩发表了一篇演讲，概述了他对法国宪法未来的看法.自解放后，在戴高乐临时政府的领导下，法国一直处于宪法不稳定状态.直到1945年5月战争正式结束，没有人挑战这种局面，因为还有不少法国人仍然在德国战俘营中苦苦挣扎，无法举行适当的选举.既然囚犯们都回来了，就必须对未来做出决定.戴高乐一直承诺，他会就法国的未来征求法国人的意见，并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即1940年的现政权让法国失望，应该进行改革.
现在，他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议在选举的同时举行全民公决，询问新议会是否应该被指定为“制宪会议”，并被赋予起草新宪法的任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第三共和国就会被取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法国将回到1940年7月的状态。全民公决还会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议会被指定为制宪会议，它是拥有完全的主权（就像1793年和1848年的情况一样），还是宪法必须经过另一次全民公决批准（就像戴高乐所希望的那样）？
关于这些建议的辩论将于7月27日星期五，即贝当审判开始的第四天开始.对于记忆深刻的法国政治家来说，全民公决让他们想起了拿破仑三世赖以掌权的全民公决.这些都是遥远的回声，但也有更近的回声.一位发言者在辩论中问道，1940年的灾难是（如戴高乐所认为的）制度造成的，还是个人造成的？毕竟，这些机构在1914年至1918年间运作的并没有那么糟糕，他反思道.也许1940年6月的问题在于“失败主义的永恒倡导者”贝当？那些讨论法国未来的人心里总是想到贝当，就像那些在法庭上讨论贝当命运的人心里总是想着法国的未来一样.

第一天出庭
1945年7月23日星期一清晨，人群开始聚集在司法宫大门外,现场由600名警察看守，甚至在圣礼拜堂的屋顶上都有警察站岗.中午时分，记者们开始陆续进入法庭.第一批人中有路透社的传奇记者哈罗德·金，他想要一个好座位.大多数法国记者都熟悉这里庄严而阴沉的环境：褪色的百合花墙纸、深色的镶板和木凳，天花板上面画着“真相保护无辜，不受谎言和诽谤”的讽喻画，法庭中央安装了六排木凳，以容纳额外的记者——它们的浅木色与法庭其他椅子的颜色不协调，新木头的气味仍然可以闻到.三排长凳留给法国媒体，三排留给外国媒体.
记者后面是24名陪审员的长椅，抵抗组织代表在左边，在法国媒体后面；议员在右边，在外国媒体后面.外交使团的代表坐在法官席后面，大多数大使馆只派了低级官员，但捷克大使几乎每天都会来，也许是希望收集有关1938年法国人在慕尼黑背叛他的国家的信息.法官席下面是速记员和摄影师.
在一排排记者长凳之间的狭窄通道里，为被告放着一把扶手椅，后面就站着一名警察.前面是一张小桌子.“证人席”放在前面几英尺的地方，证人对着法官说话，背对着在他们身后几英尺的贝当.庭审的照片显示，他经常捂着耳朵听庭审内容，他的耳聋部分是出于现场战术考虑，但考虑到法庭在空间上的安排，他很难听到证人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贝当的律师就坐在他身后，检查官莫奈坐在律师左边的位子上，在外国媒体后面.在辩护律师后面的长椅上，证人可以坐在那里观看审判.第一天，在这些长凳上，挤在一起的是已经解散的第三共和国的一些最著名的人物：一位总统和三位总理.